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春节没完，他们逃回来了
推荐 | 作者：安超 来源：本文选自《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社会学考察》，《青年探索》2015年第4期 双月刊·总第196期 | 编辑： 鳗鱼 |
社长说
又要开始工作了，一大波“春节综合症”即将来袭，请大家做好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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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一睁一闭，春节假期就过去了，又到了回归工作的时刻。
通往广州的列车上，对坐的6个人闲聊起来，从回家参加了多少场婚礼聊到今年过年花销又超出预算多少，最后纷纷苦大仇深地感叹着“又要上班了”，看着既感伤又满足……
曾经人们背井离乡打拼，时常思乡情切，畅想逃离北上广的自在；现在却又在返家后感到无所适从，迫不及待想要逃回北上广的快节奏之中。
“逃回北上广”是与“逃离北上广”相伴而生的，其相关群体主要是“青年白领”，多为出身劳工阶层的“70后”与“80后”大学生（“北上广”，指北京、上海、广州）。尽管农民工也常往返于“北上广”，但他们仍处于社会流动的底层，其迁徙是平行流动，相对应的词语是“用工潮” 和“返工潮”。“逃回北上广”的代表群体是受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相对于父辈而言，他们已经是成功向上流动的一代。
当下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对于“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研究感性描述太多，理性分析较少，对其生存状态的描述过于悲观；对于原因的分析比较消极，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强调他们是“被逃离”的，忽视了个体的能动性；另外，现有研究缺乏个人关照，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本土语境的分析。因此，针对上述不足，笔者在反思“逃回北上广”现象的基础上进行了问题界定、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
自我宣称与他人评价
“逃回北上广”包含三个过程：来到、离开与重返，笔者将“重返北上广”现象界定为中下阶层知识青年“向上-向下-再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并选取了农村大学生林夕（化名）为个案开展质性研究，了解被研究者林夕的身份变化和自我宣称，揭示其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意义解释，研究框架如图一。
2007年，林夕通过考研来到北京某医科大学深造；2010年，林夕硕士毕业后试图留校未果，并因故离开北京回到山东T市人民医院工作；2012年，已在家乡工作两年的林夕因故辞职，通过考博重新回到北京。“家乡-北京-家乡-北京”，林夕戏称这条迁徙路线为“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屌丝逆 袭路”，从硕士到医生到博士，面对“看似光鲜的高文凭”，林夕却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过程，笔者提取了一些本土概念，并绘制了林夕的迁徙路线图（见图二）。
林夕和他人的叙事集中在林夕的三个阶段——硕士、医生、博士，以及三个身份——文凭身份、职业身份、情感身份的认识变化和认识差异上。
（一）文凭身份：人文价值不敌实用价值
林夕对自己文凭身份的自我宣称经历了三个阶段，这种变化反映了林夕对于“文凭”作用的认识和反思——从实用价值到专业价值。
第一阶段，林夕实现了第一次向上流动，认为文凭可以帮助他进一步向上流动，对文凭转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持有高期待，以为考上了硕士，户口迁了，自己便成了“北京人”。
第二阶段，林夕向上流动失败，于是反向流动，林夕认识到文凭并不能转为高经济收入、高社会地位，文凭“贬值”了。
第三阶段，林夕试图再次向上流动，不过这一次林夕不再刻意谋求文凭转化为高社会地位、高经济资本，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文凭的“专业价值”，对自我实现的重要性。
而林夕的母亲却始终以实用价值为重——“换饭吃，换钱花”。林母对于林夕“硕士”“博士”身份的认识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觉得文凭具有“时效性”。文凭的主要作用就是 “换饭吃，换钱花”，认为文凭的作用就是可以交换利益，如果在一定的年龄，文凭还不能兑现成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便应让位给现实。30岁的人要完成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赡养父母等一系列责任，如果文凭不能转化为实际价值，高文凭的继续获取可以暂缓。因此，林母认为林夕读到“硕士”就够了。
