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贱人就是要矫情:一个社会学的解读
推荐 | 作者:何明修 来源:巷仔口社会学 | 编辑: 阿凡的 |
社长说
谁能告诉社长“贱人就是矫情”的英文翻译是怎么来着?社长读书少,请不要骗我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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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贱人就是要矫情
一个社会学的解读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矫情」似乎是我们日常生活常做的事情。当我们周遭有人遇到事业不顺、感情纠纷等不如意之事,作为朋友当然是要表达关心,提供协助。但是不可否认,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不是真的那么关心对方的处境,有可能因为交情不够,或者当时的身心状况。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义务要展现出来很在意的样子。
理所当然,当自己成为苦主时,我们也知道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嘘寒问暖,也许只是场面客套话,不需要太认真对待。一个真正通情达理的人不会交浅言深,对于点头之交的问候语,我们通常不会挑心挖肺,倾诉内心真正的想法。这样的道理就像是脸书的「赞」,大部分情况是意味着「我读到这篇留言了」,或是维持友谊的公开宣示,并不代表对方完全认同,并且喜欢版主所写的内容。
简单讲,「矫情」就是隐藏我们内心真正的想法,配合公众与社会的要求,呈现出被期待的那个样子。就这点来看,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无处不矫情,服务业要有顾客至上的态度,课堂教师需要展现出诲人不倦的精神,学生被要求全神贯注、认真听讲;在公交车或捷运上,连乘客都需要对于老人与孕妇主动让座。这些表演的义务是强而有力的加诸在我们身上,无论我们当时的实际心境为何,几乎都没有不遵守的可能性。
Goffman对于「矫情」的分析
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在1959年出版了经典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in Everyday Life) ,他解答了这个为何必得「矫情」的谜团。Goffman认为,所谓的社会不外乎是一列系我们要配合演出的角色,一旦进入某一种的角色情境中,我们就需要顺从其角色要求(role expectation)。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进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将被肯定的那个面展演出来(例如销售人员以客为尊的殷勤),而将令人不悦的部分偷偷隐藏起来(例如面对无理取闹的客户之无奈)。基于这样的要求,我们需要进行观众隔离(audience segregation),在空间上划分出别人看得到的前台(front stage)与看不到的后台(back stage)。试想一想,有多少人用餐客人看到内场厨房实际状况,还愿意大快朵颐?
对于许多读者而言,Goffman的看法常是被认为过于愤世嫉俗、犬儒主义(cynicism),彷佛我们所处是一个虚情假意的世界,在其中没有任何一点真心诚意。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而浮浅的解读。Goffman的核心关怀并不是指责社会的伪善,或是个人的奸巧,而是指认出社会生活中的必要道德成份。
伪善是邪恶对于美德的致敬
一个平庸而缺乏想象力的看法是,道德意味着大家都遵守一定的规则,没有发生任何背德行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社会学的思考指出,道德的力量并无法确保不会产生违背规范的行为,它的力量在于,这些行为一旦出现之后,就会被公众指出来,并且加以谴责,标签成为负面的榜样。一个社会之所以是道德,并不在于大家都循规蹈矩,完全接纳了某些共同的规范,而是在于我们都需要「矫情」,抑制自己私人的情欲与好恶,配合情境的要求,扮演好应有的角色。
可以这样说,Goffman的讨论深化了西谚「伪善是邪恶对于美德的致敬(hypocrisy is the homagewhich vice pays to virtue)」之意涵。换言之,我们当然厌恶伪君子,因为他们似乎都是带有某些不良的意图,试图骗取我们的信任;但是更可怕的其实是毫不掩饰的真小人,因为他们的行为才是真正挑战我们共同信奉的规则。
举例而言,很多男性政治人物是大沙猪,对于女性有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但是目前我们所接受的游戏规则即是,谁敢公开讲出自己的偏见,就算是「失言」,需要公开道歉,要不然就别想在政界再混了。理所当然,大部分政治人物的道歉很可能不会比鳄鱼的眼泪更真诚;但是尽管如此,如果真的有政治人物敢捍卫自己的「失言」,甚至宣称自己的看法有科学根据,那么社会大众真的可以接受这种情事吗?
「矫情」是必要之恶,为了维系共同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将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如果这一点可以确定的,那么下一个要解答的问题就是,为何「贱人」比「非贱人」特别需要「矫情」?
为何「贱人」比「非贱人」更「矫情」?
