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故事：我为什么拍故乡？
图文by 刘虹桥
2015年春节回家，我决定认真拍拍那些个装载着我的过去的“故乡”——一个死于废墟中的集体梦，一个分裂而衰败的城市，还有那个陌生却带着几分温存的乡村。
我有三个“故乡”。一个是我出生的那个国营大厂，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一个是后来我和爸妈一起生活的地方，位于江西省吉安市的市中心；一个是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和堂弟生活的地方、我父亲长大的地方，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石马镇棠阁村，通常被我们用“乡下”来代称。
吉安是一个中部地区的普通城市。太过普通，以至于当我每次介绍家乡在哪儿时，我不得不说自己是“井冈山”来的，而这只是吉安的一个附属市。
我就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长大。在我青春期最叛逆的时候，曾有几次借比赛的机会去南昌、郑州，这是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我在这些“大城市”里买过盗版的摇滚 CD，买过我们那儿的新华书店里不进货的西方小说。再后来上网变得容易了，我开始听更多的音乐，看更多的书，像一个大城市的孩子那样要求自己保持眼界开阔、兴趣广泛。现在想来，这种想法真是太天真太可笑了。北京，在那时的我看来，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地方，而我所成长的这个小城市，实在是一片荒原。
可以说，在17 岁之前，我对故乡并没有什么感情。度过童年的国营大厂把父亲开除，我们一家几乎不再踏足那片区域。对于被称作“乡下”的那个故乡和那里的亲戚们，我毫无了解，亦无意增进了解。我只是想要逃，逃去更大的城市，尝试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去过和我的父辈们不一样的人生。
20岁那年，我第一次出国，在美国一待就是半年。再后来工作，记者的职业便利让我有机会去了更多城市、更多国家。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摊开在眼前，我却感到错落，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可耻的“无根一族”。对于世界，我的了解逐渐增多，我充满野心想要做一个世界公民，却几次三番地在异国异乡的校园里、酒吧里、餐桌上、会场里感到困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那里......由身份认同带来的困惑时常将我裹挟，无所适从。
第一次将镜头对准自己的“故乡”，是在 2014 年春节。在此之前，我在采访的路途上，拍过不少与我的“故乡”相似的中国农村、集体厂房和个性迥异的小城市。在这些城市的采访，多是与环境健康损害相关，基调总是悲情的。越是悲情，站在别人故乡土地上的我，就越是对自己的故乡起了感情。
这一年春节回家，父亲陪我把三个“故乡”都走了一遍：童年里的那个集体王国已经拆的面目全非，我们以前居住的那个小屋已经被蜘蛛网占据；市区变化太大，很难说还有哪条街道是我所熟悉的，而我长大的那片区域也早已沦落为老城，手工艺人几近失业，一片衰败景象;至于“乡下”，那个我原本就不熟悉的地方，“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房已经盖好，四个堂弟仿佛瞬间长大，爷爷奶奶依旧几年如一日地在房前屋后操劳着。
回望故乡，基调也是悲情的。在汹涌的时代潮流中，我的故乡——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仿佛都是被遗忘的。在剧烈的变革中，它们被动地接受着文化冲击和商业入侵，毫无抵抗力，而内部的腐败也吞噬着这个城市原本就不牢靠的根基，散发出腐朽的气味。
