独家 | 追思农业问题专家“改革老人杜润生”
中国农村改革与“一个符号”的贡献
（资料图片）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李成刚
在11月5日财新智库和中国经济时报联合举办的“改革老人杜润生追思会”上，近200人的会场陆续坐满了听众，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刘守英主持，翁永曦、孙方明、张木生、赵树凯、徐小青、袁崇法等出自杜老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这些“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的农口精英，以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农业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蒋亚平、国务院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之女吴阿丽、杜润生之女杜霞和外孙杜帆等人共同追忆杜润生对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及其圆润温和的人格魅力。
会场充满缅怀先辈光辉业绩、探寻农村改革政治智慧、传承三农事业坚定信心的浓厚氛围，出于亲身经历而发的对杜老的深深尊敬让与会听众感同身受。就在追思会结束，听众退场时，记者身边的一位年轻女士悄悄问：“杜润生是谁？”
记者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就像在核工业领域问“三钱”是谁，在护士群里问南丁格尔是谁，在哲学家中问苏格拉底是谁，在小朋友中问奥特曼是谁一样，怎么回答呢，在中国的农业、农村领域，杜润生是谁？他们往往会最简单地概括：“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或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的表述更加精确——中国农村改革的上下互动，中间有没有杜润生这道符号，历史会大不相同。
时至今日，新中国的农村制度变迁已经积累了60多年的各种经验，在这60多年中，每一项具有重大、深刻影响的制度安排，无论是内容或背后推手，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有杜润生的现实贡献或农业思想在发挥着作用。他几乎与每一届中央领导人都有交集，正因为他对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影响，熟知他的人才赞誉他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梳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历程，就不难发现其中杜润生的诸多身影，追思中国农村改革的风起云涌，就不难发现其中杜润生的政治智慧。
土地改革与农村合作化
根据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剥夺地主的土地、房屋、牲畜等财产，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耕者有其田”。经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全国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5000万公顷土地和大量房屋、农具等生产资料。到1952年，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消亡，土地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释放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1952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48．3％，粮食产量增长了44．8％。
因为杜润生在中南军政委员会主管土改的工作成绩出色，他被推荐为中央推动农村土地改革的主要“参谋”，他提出的土改应分三个阶段进行的建议都变成中央政策要求向全国发出。
农民获得土地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因为分散而产生了一些问题。在此情况下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互助合作，为指导农民的互助合作，党中央于1951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关于互助合作的会议，并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到1955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达到6038．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0．7％。
互助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以自愿互利为原则，实行共同劳动、互换互用生产资料。到1953年下半年，特别是1955年开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急躁冒进、强制命令的倾向。
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提出在工业生产和经济上“超英赶美”。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考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充分肯定了这种组织和名称，提出“人民公社好”。同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指导下，各地农村从高级合作社向人民公社加快过渡，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很快就席卷全国。
因为了解农村，希望国家政策温和推进的杜润生不能跟上大干特干的形势，被毛泽东批评为“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为此，杜润生被解除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离开了农村工作的前沿。
追思
孙方明（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现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若干年前有幸与杜老一个锅里吃饭，因为抽烟的问题，杜老曾对我说起他的理念是“坐怀不乱、淫心不死”。我一直琢磨这两句话的意思。坐怀不乱，就是杜老的定力，不管是诱惑、压力、挫折、波澜、荣耀，全都能一一化解；淫心在佛教里是一句禅语，就是参与、关怀，思想自由驰骋。所以，杜老是一个非常守规矩，同时又想像丰富的人。他是那一代人中间的精灵。
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终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政治条件。在安徽省农民发起了包干到户的同时，全国各地农村也相继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系农产品产量的责任制。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以会议纪要形式印发全国。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中，中央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群众创造的，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生产责任制的新形式。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对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再次给予肯定。1983年1月2日，党中央颁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文件，高度评价了包产到户为主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强烈的示范效应作用下，包产到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进一步发展。到1983年末，全国已有1．75亿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所有责任制中的比重达到97．8％。
