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不信，离婚领域也存在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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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倩 张兰 来源：性别经济学 （ID:gh_c104235eb88d）

编辑： 雪梨

社长说

“女强人单身多，单身多女强人”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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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越成功，离婚几率越大吗？

离婚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已经成为不能忽视的议题。离婚是好事坏事? 哪类人群更容易离婚？离婚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有何不同？离婚后生活、事业和情感的发展如何？

本文利用最新的劳动经济学文献分析“成功”的男性女性在离婚问题上的不同选择，从性别的视角探讨离婚。

成功人士的婚姻似乎额外不幸，特别是成功女性。奥斯卡金像奖有个著名的爱情魔咒，维基解释为“奥斯卡的迷信——女性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女主角之后很快会被男朋友或老公出轨，或者离婚”。

熟知的例子比比皆是。从演出《律政俏佳人》和《一往无前》的Reese Witherspooon在获奖后8个月宣布离婚，到五次被评为“全球50位最美丽的女人”和拥有所谓好莱坞最美胸部的Halle Berry在获奖后几个月发现被劈腿后分手，到扮演《生死时速》和《特工佳丽》的Sandra Bullock在获奖后十天发现婚姻问题四个月后火速离婚，还有Julia Roberts，Kate Winslet，Gwyneth Paltrow等等。

其实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男主角后离婚的男性也有，但比例跟女主角差别很大。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成功对男性／女性离婚率的影响一样吗？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是不可兼得的吗？还是只有女性的职场成就需要以牺牲婚姻为代价?

成功对离婚率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吗？

这个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但是要得到科学严谨的答案却不容易。

一方面，职场晋升与离婚的数据不易获取。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职业上获得成功的男／女性可能拥有某种特质使ta们本身就是易离婚的群体，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内生性的困扰。

或者，其实成功前已经有感情出现问题的征兆，导致女性在事业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后来取得成功，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反向因果关系。Folke和Rickne的《All the Single Ladies》一文利用瑞典独特的政治制度，通过巧妙的研究设计解释了这些问题，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严谨地揭示了女性职业成功与离婚率的因果关系。

文章利用瑞典的真实数据观察三组人群——成功竞选成为市长、成功竞选进入国家议会、以及成为大公司CEO的三组人，结果发现获得最高等级工作提高了女性的离婚率，但对男性没有影响。

越是传统的家庭——妻子比丈夫年轻三岁以上，并且女方承担更多产假（瑞典的产假是夫妻共同休，十八个月的产假中男性需要承担最少三个月的产假）时，离婚更容易发生。

在双薪家庭（男女双方的收入都不低于家庭总收入的40%，也不高于家庭总收入的60%）中，如果女性的晋升使得家庭的收入结构从“平等”变为女方是家庭主要的挣钱者，即女方收入超过家庭收入的60%，则晋升后三年内超过15%的人会离婚；而在相应的男性群体中(从“平等”收入变为男性收入超过家庭收入60%)，只有3%的人离婚。

以竞选市长的一组为例。抛去瑞典独特的政治制度细节不谈，我们只需要知道文章比较的是竞选市长成功的女性vs没有竞选成功的女性，而且竞选成功与否完全跟能力无关，只跟选举制度／政党有关。

换个方式理解——两组女性完全一样，一个很幸运地成为市长，另一个很不幸没有成为市长，竞选是否成功完全是随机事件。同时我们比较竞选市长成功的男性vs没有竞选成功的男性，然后把男女两组在竞选前后婚姻持续情况的差距进行对比。

左边一栏是女性竞选前后婚姻状态的对比，右边是男性竞选前后的对比。实线代表竞选成功的样本，虚线代表竞选失败的样本,纵坐标显示的是“样本维持结婚状态(没有离婚)的比例”。

从左边的图可以看出，竞选前（红色垂直线左边）两组女性的婚姻稳定度一致，但是实线所代表的新任女市长们在竞选成功之后维持婚姻的比例明显持续下降（实线比虚线低,且距离不断加大）。

而右图显示，实线所代表的男性新任市长们在竞选成功后维持婚姻的比例上升（表现为实线略高于虚线）。与未竞选成功的女性相比,竞选成功的女市长们在晋升三年内离婚的概率要高出7－8个百分点。

计量经济学的处理加入女性性别变量和晋升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可以体现“成为市长”这一事件对于两组男性样本的离婚率差异和两组女性样本的离婚率差异是否存在不同影响。也就是说不仅仅看晋升对离婚率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看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性别歧视。

研究表明，竞选市长成功对离婚率提高有明显的贡献，但都是对女性市长的影响而不是对男性市长的影响。事实上在“非常接近的竞选（胜出一方的得票率优势小于2.5%）”样本中男性晋升之后婚姻稳定率有所提升。晋升使女性保持已婚的可能性降低了5-11个百分点。

