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赶出厕所的人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DT人类研究所 Author 所长
本文转载自DT人类研究所（ID：dt-hub），讲述真实的人间故事。
名词解释：
跨性别女性：那些或多或少自我认同为女性、自我呈现为女性、或作为女性生活的人，尽管这不符合TA们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直观可以理解为“男跨女”。
跨性别男性：那些自我认同为男性、自我呈现为男性、或作为男性生活的人，直观可以理解为“女跨男”。
顺性别：指性别认同与自身生理性别一致的人，意义通常与跨性别相对。
（本文中涉及跨性别群体的第三人称，均表示TA们的自我认同性别。）
超小米蹬着高跟鞋，披着长发，穿着蓝色的旗袍走进男厕所，立刻引来旁边人的侧目。有人把管理员叫来，就在那些疑惑、愤怒、恶毒的眼神夹杂着听过很多遍的不入耳的词汇一起射来的时候，她掀起裙子，掏出了生殖器。
“证明我是你们要证明的那种身份，但我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人。”超小米说。
她参加过《奇葩说》，上过TED演讲，算是跨性别群体中的名人。她忍着剧痛，穿着高跟鞋在别人的侧目中走出商场的故事成了“认识自我”的最好例证。
实际上很少有跨性别者会像她一样，那么鲜明地反抗传统观念。大部分人在公共卫生间的时候，还是会穿上宽松的衣服，把自己“藏”起来，不想被别人发现。
上厕所，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冒险
最直接的困境来源于身份的尴尬。冰弦铃莓是一位跨性别女性，在外基本上按照生理性别上男厕，曾经被保洁阿姨赶了出来；被闻讯而来的保安教育；一位男性骂她“女变态”，执意让她去上女厕。中年男性（如无特殊说明，文中男性/女性均指顺性别群体）可能更加难以接受，冰弦铃莓也曾被直接抓住衣领推了出去。
在许多人眼中，像冰弦铃莓这样“男儿身，女装打扮”的人，会被称为“人妖”。在他们的观念里，人妖是不允许进男厕，更不允许进女厕的。
如果去女厕，一旦被顺性别女性发现（多数情况下是残留的男性特征暴露了身份），被骂变态是小事，被扭送至派出所也极有可能。
从当前法律来看，法律保护人按照身份证性别进入指定厕所的权利，但进入异性厕所被举报，派出所多数会进行调节，具体执法可能各不相同。
↑ 未普及的第三卫生间可能是一种解决方式
于是，憋尿成了大部分跨性别者的解决之道。
好多年不怎么出门的凌子卿分享的故事里，在一次不得已的外出活动中，喝水不到500毫升，早晨6：45出门，晚上22点回家，期间一次都没有上过厕所。副作用是乏力和头晕。她告诫说长此以往，也可能有泌尿系统的疾病。
马拉松爱好者Kane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则遇到了性别检查的情况。
↑ Kane和朋友在过去两年参加72场马拉松（路跑和越野为主），统计所得
即使Kane已经做了切除乳房的手术，外表像一个男性，但是赛事主办方发的粉色的参赛服和号码牌总是出卖他的生理性别，在厕所排队的时候不是被志愿者拦下，就是被裁判怀疑是个用虚假身份参赛的男选手，失去了参赛资格。
一次半马比赛中，Kane正在赛道上跑着，突然被旁边的裁判一把抓住，惯性让他扭伤了脚踝，无法参赛。
“说我戴了女子号码布是作弊。”
Kane投诉了对方，虽然后来收到了道歉，但他认为根本还是性别只分男女的赛制问题。后来，他干脆做了个“我是跨性别”的小旗子，用别针别在背后，面对大众的洗礼。
↑ Kane自制的小旗
与厕所问题类似的是洗澡问题，游泳馆的淋浴间成了比厕所更紧张的地方。“男的那边我没办法全裸，女的那边我怕吓坏别人。”Kane说。
在夏天，端着洗漱用品，每个人都穿着清凉，排队等候入场，闺蜜和朋友相互打趣身体。跨性别公益组织的欢喜说，对于那些年轻的跨性别学生来说，集体宿舍就是一场噩梦，尤其是北方的大澡堂。“TA们有人在学校一年只洗两三回。”
广义的“厕所问题”只是跨性别群体在传统的男女二分性别制度下的一场显性冲突，而无处不在的精神压力可能伴随他们终身。
死，就能解决一切吗
凌子卿认为跨性别群体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早前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里显示，71.8%的人去卫生间会感到不适，61.5%的人存在抑郁，73.2%存在焦虑，46.2%的人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杀想法，12.7%的人曾有过自杀行为。