随着包产到户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为传统经济体制配套的人民公社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出来。1979年，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开始启动了人民公社政社分离的改革。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建立乡政府，此项工作要求在1984年底完成。乡镇政权的建立和村民委员会的形成，标志着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最终解体和新的农村管理体制的产生，国家利用行政干预，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动摇。
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之后，农业生产出现超常规发展。从1982年起，短短几年间中国农村改革迈出了大步，实现了快速推进。由杜润生主持起草的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82年明确提出包产到户；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多种经营并存创造以市场竞争促发展的新局面；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并由农村政策研究室等国家五单位共同提出今后10年增强农业后劲的8项建议。
这些工作的发起、组织和推进工作，在中央层面的具体操作者和推手，最重要的人正是杜润生。
追思
翁永曦（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现从事国情调研）
杜老是一位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理念，并能够讲究方法的共产党人，他一生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就是解决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在农村问题上花了很大的力气，但这些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977年、1978年之后，农村自发包产到户，一些有勇气的官员支持农民尝试在生产组织形式上解决温饱问题，但这是意识形态的“禁区”。正是有万里、杜润生这样的共产党的干部，顶着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实现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承诺，创造性地琢磨出“农村生产责任制”这样一个中性的词，把包产到户作为生产责任制的形式，谁都没法反对，从而撬动了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引发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变革，太了不起了，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
到杜老晚年还有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农村土地问题。因为承包也好、经营权也好，并不归属到土地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得到解决；二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形式。杜老提出，中国现在有两件事情要破题，第一是如何用市场经济来激励人，第二是如何用民主政治来团结人。听了后我佩服得不得了，这两句话清晰简洁，而且直奔要害。
张木生（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现为中国税务学会副秘书长）
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杜老能够在波澜不惊中，把毛主席搞起来的人民公社请下了神坛，而且社会没有任何恐慌和振动，这是了不得的政治智慧。杜润生用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搭天线、接地气”，既符合了国家政策的转向，也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做到了为农民着想。能提出这样的改革主张，在于杜润生“不唯上，只唯实”的作风，并且能够采用圆润合适的方式，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前进。他有坚持，不管是多么大的领导，也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重，但是他一定会坚持说实话。同时也有变通，杜润生经常教导后辈：“中国的事情，不是说逻辑多么完美、道理多么深刻就能行得通，而是大环境、小环境允许你在生你养你的地方能够这么干。”
有一次一位中央管经济的领导把杜老请进中南海，请他分析自己设想的粮食敞开收购、封闭运行和顺价销售，结果杜老很轻松地说，“某某领导啊，你这是计划经济的回潮啊，你这个做法不仅在中国行不通，全世界都行不通。”
还有一次杜老带着几个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年轻人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时，一个青年人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最早提出的“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轻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听了这话，这位青年很冲动，向中央领导人发了脾气：“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轻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小伙子，你慢慢说，我们认真听，刚才没听懂。”会后，出了门，随行的人问杜润生，不怕闯祸啊。杜润生一笑：就是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老家伙投石问路啊。
杜老晚年身体状况不好，但也时常都惦记着中国农民和中国的农村改革。杜老曾非常清楚地跟我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只完成了农村改革的三分之一。”1989年杜润生最后一次见邓小平时曾提出农民组织问题，小平同志认为可以找一两个省试点，但因为特殊原因，农研所解散，这个想法最终就搁浅了。
袁崇法（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现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
我进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后分进二组，就是文件起草组。对中国农村改革影响深远的那5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印象深刻。每年文件的起草时间是一整年，采用了长年不断连续滚动的方式推进，动员组织了和各个阶层、领域、部门的知识和智慧，尊重群众、基层干部的创造，每一个文件都衔接得非常好，没有断层。绝对不是少数的精英的闭门造车。所以才有“允许……允许……也允许”、“可以……可以……也可以”这样的表述方式出现在中央正式、重要的文件当中。这种表达方式的背后，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对基础、对农民、对一线创造的尊重。
上世纪80年代，有人曾说，“杜老领着一帮精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学西方的东西，在农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那个时候制定农村文件的起草，完全是调查研究，真正从基层发现问题、梳理问题，提升提炼，编为国家政策。
