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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做单身狗?
人类社会,无论时代和地点,都是围绕着共同生活而非独自生活的想法才建立起来的。 然而,今非昔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人类一直在从事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各地数量庞大的不同年龄、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都选择了独居生活。
人们开始改变传统,却依然不确定新的生活究竟何去何从。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各个阶段变换生活状态也依然变得司空见惯:单身、单亲家庭、成婚、分居、稳定的爱侣,以及最终又回归独自一人。这意味着每个独居的人都将面对更多的压力,有时也难免忽然产生自我怀疑——究竟什么才是恰当的生活方式。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独居者应当被冠上孤独或者离群的帽子,事实恰恰相反,有证据表明独居者与他人相比,在社交上更为活跃,而独居者占比较高的城市也拥有更为蓬勃的公共文化。
从个人主义走向单身社会,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写道:“已然自给自足而无需分享获益的人,与野兽或神无异。” 古希腊诗人提奥克里图斯(Theocritus)也坚称“人类永远彼此需要”,而罗马帝国的皇帝、斯多亚学派的马可 · 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更是宣称:“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 孤立对人类来说也是一种无法承受的压力。在远古社会,放逐在所有的酷刑中排名最高,仅次于死刑处决,甚至有人认为放逐是一种比死亡更为残酷的命运。 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末期,现代监狱系统开始推广单独监禁的做法,正如英国法学家威廉 · 佩利(William Paley)所说的——孤立隔离“能提升惩罚的威慑力”,进而制止犯罪。 时至今日,仅美国就羁押大约两万五千名“超级囚犯”。在那里,超级囚犯“被不同程度地单独隔离,这确实是有史以来所可能实现的、最高程度的、最彻底的剥夺人性的惩罚”。人们常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与世隔绝的囚禁状态——无论是单独监禁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一致称其为“生不如死”。 家庭这一形式是人类需要共同生活的最佳诠释。纵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体系,家庭而非个人,一直是构筑人类社会以及经济体系的基石。 正如生物进化学家们所指出的,群居生活为最早期的人类社会成员创造了竞争优势,因为群居意味着安全与保护,获得食物,以及繁衍后代的机会。社会科学家尼古拉斯 · 克里斯塔吉斯(Nicholas Christakis)与詹姆斯 · 福勒(James H. Fowler)也提出,通过自然选择,我们人类发展建立起一种生物遗传上的倾向性——更乐于建立亲密的社交关系。
不久以前,人们还习惯于在年轻时结婚,而老年丧偶的人们则搬去与家人同住,或是家人选择搬来陪伴他们。但如今,人们选择晚婚。 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报告指出,如今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都已经达到世上最高纪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男性与女性的初婚都推迟了大约五年,而离婚后十多年保持着单身。 人们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轮回流转:独居生活,与他人一起生活,共同生活,又再回归独居。 之前,独居还被视为一种过渡——通向其他更为长久的生活方式,例如与他人结为伴侣共同生活,或搬入疗养院。而如今此想法已经不再适用,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第一次面对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单身人群。 这一社会现象的数据则令人触目惊心。1950年,仅有22%的美国成年人是单身,独居者占美国住户的9%。今天,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正处于单身,其中3100万人独自一人生活,这意味着差不多每七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选择了独居。 独居人口占到美国户籍总数的28%,这意味着独居者已经成为了仅次于无子女的夫妻家庭,成为了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远远超越了核心家庭。令人吃惊的是,独居生活同时也是最为稳定的居住及生活方式。 女性构成了当代独居人口的主体:大约1700万女性选择了独居,相比之下,男性中独居人口仅为1400万。单身人口中的多数,是1500万35至64岁之间的中年男女。 18至34岁之间的独居年轻人约为500万,而1950年时独居年轻人口仅为50万,因此,毫无疑问,年轻群体将成为独居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与以往不同,如今独居人士聚集在现代化城市中。仅仅在纽约市,就有100万独居人口,而在曼哈顿区,一半以上的居住人口选择了独自生活。 年轻人都渴望独立生活,一段时间的独居之后,即便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又很担心继续保持独居是否合适。尽管单身人士坚称自己的生活很愉快,而且也终会找到自己的伴侣,人们依然忍不住为单身的亲友们操心担忧。 独居生活的兴起本身也已成为一种具有革新力量的社会现象: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的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无论今时今日我们是否与他人一起居住,独居几乎与每个社会群体、每个家庭都密切相关。