造成跨性别群体抑郁症和自杀的原因，是复杂的。自我认识的漫长路径，外界舆论的压力，家庭的反对，童年的阴影，积累到最后，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都可能成为压死TA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 ins @Kerokev
凌子卿初中的时候，学校要求男生剪头发，“不剪头就退学”，教导主任在操场喊着。“谁都知道这是剥夺人性的行为，我还是拿着家人给的钱走进了理发店。”
她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喜欢裙子，没条件就穿大人的睡袍，小小的人，就和穿连衣裙没两样。“虽然喜欢丝袜，但是那时候不敢买，就穿运动的紧身护腿。”那可能是她对于性别认知，最初的独特记忆。
在理发店，头发簌簌落下后，跨性别的认知和青春期巨大的反叛交织在一起，凌子卿拿起桌子上的剪刀，割腕了。
“真的好丑啊，太短了。”回想起当时从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凌子卿总会这么想。
勉强过了初中，高中的第一天，她就因为抑郁症退学了。她说自己那天竭力表现得像个普通的学生一样，听课，上厕所，等老师发着作业和卷子。
“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行了，我过不下去了，我好像尝试表现得自然一些，但也许我的脸已经扭曲了。我被老师叫过去，我说身体没问题，也没敢说跨性别的事情，就是说自己很痛苦，越说越激动，崩溃的大哭，那种失去了一切的悲伤。”
老师让她歇好了再上学，凌子卿就背起书包自己回家，后来就再也没回去学校。她说自己像电影《敦刻尔克》里面那个在船上打死平民的士兵一样，受创后颤抖，蜷缩，宁愿吞枪也不上战场。
认识自己，是好事还是坏事？
凌子卿很小的时候喜欢上一个男生，她上网查资料，以为自己是个偏中性的Gay，后来在理发店自杀后去心理咨询时，才知道自己是跨性别女性。这似乎更明确地认识自己了，但是可能也更糟糕了，毕竟同性恋只关乎性取向，是可以隐藏的，融入社会没问题。
没有高中毕业，自然没有大学文凭，找不到工作，凌子卿就在家自学，写写文章，看视频。她说自己还是有点“小聪明”。“但是不能闲下来，闲下来就会想事情，就要直面痛苦。”
在凌子卿参加的一个自杀干预小组里，她发现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一个跨性别伙伴自杀，每月都有人去世。有些人上一秒还在社交软件上发帖子，下一秒就没了，消逝了。更难的是，自杀者往往干预后会复发，可能两次，三次，间隔几个月。
↑ ins @leanderhoefler.street
倉山静葉是一位研究言语学的跨性别女生，经常谈论阿拉伯语、泰语、韩语的语法问题，喜欢玩游戏和动漫，社群里认识她的人都认为她很活泼，去年12月她选择了自杀。在她自杀之前的半年，凌子卿所在的小组曾经干预过一次她的自杀念头，但是没人能预料到来自家庭的压力什么时候会爆发。
↑倉山静葉一年前在社交媒体的动态
对于同为曾经自杀和被抑郁症困扰的凌子卿来说，自杀干预小组的工作、心理消耗是巨大的。她感到了一种无力，小组5人，基本没有心理学专业知识，全靠热血。放眼全国，能给跨性别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心理咨询师都是极少数。不少人连跨性别的一些概念都不甚了解。
而那些闭塞的，互联网不发达的地方，在他们面对自我认同和家人冲突时，出现了自杀念头时，甚至连凌子卿这样业余的施救者都找不到。
凌子卿觉得，和LGBT要搞骄傲游行相比，更应该要搞的是一个“痛苦博物馆”，把所有的痛苦都具体地展现给所有人。
“被欺凌到跳楼？那把青少年扭曲的四肢和迸溅的血液绘成图画；因为跨性别的身份被单位和学校开除？那么把这些领导的嘴脸做成雕塑；把那些因为自我认同在父母和自己决裂的场面拍下来，只有最直接的悲惨画面才能够让人或多或少有一点思考，不是吗？”
谁是最后的依靠？
欢喜说，家庭的不理解基本上是所有跨性别群体会遇到的问题，这种观念的冲击远超LGBT中的前三者，轻易的突破亲情理念，而一旦获得某种谅解和支持（对于TA们来说，不反对就是支持），就给自杀留有了生命的安全气囊。
欢喜是故事里为数不多的在时间中获得家庭“默许”的跨性别女性。
一个夜晚，远在美国访学的心理学者欢喜在和女朋友例行视频的前夕，买了女装，买了化妆品，在房间的卫生间里打扮了自己。