我们先还原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所谓的「贱人」,原意是社会地位较低下的群体,而不是品德有缺憾的人。对于中国宫廷贵族而言,所有的老百姓都是「贱人」,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也同样是来自于统治阶级的偏见,我们才不知不觉中将地位低下等同于品德缺憾。这是统治者的顾影自怜与自我沾光,意味着拥有权力即是代表道德与伦理上的优越性。因此,我们目前口语中「贱人」,总是带有道德非难的指控。
一个不难发现的情况即是,越是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的人,越是需要「矫情」。无论是在日常经验中,我们都知道,老板可以对下属颐指气使,但是后者却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台湾人常描述的工作经验即是「吃人头路、装乎搥搥,吃乎肥肥」(台语)。Goffman一系列对于社会互动的研究,精确地掌握了各种幽暗、隐讳的潜规则,但是很可惜地,他没有将权力的因素纳入考虑。如果说是弱势者特别需要隐晦自己的真正情感,但是强势者却往往免于这样的要求,那么这对于我们思考社会压迫,会有何种的启发?
Goffman未能发展出来的政治社会学议题,由政治人类学家James Scott所继承,并且进一步解答。在1990年出版《支配与抵抗的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of Resistance)一书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观察:「没有支配体制不产生对于人类尊严的例行侮辱与伤害:劳动成果的占有、公开的羞辱、鞭打、强暴、巴掌、猜疑、鄙视、仪式性污蔑与其他」。因此,在承平时期,被支配者学会如何在这种残酷的体制中生存,他们将其不满隐藏起来,外表表现出一幅恭顺的样子。换言之,被支配者往往需要强大的情绪管理能力,不满只能默默地往肚内吞。
JamesScott的分析:弱者的「矫情」也可能挑战支配体制
Goffman指出,社会表演涉及公开的「前台」与看不见的「后台」;在这个基础上,Scott强调任何社会支配也具有两面性:大家都看得见的公开场合是强势者的天下,他们设定了一套「宫庙堂仪」,要求弱势者按照官方的剧本演出,周而复始地表演出恭敬从命的姿态,这即是所谓的「公共脚本」(public transcript),但是在一旦处于支配者所看不见的角落,被支配者却采取「隐藏脚本」(hidden transcript)的策略,例如各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因应之道,试图避免更多损失,或是为自己赢得更自由的空间。越是处于极端不平等的压迫,例如奴隶制,公共脚本与隐藏脚本的落差越大,也意味着弱势者更需要「矫情」。
那么是否统治者会看穿「矫情」的假象?Scott认为有很多可能情况。某些愚笨的统治者相信从属者的公开表演,以为这即是现存的社会秩序,也是应有的社会关系。但是他们忽略了从属者无所不在的日常抵抗,不断地在私底下挑战支配体制的极限。也有些比较精明的统治者看到从属者的表里不一,有些时候似乎只是在做表面工夫,而不是真诚演出。
在这情况,统治者通会采取一种本质论的解释,他们往往认为是地位低下者本身缺乏教养、或是品德不良,而不是归诸于支配关系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在几乎全世界的传统支配情境下,「奸巧」(cunning)是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刻板印象,也因此才出现了中国宫廷贵族所说的「贱人就是矫情」。
「矫情」的两种可能性:社会展演与弱势者的维生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矫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为了社会生活所必得要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持共同的道德规则,我们不得不隐藏赤裸的自我,呈现他人所期待的样子。另一种「矫情」则是弱势者被迫采取维生手段,如果他们不按照有权者所规定方式行事,他们的生计可能丧失,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因此,社会学的分析也引导了几项结论。首先,请不要再讲「贱人就是矫情」。对于现代多元而开放的台湾而言,这种中国封建的道德观只会带来负面的作用。更重要地,说人就是说自己,将这种台词当作流行俏皮话使用的人实在是在「自我作贱」,因为我相信,他们很多时候也不敢讲出真心话,经历「心事谁人知」的无奈与苦闷。
其次,我们要尽可能消除权力所带来的「矫情」。现代社会讲求的是功能分化、平等主义、与对个人的尊重,从古代的师徒制到现代的师生关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不受限节制而缺乏民主可苛责的权力,往往导致极端的不平等,这迫使弱势者需要不时「矫情」,如此一来就容易丧失人性的尊严。
最后,无论怎么样民主化的社会,权力作为一种协调公共行动的元素还是不可能完全消失。在制度上,我们可以尽可能改善,避免权力的滥用。但是对于在位者而言,更重要是一种基于反思之后的修养,如果不懂得更审慎而自觉地使用权力,那么还是有可能制造了在下位者被迫「揣摩上意」,导致「矫情」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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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问:
贱人就是矫情,用你所学的学科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