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新文科建设 培养新时代新闻传播人才 ‖ 程曼丽：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
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21年第2期
编者按文科教育的振兴关乎高等教育的振兴，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新文科。由此，顺应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新文科建设宣言》应运而生。把握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背景与特征，推进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是新时代赋予新闻传播教育的新使命。为响应《新文科建设宣言》、回应学界业界关切，本刊特辟专栏，以飨读者。
新文科建设是中国特色文科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和紧迫任务。新闻传播学属于新文科中应用型文科的范畴，担负着新时期专业人才的培养任务，其对应的职业又同时具有国家信息载体以及中国声音放大器的特性，这一特性决定了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总体方向和特殊要求。本文拟从如何建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课程体系、师资队伍、评价体系四个方面出发，对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问题展开探讨。
2020年 11月 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会议研究了新时代中国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举措，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新文科建设宣言》郑重宣示——我们的共识：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我们的遵循：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我们的任务：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并从强化价值引领、促进专业优化、夯实课程体系、推动模式创新、打造质量文化等方面提出具体实施路径。
仅就概念而言，新文科是美国希拉姆学院于 2017年提出来的，目的是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实行文理交叉，将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学等课程中。由此可见，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是从技术应用的角度切入的。
我国提出新文科或新文科建设的设想与规划，有着更为深刻的意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由此可见，中国的新文科建设是指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这就要求我们在文科教育中一方面正视新兴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变化，并作出相应调整；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形成中国特色文科教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新闻传播学属于新文科中应用型文科范畴，担负着新时期专业人才培养的责任。不仅如此，新闻传播还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赋予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践行中国道路、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以此观之，新闻传播学除了具有社会科学一般学科的共性外，还具有国家信息载体以及中国声音放大器的特性，这一特性决定了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总体方向和特殊要求。以下围绕这一特殊要求，谈谈新文科背景下有关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认识。
关于建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认识
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对于中华文化传统、中国实践经验的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理论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2016年 2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而党性原则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身份和属性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此问题上存在两种认知：媒体是具有自身运行规律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即“主体论”或“本体论”；媒体是党的声音借以传达的喉舌或扬声器，即“工具论”或“喉舌论”。过去，由于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主体论”或“本体论”往往得以强化，“工具论”或“喉舌论”则被弱化。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媒体设置，本身就是一种赋权，其工具属性是与生俱来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美国政府日益将新闻媒体作为推行内外政策的工具。但是为了加强行为本身的隐蔽性，美国政府并不使用“宣传”这个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使用过多个术语来指称其对内、对外公开或隐蔽的宣传活动，包括“公众外交”“公共事务”“舆论战”“信息活动”等。中国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立场，《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由此可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是党的全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与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但是问题在于，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整体架构，呈现的仍为相互排斥的二元叙事——或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或是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思想引领、价值导向较为模糊，这与新文科建设的要求显然不相符。如前所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基础性的认知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就是一句空谈。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美国“大选 +疫情”的特殊境况，让人们拨开观念政治的迷雾，认清了西方现实政治的面孔以及媒体与权力关系的本质特征。中国知识界，包括新闻学界开始出现反思性的话语，希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经验中寻求解决当今问题的思想武器。与此同时，围绕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建设，以及有关技术应用、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也相继展开。