↑ ins @nurten_kurtt
“压抑了30年，我左看右看，很喜欢这个我，是真正我的样子，以前男生的我都不怎么在镜子里看，我不觉得那是我，这个才是真正的我。”
“我化了妆，穿了新衣服，你愿不愿意看一下？”做好了分手的准备，欢喜试探性地打了一串文字给女朋友。
“哎，你还挺漂亮的。”
欢喜在向女朋友坦承自己是跨性别者后，又向母亲坦白，在之后的一年，都没有向父亲说明。
“有一天，我爸拿着手机问我妈，你儿子的qq怎么变成女的了？他发现我改了。”
“你儿子生理上是男的，心理上是女的，都穿裙子生活的。”母亲说。
“你现在不仅有一个儿子，也有个女儿了。”有时候独生子欢喜也会安慰母亲。对于父亲，她始终没有开口谈论过这事。
凌子卿早就和生父断绝了关系，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几年都不怎么出门。她发现甚至恐惧和别人说话，不得以出门，她会穿宽松衣物，留双马尾，戴口罩，一般人叫她姐姐，她也从不应答，怕自己直男的嗓子暴露一切，只要交流就会打破伪装。
那种恐惧来自于和社会的巨大隔阂，“恐惧随时随地过来骂街、侮辱，恐惧前一秒和别人说话，后一秒被一脚飞踹，甚至拿刀子捅我。”
↑ Laurence Philomene
社群“领袖”是必要的，超小米的活跃让更多的人知道跨性别者，引起了更多的争议和流量。那些普通人，形成一种矛盾的心里，就像一群受惊的兔子，不敢动，也不敢发声，既希望那些勇敢的发声者能改变一些，又害怕那些勇敢，会带来变本加厉地报复和与传统更深的隔阂。
要不然，就做HRT（激素补充治疗）或者SRS（性别重置手术），彻底地改变自己。
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缺乏法律或相关机构认定一个人是否为跨性别者，现阶段存在的有效证明是性别识别障碍诊断以及易性症诊断，但后者并不适用于泛性别者和其他非二元性别者。而要获得这个证明，有着监护人陪同和年龄要求，意味着需要提前上演一场家庭的决裂。
同时，跨性别女性主义认为，“任何人都不该为了成为‘真正’的女性或‘真正’的男性而被迫做出或放弃关于自己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的个人决定。跨性别女性的安全往往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冒充’成‘正常’女性；作为跨性别主义者，必须不断在女性主义原则与对安全与舒适的需求之间折衷。”
所以，当一个跨性别者做出性别重置手术的决定时，要问清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
开始
超小米最近很忙，她还在寻找自我认知的路上，参加各种活动，经常凌晨才能回复微信。但是和几年前斗志昂扬的希望全社会理解跨性别群体不一样了。她感觉到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奢望太多，影响一些人就好了。”
她还留起了胡子，经常不再化妆，穿着裙子就出门，和之前精致的女性外表不太一样，外界开始质疑她“不停地博眼球”。超小米一点都不忌讳这样的质疑，她说就是要不一样，只有不断打破别人的认知，才能在主流社会里为社群持续的发声。
欢喜回国后组织着一个30多人的团队，做些研究和公益项目，利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为心理咨询师、社工培训，更好地为跨性别社群服务。
Kane终于找到一家有中性淋浴间的游泳馆，惊喜的发来图片。在地铁站，她也找到了第三卫生间，但是不能上锁，工作人员告诉她，是害怕特殊人群独自使用出危险，她又有点失望。
凌子卿怀疑自己患有阿斯伯格症，一种类似自闭症的疾病，但没去找心里咨询确诊，太贵了，上次去还是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
有人劝她交些朋友。
“怎么交呢，几年不怎么出门了，也不经常和人一对一交流，不知道怎么经营友谊，从小就不受人喜欢，被形容为‘认死理’的‘愣头青’，那时候全班两人配对学习，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个嗓门很尖，骂人很大的班主任，阴阳怪气的说我人缘很差。不过确实这样。”
“还是不要耽误别人吧。”
作者：张峰
来源：DT人类研究所（ID：dt-hub）
编辑：崔景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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