林夕同事王某也认为，“文凭就是敲门砖，进了门，在我们这里，就要看谁的关系硬，谁更会来事了”。
显然，对于文凭身份的认识，林夕与家人和朋友是有冲突的。经历过高等教育和都市文化熏陶的林夕，认可文凭的独特价值，认为文凭除了可以获取现实资源，还应带来尊严感、自我实现等。 而林夕的母亲和同事认为文凭的主要作用是交换现实利益，要在一定年纪之前换成“票子、房子、妻子、孩子”。
（二）职业身份：专业精神不敌功利主义
林夕对医生身份的解读是“专业的技术，一流的境界”，一要医术，二要医德。医术首先表现在专业性上，要求自己“在反复实践中不断掌握，做好质量控制”，而医德“更重要的是所表现出 来的精、气、神……临床不仅仅是靠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还需要推己及人、海纳百川、慎独自律 的圣人情怀”。
即便在工作期间备受打击，情绪低落，林夕仍然提醒自己“不忘初心，要达到一心施救，除此别无他想的纯粹境界”。
与林夕不同，林母觉得“老百姓最喜欢孩子当医生，当老师。男孩子当医生，走到哪里都不会失业，都有人送钱，是人就会生病嘛。女孩子最好当老师，工作稳定”。林夕回到家乡当医生后，林母更高兴了，“孩子在跟前踏实，如果他山高皇帝远，我和他爸指望不上。孩子在北京，买不起房子，我们也帮不了忙，不如回来，生活舒服”。
林夕的同事认为人情、关系比专业重要：“在我们这种小地方的医院，关系比文凭重，人情比技术硬”。林夕在北京医院实习的时候，虽然身份低微，尽管有关系、人情、金钱、权势的因素存在，但在看病的专业情境上，“专业能力”就代表权威，他说话护士必须听，哪怕是后台再硬也要让大夫三分；而在现工作单位，很多护士什么都不懂，都是走后门进来的，在这里，有钱的、有权的、有关系的才是“老大”！林夕对此颇为失望。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身份，林夕非常珍视，他认可自己的专业身份和精神，并以此为豪。然而，林母更重视医生的实用价值。在小城市，讲人情、拉关系之风更甚于大都市，有钱、有权、有关系才是“权威”，由专业知识而确立的“知识权威”地位无法凸显，医生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在对“医生”这个身份的认识上，林夕与林母及他人也是有冲突的。
（三）情感身份：责任感不敌负累感
如果说文凭身份和职业身份可以帮助林夕获得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本，情感身份便是林夕生活的感情依托，这些感情主要包括与家人、朋友、其他陌生人（同事和病人）的感情等，分别对应着林夕的身为长子，身为朋友和身为社会人的身份。
身为长子，林夕背负着光宗耀祖和传宗接代的责任与冲突。要“光宗耀祖”就要“背井离乡”，外出“读书”，但读书下来，一般人在年龄上已经少则二十五六，多则三十出头，往往误了传宗接代的责任。再加上林夕认为自己“相貌平平”，近几年“买不起楼”，结婚无望，面对父母的催婚，他有了很大的情感压力。
身为朋友，林夕经历着“熟人”与“陌生人”的冲突。家乡“有太多熟人，但却没有朋友”。 七大姑八大姨……慢慢都变成了自己的“熟人”，林夕与这些“熟人”之间慢慢变成了礼尚往来的“人际关系”，却没有了“朋友”，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没有了共同语言和兴趣的朋友，没有了情感交流，林夕在情感上倍感孤独，只能在网络上发泄负面情绪。
身为社会人，林夕经历着“信任危机”，尤其是面对同事和病人。他认为，这是因为“老百姓丧失信仰，唯利是图，缺乏信任，警惕一切，致使全社会人人自危，每个人心里都窝着一团火，导致各行各业矛盾重重”。
儿时家乡淳朴热情的待人之风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猜忌，几乎没有信任感。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情感动物。理性带来利益，情感带来幸福。然而这些情感身份，并未能给林夕带来相应的幸福感，反而让他倍感疲惫和沉重。
综上所述，林某最引以为豪的文凭身份和职业身份的重要价值——专业性、人文性与当地老百姓所珍视的价值——实用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他得不到身边人的理解与尊重，权威感和自我成就感非常低；林某的情感身份得不到足够的慰藉，为了追寻梦想，发展自己的“专业性”，获得尊重感和自我成就感，林夕选择了离开。
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身份冲突与文化适应
林夕身份变化和自我宣称背后存在着的激烈冲突，本质上是属于文化冲突，这是林夕重返“北上广”的主要原因，也反映了中国土地上发生着的文化冲突。
（一）新型乡土文化的产生与内部冲突
当林某兴冲冲回到家乡时，他儿时熟悉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乡土社会世俗的实用主义与城市化的拜物主义结合，形成了新功利主义；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城市化的商品交换结合，强化了差序格局的利益交换，形成了人情、权力、金钱交换甚嚣尘上的新人情文化；乡土社会的熟人文化与城市化的陌生人文化结合，导致人的信任感降低和不安全感，而这些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对于物质安全的过分追求。
