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拿命拼”，年轻人还有得选吗？

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拼多多一名22岁的年轻员工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的新闻上了热搜。

随后拼多多知乎官方账号发了又删的截图顶上热搜：

虽说拼多多声明反对截图观点，并对账号管控不严致歉，但不少网友还是认为他们只是一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

熬夜加班的工作是自己的选择，要怪就怪时代吧！

今天，“上海白领体检异常率99%”的调查结果同样引人关注。

从2013年到2020年，上海白领的体检异常率从94%飙升至99%，其中影响90后的主要健康困扰包括“皮肤状态不好、焦虑抑郁、肠胃不好、睡眠不好、脱发”。在年轻人的眼中代表着机遇与挑战的魔都生活，是用一个个标红的身体数值所换来的。

当高薪的背后紧接着“拿命拼”的代价，努力和安逸变成了二元对立的职业价值观，这代打工人的选择又在哪里？

加班≠努力，努力≠加班

2019年初，一场关于“996”的争论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职场中的加班文化。

以程序员为首，互联网从业者们试图揭开高薪背后的职业真相：

由于行业发展迅猛，大量的资本涌入，互联网公司得以极高的薪水和待遇来聘请员工，随之而来的吸引了各个相近专业和行业的人才积聚，而行业当中的人由于害怕被淘汰，更要拿出加倍的时间、精力来完成工作。而当企业意识到这样的薪资水平能够获得2倍甚至是3倍的劳动力时，这场没有尽头的追赶拉开序幕。

曾经的互联网从业者呼兰就用脱口秀吐槽：

人到中年，也许用加班换取高薪是唯一的出路。

面对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吐槽，企业似乎并不认为“996”式的加班有什么毛病。

在职场社交平台上京东的大快消事业群公关总监也回应过加班问题：“拼搏和激情是写在京东血液里的DNA，京东第一阶段的成功就是靠做最苦最累的事情拼出来的，而京东未来的发展除了更加拼，别无捷径。”

而在这件事情上，这些企业蓄意将“加班”与“努力、拼搏、上进”等正面的词语等同起来，而加班所可能带来的效率低下、职业倦怠、慢性病甚至是过劳死他们选择性地避而不谈。

仿佛只有一心扑在工作上，把生命的全部力气都献给工作，才是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才能拥有富足而体面的人生。

但我们人生的富足，真的仅来源于高薪的工作吗？

被强制加班又或是裹挟着加班的年轻人，大多一方面乏力困倦，另一方面又因为害怕被淘汰而不得不继续妥协。如果加班是为了高薪的工作，高薪是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好的物质生活才能让我们快乐，那么似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能够让我们快乐的，是不是只有更好的物质生活？值得我们努力和奋斗的，又是否只有工作。

年轻人的工作，根本没得选

马云也曾多次公开畅谈他对996的看法，其中核心观点是“找到热爱的事情，不存在996这个问题；如果不喜欢不热爱工作，上班的每分钟都是折磨。”

（马云谈996，图源新浪）

但年轻人的工作，真的有得选吗？

在各个大企业打出的招聘口号当中，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他们价值观的缩影。而如果我们搜索国内较大的应届生求职平台，我们一定会看到以下几种招聘策略：

• 利益诱惑：“高薪”、“名企”、“500强”、“大厂”、“解决户口”、“年薪30w”

• 恐吓威慑：“非QS前200海归勿进”、“985/211专场”、“再等没机会了，这些企业没有春招”

• 制造焦虑：“同学都是offer收割机”、“错过秋招后，还怎么找到好工作”

这样的招聘策略，在无形中吞噬着年轻人的职业价值观，使得每年秋招春招出现了大量的海投情况，一个应届毕业生可能会投递十几个不同行业的几十个甚至是上百个不限制专业背景岗位，整个秋季都在跑面试，从海投当中拿到几个还不错的offer，再比较薪资待遇，决定从事什么工作。

小时候当我们考虑未来职业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宇航员、科学家、大明星、医生和老师。

但当我们一直在努力地追求更好、更优秀的过程中，我们的职业理想慢慢变成了“钱多事少离家近”。

消磨着年轻人职业判断的，除了社会主流的招聘文化和焦虑，还有许多来自于父母和长辈的“过来人经验”。在中国现代的亲子关系当中，就业，尤其是应届生的第一份工作就和升学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会考虑和顾及父母的意见甚至是同意。而父母一辈多受到成长经历的影响，更倾向于认同有保障、稳定的“铁饭碗”。

在前段时间播出的《令人心动的offer》中，无论是国内名校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还是世界名校乔治城大学的硕士，都被父母建议甚至是要求考公务员。

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贺鑫蕾在面试当中提到父母的意见占据自己决策的60%，考上公务员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当被面试官问到“那你来律所面试你想做律师吗”的时候，她陷入了迷茫的沉默。

打工人正在走向自我洗脑

在各个企业当中，现在的人力资源部门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企业文化建设。

如果工作的本质是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又或者是我用我的劳动产出交换经济报酬，那么为什么又如此依赖文化建设呢？

因为在工作当中，我们做的事情往往不够喜欢，或是经济交换的关系过于薄弱，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在钱以外的东西，才能够感觉到被尊重、被重视，而这种无形的东西，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比如保险公司定期组织的唱歌、喊口号，企业里挂出来的横幅，过年过节送上的员工福利，又或是每一个动荡的时刻CEO的一封信等等，都是在建立这样的联结。以让员工在劳累、脆弱又或是愤怒的时候，能够念起自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

但当工作环境过于压迫，但员工又不得不干下去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自我洗脑方式，即诠释性劳动（interpretive labor）。诠释性劳动指的是，在结构性暴力的面前，面对极端不对等的权利，劳动者必须自己去理解、适应和融入竞争的需求，哪怕是以牺牲自己的想法和利益为代价。

面对极端不对等的权利悬殊，更多的劳动者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反驳和抵抗。就像一个不想加班的白领总在充满“加班文化”的办公室里不敢第一个下班回家；送外卖的小哥为了不耽误系统的派单不得不逆行、闯红灯铤而走险；网约车司机在接拼车单的时候面对反复取消、反方向或绕路派单没有任何的办法。劳动者除了换工作退出赛道，只能妥协，自我合理化系统的要求，越困越深。

那么，我们自己还有职业理想吗？

工作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有专业技能、通用能力、人脉资源、身体素质的要求，涉及到人际关系、劳动关系、经济回报。但更关键的是，工作是自我价值的重要实现方式，它代表着我们的存在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在给某一个行业或是社会的发展添砖加瓦，而不仅仅是劳动和补偿。

职业价值观本身的意义就在于选择职业目标和人生追求，而理想的评价标准不应该只是薪资水平和可见的福利待遇，还应该包括对组织文化的认同、同伴关系、成长空间、能力培养、社会价值等等。

如果每个人对于价值的认识都只是创造财富，对于工作的理解也只是利益交换，那么我们的个体性就会被不断消磨，“打工人”最终成为“工具人”。

作者：花下

编辑：留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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