张晓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杜润生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改革的5个“一号文件”为什么真管用？是因为它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又通俗易懂，能够回答农民和基层干部最关心的实践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杜润生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问题上的理念，他懂“三农”，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为什么人”来制定政策始终是一个根本问题。
城镇化与一整套新的农村管理制度成形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的流动趋势日渐成熟，虽然国家政策也允许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但因为1988—1991年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压缩投资规模，实行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城镇就业形势恶化，为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国家要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离土不离乡”，同时严格控制“农转非”的过快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之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又再次掀起热潮。
200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更加积极的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开始大幅度地改变中国农村面貌和农民的户籍身份。
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当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要降低1个百分点。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宣布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终结了2600多年农民种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农业税的取消使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
与此同时，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农村低保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等一系列举措，使一整套新的农村管理制度逐渐形成，这些制度变迁，才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农村经济社会更加繁荣昌盛。
追思
郭书田（农业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
杜润生一生各阶段都与农民站在一起，全力指导农民突破各种禁区，推动农村改革决策和发展历程。杜润生农业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他的两个文稿中有直接体现：一个是1995年的《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说》，另一个是2008年的《中国农村改革漫忆》。他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民主政治建设的村民自治、进城务工的农民大潮等几个问题上都有深刻的思想和突出贡献。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农村改革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应从杜润生的遗作和思想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加以丰富发展，形成新生产力。这是对杜润生老人最好的怀念。
赵树凯（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9号院”（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地为西黄城根南街9号）在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能制定出那么多效果良好的中央文件？这和杜润生的工作方法密不可分，可以说杜老开创了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新传统。
杜润生的工作方法可以概括为五句话。
杜老的第一句话，是要求“9号院”的工作人员要有“三种精神”：献身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让大家畅所欲言，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
杜老的第二句话，是对“9号院”机关建设提出的要求：要办成知识库，不要办成“货栈”。意即要多储藏点东西，不要“今天进货、明天批发”。
杜老的第三句话，是讲究调查方法。他要求“9号院”所有的研究课题都要有农村调查。杜老曾讲，回顾过去，凡是注意调查研究，我们的工作就能做得好；凡是不注意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就都出来了。此外，调查要长期化、系统化，杜老还要求属下的年轻人一年至少要有半年在农村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这样亲身体验，就不了解农村，就不够格做农村工作”。从1980年到1984年间，杜老走遍了25个省、240个县，有时候出差一次就能在外面待一个月，有些地方还会去两次，观察几年间当地的变化情况。
杜老的第四句话，是做研究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强调归纳法，是因为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有了归纳法，就能够把新事务归纳进我们的视野中，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但如果不恰当地过度使用了演绎法，就有可能把固定在自己脑中的经验，当作用来指导一切的前提。
杜老的第五句话，是要讲究思想方法。当年，有一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当时杜老即说自己是“没有主义”，“要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杜老曾经引用邓小平的话，“只要国民经济上去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没有主义”的表述虽然简单朴素，但是含意深厚。
杜帆（杜润生外孙）
我觉得外公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老人。
小时候上机关幼儿园，有一次老师要求小朋友们说一下家里年纪最长的、最厉害的人是干什么的？我说外公是搞农村工作的，结果大家哄堂大笑。坐在前面的小朋友说：“我知道了，你家是村长。”
长大后我体会到，老爷子的工作追求，实际上就是改变人们心里对农民的不屑、瞧不起甚至是鄙视。他并不是追求通过“给农民怜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而是希望每个人真正从心底里认识到衣食用度都是来自于农民。他希望人们对农民的尊重应该来自于对农民的依赖，而不是出于慈善。他所追求的不是自己著作等身，因为制定了什么政策、文件受人尊敬，也不是自己一生的故事脍炙人口，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受尊重，所有的农民都有人权、幸福起来。
如今，“三农”改革仍在进行，希望老爷子期待的“让农民富足、过上体面生活”的愿望，能够继续传承，直至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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