美国第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搬进了瓦尔登湖畔一间他自己搭建的小木屋里。他写道:“我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遗世独立,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太阳、月亮与星辰,一个属于我一个人的小小世界。”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也坚持那样的生活方式,他并不孤独:“我从未感到过寂寞,哪怕一丝一毫来自孤独的压迫感;有一次,我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思考着我是否真的需要与人毗邻而居而维持健康平静的生活?然而一瞬间,我感受到了周遭自然环境带来的甜美与益处,人类邻里的种种虚无的益处也就因而变得一点也不重要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兴起过需要人类邻居来陪伴的念头。” 爱默生与梭罗的睿智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绘制出自己逃离人类社会的路线图:孤胆骑侠们独自游荡在西部边疆,披着斗篷的侦探们出没于昏暗的都市街道,探险家们“深入荒野”去寻找自我...... 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广为人知的文化标志,代表了我们对于无拘无束的自我的浪漫想象。 但今时今日,相比其他许多国家,美国人独自生活的几率其实更小。独居人口比例最高的前四位国家分别是:瑞典、挪威、芬兰以及丹麦,在那里,几乎40%到45%的住户是独居者。 北欧诸国还有一个好伙伴——日本。在日本,社交生活有史以来一直是围绕着家庭来组织的,但如今实际上却有30%的住户独自居住,而且在城市中,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独居人口比例都要远高于美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也是如此。 至于独居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则是中国、印度和巴西。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独居人口都在急剧增长,这个数字已经从1996年的1.53亿增长到了2006年的2.02亿,在短短十年间增长了33%。 那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大范围的独居人口的增长?毫无疑问,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以及现代国家福利提供的社会保障,两者共同使这种新兴之势成为可能。 除了经济繁荣以及社会福利,独居人口异军突起的激增,来源于世界性的历史文化转变——社会学的创始人物爱弥尔 · 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称之为“对个体的宗教崇拜”。涂尔干提出,所有个人主义者都拥有清晰的利己主义,并聚集起来以达成公共利益。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 ·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他194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说资本主义促进了“对于生活中所有的一切进行理性化”,并预言了一个冷酷、锱铢必较的文化: 人们都变得功利和实际,他们学会了在自己的个人利益及其他行动可能造成的不利之间权衡得失时,当人们必将认识到家庭尤其是亲子关系所带来的巨大个人牺牲时,熊彼特预言了“资产阶级家庭的解体”将逐渐到来。 因为独立思考的男女们将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舒适、自由、不为关爱所牵绊的生活,以及越来越多的享受其他有趣、新鲜事物的机会”。
但过渡仍需要一些时间。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即便是最现代的社会,依然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成婚,而当一个人没有结婚时,社会往往给予严厉的批判。 熊彼特也许认为单身主义者是理智的,但在1957年美国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不婚的人们是病态的、不道德的,或“神经有问题的”,而只有1/3对此持中立态度。 但这种社会态度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到了1976年下一代的美国人中,只有1/3对不婚者持有负面的评价,而超过半数的人持中立态度,甚至还有1/7的人表示支持这一选择。 今天,当单身的成年人数远远超过已婚人数,民意调查者甚至不再询问美国人是否支持不婚行为了。尽管为独居生活树立的耻辱柱并未完全消失,但美国社会对于单身以及家庭生活的态度,毫无疑问已经改变了。 根据当代知识,追寻成功与快乐并不依赖于将个体与他人相连,自由、适应性、个人选择,在现代道德准则中最受人们珍视。个人最主要的义务在于对自身负责,而非对他的伴侣或者孩子,这意味着当代对个体的推崇已经远远超越了想象。 人们对于住所的稳定性甚至更为削弱。人们经常搬来搬去。工作场合的状况也颇为类似。