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请就位》最尴尬一幕：宁要勇敢的笨拙，不要精明的沉默

比有一种可怕，叫自我压缩。

作者：林尉，来源：书单（ID：BookSelection），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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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曲：纯音乐-《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有心机”的郭晓婷

破坏了人际交往的“潜规则”

前两天，看综艺《演员请就位》，有一个片段让我特别震惊。

演员郭晓婷在台上，跟导演告状，说搭档杨志刚不配合排练很遗憾。

结果弹幕里一片骂声： 这妹妹在那告状呢、心眼真多。

杨志刚是谁？

提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知道，但看到这张脸你应该就有印象了。

他是市场评定最高级S级的70后演员，《铁梨花》《打狗棍》《勇敢的心》等各大热播剧男主。

对比之下，郭晓婷只能算娱乐圈新人了。

她最为人熟知的角色，应该是《仙剑奇侠传》里的花楹。

这两个人搭档的《受益人》，可能是《演员》里唯一没排练的节目：因为杨志刚不配合，他们在上台前，总共就排练了3次。

郭晓婷一次又一次跟他商量，希望多排几次，建立情感交流，但他一意孤行，还要按自己的想法改剧本。

最后出来的效果不好看。

而对手组呢？

反复排练，拿了最佳。

郭晓婷无法理解，她当着导演的面，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

看到这里时，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因为她一讲完，全场就沉默了好几秒，更加衬托出了她的不合时宜。

弹幕里有人骂她“心机”，也有人说她“情商低”“太较真”“得罪人”。

这让我觉得很可悲，难道说实话就是有心机？不肯吃哑巴亏，就是情商低吗？

这一幕，简直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郭晓婷的做法？

因为她破坏了中国人人际交往的“潜规则”。

也就是说，她“坏了规矩”。

“不要生事，以和为贵”

中国人讲究什么？

无讼。

讼，就是告状。

老话说，“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

中国人历来追求无讼社会，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里写过，以前律师是被蔑称为“讼师”、“讼棍”的。

一个到官府打官司的人，会被人们所不齿。

告状，被认为是一种“搬弄是非”的恶行。

举个例子，打离婚官司在西方非常常见，但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不道德、不体面。

而郭晓婷在台上直接揭穿老前辈不配合排练，就像是跑到了县太爷面前喊冤，大家不仅不会同情她，还会觉得这个小姑娘“不懂做人”，甚至会被恶意揣测，是在“出卖别人”。

你看，中国已经从乡土社会蜕变，但对诉讼的固有观念，依然留存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

更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在《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提供过一种“正确的维权方式”：

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

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

但不敢保证，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

估计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

但你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的气放掉。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

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

总之，就是不能正面起冲突。

当然了，这是王小波的调侃。

事实是，很多人受了气，不仅明面儿上不能撕破脸，私下里也得学会吃哑巴亏。

小说《狗夫200天》里，女主张老太是个爱较真的老奶奶，她报的驾校，存在一种潜规则：每天中午，教练会带着学员去他们拿回扣的饭店，那里的饭菜比寻常的饭店难吃点，贵点，但又不至于难吃和贵太多，餐费所有学员AA。

张老太不能接受，她问大家：“为什么要来这儿吃？凭什么教练不用掏钱？”

没有一个人搭理她，大家反而觉得她很奇葩。

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反正也没多少钱，摊分到每个人头上就几十块，大家都心知肚明让教练赚点回扣，没人爱计较这个。

比起个体的公平公正，大家更追求集体的安宁和谐。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吃亏是福”“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枪打出头鸟”，却没有人教过我们要为自己的权利发声。

这就是大部分国人的思维模式：不要生事，以和为贵。

自我压缩的人格

为什么我们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要维持人际的和谐？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历史学家孙隆基对中国人的群体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孙隆基说：“中国人的“身”是由“人伦与社群关系”去组织，而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因此就恒常地处于人情的磁力场的包围中。”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自我”其实是不被看见的。

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人身上贴满的标签，他的年龄、等级和层次等。

想想看，我们跟陌生人打交道时，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你今年多大了？

做什么的？

结婚了没？

这其实，就是为了确定你和对方的长幼和尊卑。

不同等级的人，给予不同的面子。

年纪大的、等级较高的人，就得多给一点儿“面子”。

因为中国社会，是一种熟人化的社会结构，大家都是熟人，熟人之间当然要照顾到彼此的面子了，这样才能维持长久的关系。

所以郭晓婷和杨志刚搭档排练，杨志刚就有话语权，郭晓婷得战战兢兢。

这就像是你刚入职场，跟公司的老人分配到同一个项目，哪怕前辈倚老卖老，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要是工作还是没做好，老板问责，你还得安静地把锅背了，不然就是出卖队友，在老板面前惹是非。

可是如果我们认为，集体的和谐比个体的公平重要，我们就会习惯用懂事或者听话、沉默、逆来顺受等等——去换取社会观众的赞许。

如果我们认为公然保障自己的权益是不恰当的，那么我们就会更能容忍被别人占便宜，也就更容易受人利用、摆布与控制。

这被孙隆基称为“自我压缩的人格”。

比起精明的沉默 

更需要勇敢的笨拙

比自我压缩更可怕的，是我们还会用这一套思维去压缩别人。

孙隆基讲了一个故事。

读大学的时候，一位国学大师来学校演讲，结束后系主任就叫上出席的人一起去吃饭，也不是正式的公宴，是他本人掏的腰包。

系里有一位教授当时没去听，自然也就没被邀请去吃饭，没想到，这个教授大怒，说该国学大师是自己老师，系主任不邀请他，故意排挤他等等。

系主任向他道歉，但他仍没完没了，要系主任写悔过书。

这非但很不公道，也是令人失尊严的要求，系主任觉得很难做，但系上两位乡愿式的教授却出来打圆场，说好说歹地劝系主任“大人有大量”。

结果，悔过书写是写了，闹事的一方意犹未足，在书背后批了几句侮辱性字句，丢了回来，那两位乡愿又来将系主任按下去，叫他好歹再顺从对方一次。

在这期间，有人看到系主任在办公室内暗自流泪过几天，他在马路上行走时心神恍惚，最后出了车祸。

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大人必须要有大量，受了委屈，咬碎牙也要往肚子里咽，而小人，却正因为是小人，反而有了作恶的道理，这不是很荒谬吗？

如果这样可以换来和谐，那这到底是真的和谐，还是妥协呢？

说回郭晓婷，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她其实一直是个勇敢的人。

曾因N号房事件发长文，自曝幼时遭性骚扰的经历。

学生时代，有位语文老师每天给她发暧昧短信，她直接用生硬的文字回辱了对方。

看不惯老师对其他女同学动手动脚，她会跑去向校领导投诉。

这是一个对权力压迫很敏感的人。

在我看来，她代表了年轻的一代——她们拥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们没学会“背锅”。

而我们却要在这个时候捂住她的嘴，告诉她：为了这点事，没必要；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撕破脸不好看；万一以后人家给你使绊子，多不划算。

这看起来是为她好，但本质上是一种二次伤害，因为这些话都是在告诉她：你受的委屈很渺小，不值一提。

可是再小的委屈，也是事实不是吗？

凭什么犯错的人，被视为“合理”，而发声的人，却成了“祸根”呢？

这太可悲了。

有句话说，如果天空总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蜷伏于墙角。

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也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们。

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虫。

点亮在看，比起那些精明的沉默，愿这个世界有更多郭晓婷式勇敢的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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