“中国传统乡村民众就具有实用主义思维，也主导了他们对子女教育和学习的认识，他们的教育观念呈现强烈的实用化倾向。他们对于教育的思考都是基于当下的需要，而非子女未来的生活或者素质的提高……既不是为了博取功名，也不是为了修养德性”。
林母便是典型。起初，她觉得林夕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是光宗耀祖，儿子能摆脱农民生活，她就已经感到很知足。但是后来物价飞涨，房价居高不下。钱越来越重要，无钱寸步难行，林母的不安全感越来越重。所以，她希望儿子的文凭要赶紧换成：钱、房子、媳妇。
林夕也发现家乡存在严重的“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医生首先想着怎么创收，而不是怎么为病人看病。这些变化并不是乡土社会的原有特征，而是城市化与乡土社会世俗文化媾和的结果。林夕的遭遇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所以，并非城市化占上风，而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结合形成的新型乡土文化主导了林夕的行动。
（二）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产生
《乡土中国》提到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一直不是乡下人的东西。生存和保命是乡村民众思考问题的基点，乡村民众对于教育具有实用主义的思维逻辑，即“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然而，精英取向的高等教育往往远离功利主义的乡土生活。刘云杉认为，对一个下层子弟来说，学校的生活意味着与其家庭、与其血肉相连的生活的一种断裂……然而这些孩子在一种虚构的生活中真实地，同时是自我设计地成长着，顽强而生机勃勃。林夕初到北京的美好憧憬、对未来的展望恰恰符合上述文字所描绘的图景。
一方面，林夕的家庭期待他用文凭换来实用价值；另一方面，精英教育已经把林夕培养成知识分子，同时具备智识上的专业能力和精神上的批判反思能力。现代性有两大特征——专业性与反思性，专业主义已经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而且成为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安身立命之本。林夕对于硕士学历、医生身份之专业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珍视，正是基于高等教育的结果和都市文化的熏陶。
然而，尽管林夕是知识青年，但仍然出身“乡土”，天然地背负着乡土家庭的责任重担，也经历了乡土文化的熏陶，因此，他与城市精英知识青年有着天壤之别。比如，虽然他部分脱离了功利主义，看淡了金钱，重视文凭和职业身份的专业性、人文性，但依然内化了父母“光宗耀祖”的传统教育价值，依然要背负“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生育观念，依然要应付乡土社会差序格局里复杂的人情关系。
由此可见，“林夕”们已不能被笼统地归类为中下阶层知识分子，他们既不同于中上层出身的精英知识分子，也不同于未能实现向上流动的新农民工阶层，他们属于新型乡土知识青年，既有乡土文化的烙印，又经历了都市文化的熏陶，他们在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成长。
与传统的乡土知识分子——乡绅不同，乡绅在传统社会里既有经济优势，又有社会地位，还是道德权威。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处境比较尴尬，他们的社会或者文化地位较高，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视情况而定，且难以跻身中上阶层，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也难以成为道德权威。笔者将其所处阶层划分如下。（见表1）
对于“林夕”们的社会流动情况，仅分析水平流动（地域）和垂直流动（向上、向下）是不够的，在中国复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个体所处的情境是复杂的，还要分析是哪种类型的流动。就林夕而言，他重返“北上广”的过程中经济、文化、政治阶层的流动情况见图三。
按照布迪厄、威利斯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精英文化与劳工/乡土文化在林夕身上都有部分地再生产，比如精英教育向林夕成功地传递了专业主义，乡土传统传递了“传宗接代、安土重迁、光宗耀祖”等观念。
然而，在多元文化和个人能动性、反思性增强的社会背景下，两位社会学家的理论略显悲观。在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网络传媒的发达促进了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文化生产已从封闭的学校转移到了社会各个阵地，自由、平等、民主等字眼深入人心且正逐步变为可能，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单一、封闭地在某人身上再生产。
