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生育率创新低,根本原因竟然是“怕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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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一条
来源 | 一条(ID:yitiaotv)
编辑 | 星野
怀孕之前,梁秀莲已经和男友交往了一年多。因为孩子,两人讨论起未来的家庭规划。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对家庭也是完全地参与,但是明显地,他觉得孩子应该由妈妈带,他更愿意工作挣钱,付补习班的费用,而不是花时间陪孩子。”
梁秀莲做了5年新加坡的小学老师,近年来她开始办自己的补习中心。她见过非常多问题家庭的孩子,大都是因为父母的陪伴极少,父母双方都不愿放弃工作,如果是高薪工作,那就会很忙,如果薪水不高,通常需要做两份工。
“如果有家庭,我希望我和我的伴侣都能够对孩子负起第一责任,而不是从家佣、祖父母或者补习班老师那里听到孩子的消息。”
结了婚以后也逃不掉“Kiasu”的压力。新加坡有一个被命名为Kiasu Parents(怕输家长们)的家长社区,分享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各种信息,补习、排名、教学质量评估等等。
甚至老人也要追求“Sucessful Aging”(成功变老)。在中国,老人帮自己的子女带孩子是很常见的,甚至理所应当,但是新加坡鼓励大家老了之后也要工作,自力更生。
杨李唯君教授说,“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很多年轻人感到建立一个‘成功的’婚姻和抚养‘成功的’孩子,是困难或者说是不值得的,从而害怕或者逃避组建家庭。”
“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最适合个人发展的地方,”梁秀莲说。的确,根据《2018年IMD世界人才报告》,新加坡对人才的吸引力超过香港,成为亚洲第一,“但也是一个最不适合成家的地方”,她补充道。
新加坡街头青年
因为历史原因,新加坡可能是亚洲最西化的国家之一。人们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于是和东亚其他国家不同,新加坡年轻人基本没有什么被催婚的压力。
我们访问了一家当地的约会机构,负责人陈莹莹说在他们这里,参加者几乎都是自愿来相亲,没有人是迫于父母压力不得不来。
陈秉庚说,“即便父母希望我结婚,但他们也希望我遇到真正想一起度过余生的人。我觉得婚姻必须是两人真的相爱,如果为了结婚而结婚,或者因为某个人是一个理想的妻子、理想的丈夫而结婚,会让接下来的婚姻生活很可怕。”
宛姿38岁,从事广告业,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人。比起催婚,她的父母更在意的是她能购买一套自己的HDB住房,作为生活的一种保障。
她在2年前买了房。因为政府给单身者的买房补助少,她还需要不间断地工作25年来还清房屋贷款。时间花在工作和个人爱好上之后,尽管没有伴侣,她并不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宛姿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她尤其喜欢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活动,比如说越野跑、射箭、骑马。
热爱越野跑的宛姿
2012年,为单身旅行者设计的APP在新加坡 兴起,因为单独旅行的人越来越多。输入目的地,你能看到同一目的的旅行者,还能参考他们的攻略,非常方便。
30岁出头时,宛姿也认真考虑过冻卵、人工授孕,但是因为当单身妈妈在新加坡难度很高,就没有进行下去。
因为新加坡的婴儿荒,政府不得不大量引进移民。根据《2019年新加坡人口简报》,新加坡目前的总人口570万,比去年增长了1.2%。而新加坡的小目标是,在2030年,人口增加到650-690万。很多人猜测,需要通过开放的移民政策来实现。
目前外来移民已经占新加坡总人口的40%左右,新加坡人已经在担心自己的文化身份会受到冲击。
人口老龄化是低生育率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东亚各国,因为生育率迅速下降,带来的结果是加速老龄化。世界各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7%增加到14%,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用了115年、73年和69年,而新加坡、韩国、日本分别只用了17、19年、24年。
2019年,新加坡65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6%,到了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47%,新加坡将成为彻底的“老人国”。
2015年,新加坡人口当中每100名20岁—64岁的劳动力,对应要养50名无工作能力的老人与小孩。预测到了2030年,这一抚养负担要翻一番。
