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训有风险，报班需谨慎！
2022年，一些学生家长在校外培训机构捆绑销售、充值赠送等促销手段的诱导下，超时段、超限额支付培训费用，带来“卷钱跑路”“退费难”风险，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教育培训服务投诉近7万件，高居服务类第三位；对此，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督促指导各地积极化解，切实维护家长合法权益。为切实减少新学期消费侵权事件，特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理性选择培训机构，理性支付培训费用。
一
理性选择培训机构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未取得主管部门发放的行政许可，或以个人名义开展“一对一”“住家教师”“高端家政”等违规培训，这类培训既无资格资质、无质量保证，又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方便家长查询，教育部开通了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家长可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APP，选择具备资格资质的校外培训机构。
二
签订规范服务合同
广大学生家长在缴纳培训费用前，要与校外培训机构签订由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特别要关注涉及课程、从业人员、费用的条款，明确约定退费情形、退费方式，同时索取正规发票并妥善保管。
三
理性支付培训费用
请学生家长在支付培训费用时，不要支付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一次支付不超过5000元限额的费用，避免退费纠纷和“卷钱跑路”风险。同时，要警惕以“充值赠送”等方式诱导超时段、超限额收费。要注意缴费安全，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完成培训缴费，切勿通过转账或现金等方式将培训费用支付给除预收费资金监管账户以外的任何账户。
四
警惕机构虚假宣传
一些培训机构为获得最大客源、获取最大利益，刻意夸大宣传培训效果、培训成绩、从业人员力量。建议家长和学生“三思而后行”，实地考察培训机构的办学场所、从业人员力量、经营情况、设施设备等情况后，再做决定。
2023年，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校外培训“平安消费”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培训收费行为、强化校外培训预收费资金监管、加快校外培训消费纠纷化解、加强消费教育指导、严肃查处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切实维护学生及家长合法权益。同时，请广大学生家长“擦亮眼睛”，提高消费权利意识、消费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违规培训，对违规培训进行监督举报，共同营造放心、安心、舒心的校外培训消费环境。
退费难、师资参差不齐……面对当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乱象频现的问题，监管如何破局？3月12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督学、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专家委员会主任刘林，全国政协委员、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席、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黎光做客新京报“两会三人谈”直播间，探讨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刘林（左二）、王黎光（右一）做客新京报直播间，共议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监管话题。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3月11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闭幕，直播访谈中，两位全国政协委员谈到了此次的履职感受。
王黎光认为，在履职的过程中确实觉得责任更重了，真正能够做到为民所愿，通过调查体验民情为民代言，提出一些可操作强的建议。他把自己的身份比作“石拱桥”，“一边连接着人民群众，一边连接着政府职能部门，我们弯下腰，铺平沟通的这条路。”王黎光说道。刘林在此次全国“两会”上感受到了“三高”，即高度共识、高效和高质量。
2月15日，教育部公布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专家委员会成员名单，刘林和王黎光均为专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访谈中，刘林和王黎光谈到了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内容及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刘林介绍，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专家委员会作为教育部成立的专业机构，汇聚了一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公共政策、法律、经济、中小学学科和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的代表性专业人士，旨在通过专长助力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工作实现开门监管、开放监管、开放治理、开拓服务。
刘林进一步介绍，专家们主要有提供政策咨询、对教育培训内容进行鉴定以及做好宣传和解释这三方面工作。专家委员们将围绕当前校外培训监管中的一些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为科学决策提供建议。
王黎光坦言，目前，一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确实存在教师鱼龙混杂、牟利营销、无视质量等问题，侵害了家长和孩子的学习权利。因此，教育部出台相应标准后，要在细节上把控以促其更加规范。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机构（专家委员会），一定要沉下来通过充分调研，形成文件，将政策更好地落实下去。”“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们也‘咬住青山不放松’，每年都就这个问题提出提案，不断推进。”王黎光说道。
针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管与治理，访谈中，刘林首先介绍了学科类培训机构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区别。他表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往往是家长的刚需，而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更多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家长对孩子培养意愿的非刚需性项目，有助于孩子的全面成长。
“治理要从性质区别入手，对于学科类培训机构初期目标是压减，对非学科类培训更重要的是通过规范管理来促其健康发展。”刘林表示，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难度，“既要治理乱象，又要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2022年底，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作出系统部署。目前，在政策推进层面有何困难？如何具体落实？
刘林认为，难度之一是非学科类培训门类繁多。“全国非学科类培训大门类有190余个，小科目1200多个，涉及多个门类，如何用一个标准把它们管起来确实很难。” 刘林坦言，仅就价格而言就很难统一。
其次，刘林介绍，非学科类培训不仅仅是校外培训的问题，还涉及整体产业链，比如装备、培训、考级、赛事，往往一个培训环节便“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复杂性来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治理需要综合的考虑，并考虑到综合效果。
“双减”政策落实以来，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逐步走上正轨，哪些治理经验可用于当下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刘林介绍，全国各省市都有一些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北京经验”，包括“高位统筹、多方联动”“有工作能力和管理艺术双高的一支队伍”和“客观公正、监督有力的媒体舆论环境”这三个方面。
当下，按照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出台的上述意见，各部门都有相应的职责，刘林认为，首先需要有一个高层次、专门的部门统筹协调，实现基本标准、基本规定的相对统一。其次，要在前期阶段，针对风险进行摸排预判。
“总之要实现校外培训机构都要有证（办学许可证）有照（营业执照），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起来、发证，然后到民政部门或者工商部门去领证。这一点，北京的专班在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治理工作中已有了突出成效。”刘林表示。
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均认为，对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治理，核心在于师资。
“前一阶段确实在校外培训中，商业化运作中的‘商’字跑得太快。教育不能建立在金钱之上。艺术净化心灵、塑造人格，但完全建立在商业操作上，最后一定会有乱象。”王黎光认为，首先应提高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其次明确什么样的师资才能够从事艺术培训。
“现在社会上还存在不良的从业人员，称学生是‘天才’，考十级没问题，一句话就锁定了家长至少2到3年，把（孩子）套住了，最后考级没考上，就说是考级机构的问题。”王黎光表示。
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师应该满足哪些要求？王黎光认为，音乐院校本科毕业以上的具备这种资质。此外，一些虽没有专业院校文凭，但长期在一线做艺术实践并有着丰富经验的教育人才，也是可以作为艺术培训的教师。
“不是说只有专业院校的师资才够条件，有着丰富艺术教育积累的人是完全有资格做教师的。但必须有个评判的标准，不能口头空讲。”王黎光认为，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教师也要有教师资格证，建立数据库，有资格的人录入数据库，家长们能够查询到入库教师信息。
“培训懂得美的孩子，要靠有教学能力的师资，这样才能真正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做起来。”王黎光表示。
刘林补充表示，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谁来培养人”的问题，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证涉及师资、场地和运行制度三个主要方面，其首要条件就是师资问题，而师资问题也是当下最大的难点。
“我们前期调研发现，有些领域有类似教师资格的认证制度。但是更多的门类中还没有类似的证书。”刘林表示，专家委员会将就专门领域中的师资问题进行研究。“有没有资格证？通过什么办法认定师资条件？抓住了这一关键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校外非学科类培训质量不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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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 莉
责编：尹晓军
审核：焦鹏宁
来源：微言教育、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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