因此，个人选择的机会和结果都存在丰富的可能性，这也是林夕可以不断地往返“北上广”的原因之一。
（三）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的冲突
自古以来，农民子弟要“跃龙门”便要背井离乡、进京赶考，以跳出“农”门为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外出”是无法“衣锦还乡”的。这种传统观念鼓励的是背井离乡的文化，表现在林夕身上，便是“学而优则仕”、“跳出农门”，成为“人上人”和“到天子脚下，吃国库粮”等传统教育观念仍然存在。
然而，中国文化又重视安土重迁，这种传统在现代表现为对“房产”的重视，“安家置业”使“安土”变成了“安房”，无形中也推高了房价。
那么，这两种文化是否矛盾呢？中国文化的这种内部冲突统一或解决于“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家族使命中。林夕母亲让他外出学习，获得“光宗耀祖”的资本，带着这种可以交换实际利益的“荣光”回到家里，置产置业，并让整个家族“沾光”。“背井离乡”是过程、是途径，“安土重迁”是使命、是目的，两者不是路径的不同，而是工具和结果的区别。
卢作孚认为“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的第一生活，亲戚邻里朋友是第二社会生活。你须为它增加财富，你须为它提高地位。不但你的家庭这样仰望于你，社会众人也是以你的家庭兴败为奖惩。最好是你能兴家，其次是能管家，最叹息的是不幸而败家”，如果“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的目的达不到，衣锦还乡的“荣光”也就黯淡了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林夕母亲反对林夕再次入京的原因，林夕读博士只会大大延缓“安土重迁”的节奏，目的达不到，“背井离乡”（途径）也就没有必要了。
不过，现实状况是现代人一旦背井离乡，便退无可退。现在农村青年一旦考入大学便失去了土地，“退无可退”，已无法“安土”，成为必须买房置产的一类人，经济压力相应增加，随之，经济阶层的向上流动也变得相对困难，这也是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与古代乡绅的重要区别之一。
犬儒式乐观主义的文化适应
林夕将自己的迁徙路概括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屌丝逆袭路”。“屌丝”“屌丝逆袭”的词语并非林夕的独创，是中下阶层 “70后” “80后”青年的自我解嘲、自我宽慰、自我戏谑的网络 流行话语。
与威利斯笔下严肃而悲观地进行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工子弟不同，林夕们不仅用这种戏谑的话语嘲讽和反对主流文化，也在这种宽慰中实现着行为上的“不断逆袭”。从奔向到离开再 到重返“北上广”，林夕受他人观念的影响和干扰越来越少，重返“北上广”是他的主动选择，这并非一种“逃”，而是主动的文化适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犬儒式的乐观主义”。犬儒主义指的是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抑制情绪上焦虑的模式，看似是悲观的，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大众智慧。
林夕经过了纠结、矛盾，在30岁选择重回学校，信念的支撑其实是对自我和未来的“乐观主义”，林夕写道：“在这个信仰丧失，道德沦丧，举世浮躁的年代，我们不缺少思接千里眼界开阔无所不知的思考者和聒噪者，缺乏的是一根筋的许三多式的执着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坚持到底，不忘初衷，咬定牙关不放松。”因此，林夕的重返不是“逃”，而是积极的文化适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结论如下：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背景下，林夕重返“北上广”的原因主要是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冲突与结合产生的“新型乡土文化”。
林夕作为“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经历了新型乡土文化的内部冲突（如新功利主义、新人情文化、信任感降低等），经历了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如实用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冲突等），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的冲突，这些使之自尊感和自我成就感大为受挫。但是为了自我实现的目的， 他们以“屌丝逆袭”的犬儒式乐观主义，通过获取文凭的方式在文化阶层上实现了再次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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