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2012年时曾经说:如果不能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新加坡”将会垮掉”。
新加坡红娘陈莹莹
早在1984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SDU(社交发展署),目的是“促进婚姻,树立一种文化观念,使单身者将婚姻视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在个人隐私权的相关法案颁布之前,每个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都会自动地变成SDU的会员。
2001年,24岁的黄田洋大学一毕业,就接到SDU打来的电话,表示根据个人资料,他和某位同届毕业的女生十分匹配,“当时就很尴尬,忽略了那个电话”。
新加坡人调侃SDU是指“Single”(单身)、“Desperate”(绝望)、“Ugly”(丑陋)。SDU曾经有100多名工作人员,除了替大学毕业生配对,他们还举办联谊活动,由政府出钱,不同机构的部员们在周末一起去附近海岛玩耍。
第一年开展工作时,SDU花费近30万美元,只促成了两桩婚姻。虽然成功率很低,但是到2000年初,SDU声称它已经促成了3万对恋人的婚姻。
到了2008年,也许是考虑到效果以及人们觉得尴尬,SDU停止运行,改组成只有7名工作人员的SDN。
SDN进入一种新的“计划婚姻”的模式,它不再自己举办约会活动,改为支持和监督私人机构,在新加坡100多家约会机构中,考核选出10家左右。
新加坡人黄田洋后来和来自中国吉林的女孩陈莹莹结婚,两人一起经营一家约会机构,也成为SDN支持的机构之一。我们参加了一次他们举办的16人下午茶约会。
不少参加者表示,除了来SDN,没有其他渠道认识靠谱的对象。其中有一位参加者是在新加坡学习工作多年的中国女孩,她说如果在中国,她可能不会参加这类约会,担心有虚假信息,但在新加坡,感觉比较正规。
参加SDN活动的年轻人也会有压力,不希望身边的人知道。曾经有一对新人通过黄田洋的机构牵手,婚礼上邀请了他们来,但是始终不介绍他们是谁,只模糊地说他们是朋友。
“我们被邀请参加婚礼的时候很开心,但到了那,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全程很尴尬。”
每年两次,SDN联合这些私人机构,推出声势浩大的“火花连接”(spark connection)约会活动,比如“2个比1个好,威士忌单身之夜”、“做我的诱饵吧”(是一种外出捕虾活动)等等。只要来注册参加,就能获得100新元(约520人民币)的奖励金。
但是目前来看,尽管有这么多努力,新加坡人还是越来越不愿意结婚。据统计,2008年,在25-29岁的新加坡人口中,一半的女性是单身,四分之三的男性是单身。十年过后,这一数据分别升到了三分之二、五分之四。
新加坡单身人口百分比,2008年对比2018年
改变的出路可能在于帮助人们平衡工作和生活,以及构造更加平等的性别秩序。
2016年,新加坡政府做了一项关于婚姻和育儿的调查,发现人们都渴望弹性工作制,尤其是有孩子的人。
87%的人认为弹性工作制会让他们更容易组建家庭,79%的夫妻认为会让他们愿意有更多孩子。尤其是在宝宝0-6岁的期间,相比全职工作和兼职,能弹性安排时间的全职工作是最受欢迎的。
这一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新加坡政府开始拟定措施,促使公司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弹性工作制职位。
2017年,新加坡政府推出新办法,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孩子,父亲可享有两周政府补贴的带薪陪产假。此外,从7月1日起,父亲还可以从母亲16周的带薪产假中,共享四周的产假。这反映出父亲照顾幼儿的责任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越来越被重视。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李唯君说,“男性参与抚育儿童,会增加夫妻生育第二个小孩的概率,也有助于婚姻幸福指数的提升。”
“也许这类鼓励爸爸顾家的措施,能推进亚洲进入’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从而真正扭转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结婚和生育率双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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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yitiaotv)
特别感谢:陶若芸、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穆峥
参考资料:《家庭与人口》,杨李唯君、汤玲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