这个效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用对照组，即未晋升女性的离婚率作为“正常”离婚率的基准（4年时间内6%），那么7个百分点的估计值就意味着在相对较短时间内，晋升会导致离婚率增加一倍以上。除了“非常接近的竞选”样本中男性成功后婚姻稳定率有提升之外，晋升对男性的婚姻持久性并没有显著影响。

无论是竞选市长成功还是竞选国家议员成功(上图左)，还是晋升成为企业CEO(上图右)，三组结果都非常相似。晋升成为CEO的女性在三年内离婚的可能性是晋升男性的两倍多。

事业和家庭：

男性可兼得，女性须平衡取舍

文章研究职业成功对男性和女性婚姻稳定度的影响，揭示职业晋升会导致女性离婚率增加一倍以上，而对男性则无影响。这是历史上首次科学严谨地确认离婚领域里的性别歧视。

事业和家庭对男性是兼得，但对女性则是平衡取舍。这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体现。个人职业进步和提高家庭收入的分工不一定对所有家庭都是积极的正向因素。晋升和收入模式按照男性主导的传统规范转变对于维持婚姻可能会有正向的影响，而与传统规范背离的模式转变则是婚姻效用下降的来源。

要知道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全球性别差距最低的国家之一瑞典。即使是在这个我们当作范本的性别国度里，晋升到高层职位都极大增加了女性离婚的可能性，但并不影响男性的婚姻。相关研究甚至表明，女性会主动阻止自己的职业生涯前进以避免比丈夫更成功（Bertrand，Kamenica，and Pan 2015），而且由于家庭压力，她们比男性更有可能避免寻找高层职位（Silberman 2015）。

Bertrand et al(2010)考察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历届MBA毕业生后发现，女性为了家庭会选择竞争不太激烈的岗位，或者退出竞争激烈的岗位，随着时间延长，与男同学的收入差距拉大。那些没有结婚的女性毕业生，则可以一直坚持在竞争激烈的岗位上，其收入水平不亚于男同学。

对于男性来说，家庭可能是事业的支柱，而对女性则可能是事业成功的阻碍。

在性别歧视问题上，男性能否置身事外？

文章跟踪了晋升后4-7年的未来发展，发现离婚女性的职业发展更好，她们的收入也高于没有离婚的女性（进一步支持了“女性守住婚姻的代价是牺牲职业发展”的说法）；而男性在离婚后则相反，职业发展会变差。

所以，当我们大力倡导协助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不仅是对女性整体福利的提升，同时也是避免影响男性群体的职业发展。

职场天花板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自己为了平衡事业和家庭而不得已做出的 “理性选择”，目的是不提高离婚的风险。这些为了维持婚姻而在职场上做出的妥协不仅阻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更影响到整个社会和经济。

要事业还是家庭不应该是女性群体自我面对的选择，而是全社会应该共同正视的问题。只有在男女共同的努力下，我们才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个体、家庭和社会的更高稳定性，以及更好的幸福效用。

婚前的充分沟通以及调整对家庭模式的预期

研究表明，越是传统的家庭里，女性的职业进步对家庭带来的压力会越大。那么——如果你是希望职业进步的女性，并且期待婚姻稳定，那么找到和你期待值一致的另一方非常重要。你不希望在事业成功的那一天,发现现状有悖于结婚初期夫妻双方的期待而面临婚姻事业二选一的局面。

在《All the Single Ladies》研究里,获得高层职位的女性在结婚初期仍然处于高度传统的婚姻模式之中——女性通常比配偶年轻，并且承担大多数的产假。这些因素可能是由夫妻年龄结构和家庭义务的社会规范所决定的。

这意味着男性的晋升与双方在婚姻形成时的期望是一致的，但对女性来说晋升反而会造成现状与预期的不匹配，从而在双方需要重新就角色和分工进行谈判时引发更多的压力。

其实社会学关于工作环境与亲密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压力的研究也确认了相同的模式。例如Coverman 1989年的文献中已经提到，如果晋升引发夫妻双方在家庭和有偿劳动力市场上的角色重新谈判，那么一个人职业生涯中的关键转折点（晋升或失业）可能会对婚姻关系造成特别大的压力。这种重新谈判，或“角色倒转”，更常发生在女性获得晋升的时刻。

离婚一定是坏事吗？

我们在性别经济学和劳动力市场国际研讨会上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哈佛大学经济系的Claudia Goldin——全球性别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问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离婚是坏事？

社会对于离婚的讨论，其潜台词似乎表达着离婚是个坏事。事实上，对每个个体和家庭来说，幸福家庭的效用大于离婚，离婚的效用大于不幸福的家庭。假如离婚的决定是理性的，停止不幸福的家庭是个提高效用的行为。

重要的是，离婚本身并不是结局。理性离婚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片断，是通往自我了解、各种可能和崭新未来的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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