在我离家生活的这八年时间里，市区一个个迎来了肯德基、麦当劳、屈臣氏、万达广场、华谊电影院和韩国咖啡店。只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城市都被糟糕的审美、粗暴的规划和浓郁的消费主义霸占。我关于故乡的那点残存的美好记忆，都一块块碎裂在推土机下了。
这种想法是糟糕的。“故乡”早已回不去，也就不应该再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更糟糕的是，“故乡”的丑陋、粗鄙、落后、原始，都让我汗颜——它并不我去过的那些贫瘠落后地方更好一些。我也因而产生了“埋藏”故乡的念头。
我原本以为就是这样，但爷爷的葬礼改变了我的这个想法。或者说，由葬礼带来的一系列对于城乡、对于发展、对于仪式与传承的思考，令我重新审视“故乡”这个令无数在外游子魂牵梦绕的词语之于我,到底有何意义。
2015年1 月，我接到父亲的电话。“爷爷过世了。”他说。
三天后，我结束在北京的一个重要采访，匆忙赶往火车站。时间太紧，几近误车。早上八点，我到达吉安火车站，和赶来见我一面的外婆和姨妈吃了个早饭，便坐上小巴车赶往县城。我还在火车上，父亲就给我发来短信:下了火车，先找 A 车站，坐上去 B 的车；再搭车去 C 车站，坐上去 D 方向的车，快到 E 时打电话，我们在 F 村路边等你。
我对爷爷的那个家，实在是太不熟悉了。“就在F村欢迎你的大牌子往前两百米，我们在路两边都站着，不可能错过的。”手机快没电了，我怕联系不上，找不着下车的地方，又和父亲打了个电话。
到达后的 20 个小时，被接踵而至的仪式填的满满当当：敬拜、盖棺、再敬拜、烧纸、血祭、跪拜、守夜、唱词、抬棺、送葬、搭墓碑、下葬、再敬拜...... 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没有经过排练的演出。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每个人都小心翼翼，遵循八仙的教诲：跪下，磕三头，起身，敬上三炷香，再拜，再嗑三头；请水，磕头，弓背起身贴地送至棺木侧的陶罐，弓背返还，往复三次；再磕三头，起身，绕去棺木旁烧纸。稍有差池，八仙便会提醒。于是每个人亦步亦趋，动作僵硬地完成了这套规范动作。
盖棺在晚上进行。司仪在灵堂杀了一只活鸭。鸭血滋了一地，脖子流出来的活血被涂抹在棺木的各个角落。半小时后，鸭子被扒光毛，煮熟，放在祭台上。 晚上烧了纸祭，电脑、汽车、钞票，说起来这都是他生前所不拥有的。稻草燃烧的时候配着唢呐伴唱鞭炮声，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刚下过小雨，地面湿漉漉的。我和叔婶们一道跪在稻草上，一面默默拍照，一面在心里默想：好些个陈规陋俗。
哭，是没有预期到的。我和刚刚过世的爷爷很少交流，见面机会极少，他听不懂我的普通话，我听不懂他的方言。总体上，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但是一番披麻戴孝，几次三番唢呐锣声，待自己拜完跪完，退到一旁烧纸时，却对着棺木掉下了眼泪。我听见奶奶堆着棺木说：“都回来看你了，安心去吧”。
第二日一早六点，被奶奶喊起来“做事”，其实是最后的仪式——送殡。几个脚夫用木棍担起棺木，穿过村庄、农田，最终将爷爷的遗体送至事先挖好的墓穴旁。一路上，鞭炮声不断，烟雾弥漫。我走在队伍里，心里想着：这棺木实在太小了，里面怎么可能躺下一个人?仅是一世的悲欢离合，怕也是装不下的吧?
我没有完整地参与葬礼的全部仪式。在送殡之后，我就匆忙赶回北京了。一路上，我不停地问自己：对于爷爷的一生，我了解多少？对于这个故乡，我了解多少？对于乡俗民约，我又了解多少？这些问题把我难住了。
端详那些葬礼上拍摄的照片，我又问自己：为何在镜头里，面对自己的故乡，也像隔着一层纱，像是观看别人的故乡？为何我愿意倾尽时间、经历，饱含激情地记录他人的故乡上发生的喜怒哀乐，却连一点时间也不愿意留给理应是我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故土?
爷爷的离世，开启了我与故乡的新篇章。从逃离、失望，到埋葬，现在的我，终于决定重新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现故乡、认识故乡、亲切故乡，并记录这片土地上的故人故事。
（文章写于2015年）
刘虹桥，故乡在江西吉安，记者，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