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 · 贝克(Ulrich Beck)是这么写的:“在人类历史上,个人第一次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而所有的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革。 首先来看看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一变革的影响不仅仅是女性开始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并开始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更表现在她们如今有权决定自己的家庭生活、性权益以及生育选择权。 女性对于自身身体权益的主张,也彻底改变了当代两性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便是晚婚、成年过渡期的延长以及分居离婚率的增长。 在美国,自19世纪中期开始,离婚率就一直在稳步攀升,但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数字急剧增长,2000年已婚夫妇离婚的概率已经达到了1950年时的两倍。
今天,离婚和保持单身都意味着一种无需禁欲的生活。相较于结婚,许多年轻人更乐意于享受远离家庭监管的生活以及便捷的避孕方法。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迈克尔 · 罗森菲尔德(Michael Rosenfeld)提出,20至30多岁的中产阶级正期待着崭新的“第二青春期”,他们寻觅全新的体验: 从连续的约会,到跨种族甚至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尽量避免作出承诺,直到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浪漫真爱”。 对于探索各种性关系的宽容态度,正是罗森菲尔德所说的这个“自主的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而独居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探寻与他人亲密共处的时间与空间便利。
个体崇拜背后的第二个驱动力是通讯方式的变革,即便独自在家,人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体验社交活动所带来的愉悦,更不用说由此而来娱乐生活的极大繁盛。对于那些希望独居的人们,互联网提供了丰富的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可行性。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独自生活的人都有一种更为便捷的社交方式,他们只需离开家,去参加城市中活跃的各种社交生活。 大规模的城市化是第三个促成了独居社会兴起的因素,其中一部分理由正是因为单身亚文化的形成凝聚了一群拥有共同价值观、自我认识以及生活方式的人们。亚文化在城市中蓬勃发展,吸引了那些不墨守成规的人们,他们在城市生活丰富密集的多样性中,找到与自己相像的其他人。 单身者,包括那些独自居住的人们,不再需要将自己局限在几栋特定的建筑、酒吧、邻里社区或者特定的城市中了。各种各样的场所正在不断增加,从健身房、咖啡馆、酒吧、住宅区,到各种各样的服务,如清洁服务、代烹饪、外送等,都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 除了一些显著的特例,他们发现到处都是理解他们的经历并感同身受的人们。正如伊桑 · 沃特斯(Ethan Watters)在《城市部落》一书中写的,单身与独居者,在彼此的支持下,独自生活。 人们投身独居生活这样一场社会试验,因为大家相信,这是有益处的。独居生活有助于人们追寻神圣的现代价值——个人的自由、对自身权力的掌控以及自我实现,这些都是自我们青春期起直到生命终结,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价值。 独居生活使人们可以在适宜的时间,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独居生活将人们从家庭以及婚姻伴侣的需求和限制中解放出来,令人们可以更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数字化媒体以及急速扩张的社交网络,令独居生活甚至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受益——保持隐私与独立的空间与实践。这意味着,独居生活令人们有机会探索并认知自身生命的意义与目的。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独居也许恰恰是人们需要的新社交方式。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独居生活不过是一种周期性的状态,而非稳定的长久之计。 尽管并非所有独居者,但独居者中确有许多人最终决定他们需要回归家庭生活并寻找一个生活伴侣,爱人、家庭成员,或者是朋友。但这些人同时也清楚地知道,如今每个人的生活安排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承诺也未见得是永久的。 人们开始改变传统,却依然不确定新的生活究竟何去何从。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各个阶段变换生活状态也依然变得司空见惯:单身、单亲家庭、成婚、分居、稳定的爱侣,以及最终又回归独自一人。 这意味着每个独居的人都将面对更多的压力,有时也难免忽然产生自我怀疑——究竟什么才是恰当的生活方式。 但这并不代表独居者应当被冠上孤独或者离群的帽子,事实恰恰相反,有证据表明独居者与他人相比,在社交上更为活跃,而独居者占比较高的城市也拥有更为蓬勃的公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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