这种理论与实践中的话语转向并非无意识的选择，而是基于国际环境、国家战略的变化，因应时代发展要求作出的调整，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关于建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课程体系的认识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也是前述理论建设的落脚点。1997年，在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升级为一级学科。在新闻学长期“寄人篱下”（被设置在法学、文学门类中）的境况下，这一变化被视为学科地位全面提升的重要标志。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新闻学、传播学均为舶来品，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引入，而美国是世界上新闻传播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因此，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启动的最初一段时间，我们在学科目录编制、专业分类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向西方国家学习、与之接轨具有某种必然性。学科上的学习与借鉴，使得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相关教材、论著大量涌现；与此同时，作为应用型文科的新闻传播学也一直面临着如何与中国新闻实践接轨的拷问。究其原因，中西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例如，美国的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是在“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以及两党制政党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媒体被视为对“三权”具有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新闻记者亦被誉为“无冕之王”；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和政府主办的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这就注定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无法适应中国新闻实践的需要，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抵牾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专业课程在介绍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时，往往侧重于具体现象、场景、故事的描摹以及不同学术流派的辨析、考据，而将价值判断搁置一旁，使学生在获取信息、接受知识的同时得不到理念、观念上的引导，以致形成了较为模糊甚至反向的认知与判断。当他们有朝一日进入中国的新闻实践场域，以既有的知识底色面对中国社会现状与问题时，就会出现思想震荡，产生种种不适与不满，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可能走向制度的反面，成为异见人士。说到底，这已经不是技术操作层面上的水土不服，而是意识形态上的背离了。这显然不符合新闻传播教育的初衷。
正因为如此，在新闻传播学的课程设置与教学中，强化价值引领十分必要——如同《新文科建设宣言》所宣示的那样。
强化价值引领，首先，要立足国情，了解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与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中国面对的“真问题”是什么，并引导学生从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与过程中发现、提出问题，分析、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的国情观念、政策眼光和大局意识。同时，还要针对他们头脑中存在的模糊认识，尤其是对西方学说的迷思和膜拜进行释疑与纠偏。其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集中体现，这门课程的设置是必要的。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与新闻传播学其他课程的关系应当进一步清晰化，“课程思政”也应通过系统化的目录编制与课程安排落实到位；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教学时，不仅要讲微观层面（专业层面）的理论、原则，也应将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整体传授给学生，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意义和价值大于一门课程。
关于建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师资队伍的认识
教师是新文科建设的关键，也是将理论与实践联结起来的纽带与桥梁。然而，由于新闻传播学建立之初学科接轨的需要以及代际传承的影响，一般的专业教师（包括从其他学科转入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以及毕业后进入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任职的青年教师在理论教学、研究方面的适应性大都比较强，但在与中国新闻实践密切接轨的新闻实务方面，在回应中国新闻业提出的重大问题面前，具有一定的不适性和距离感。结果是，一方面，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人才培养呈蓬勃之势，甚至出现供大于求的问题；另一方面，与中国新闻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领域却面临着人才短缺的窘境。原本通过一个很好的途径即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二者之间的落差，就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进入高校任教。但是，高校在学历要求方面门槛高，在教师评价体系方面又不利于这类人才的发展，使得进入高校的一线记者不仅数量少，而且远远入不了主流。
综观之下不难发现，目前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人才引进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原有的机制。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解决教育领域的“五唯”问题，教育界也作出了积极回应，但是如何将破“五唯”落到实处，包括落实到人才招聘的指标体系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笔者所知，即便是在破“五唯”的当下，仍有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在众多应聘者中只选择少数具有西方学历背景的人才进入面试环节。平心而论，在具有国外学历背景的人才中不乏学贯中西的佼佼者，其后来的教学研究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有一些人是从一个“点”进入新闻传播学科的，受西方理论体系和“方法主义”的影响，他们只专注于这个“点”上的问题，既缺乏中西关联意识，也缺乏向上兼容（即由某个单一学科方向向二级学科、一级学科兼容）的能力，这种个体知识与能力上的局限性显然不符合新文科人才培养对于教师的要求。换句话说，如果“外来的和尚”不了解中国国情，不同时具有国际视野和国情意识，不但“念不好经”，还会成为“跛脚僧”。因此，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应当对师资结构以及教师的能力、素质进行综合考量，作出科学评价。
关于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评价体系的认识
学术评价体系有如指挥棒，不仅影响着人们对于学科发展的认知与判断，还决定着学术研究的重点与方向。由于学科建设最初接轨的需要，中国学术界参照西方标准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在这套评价体系中，虽然不乏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标，但是相形之下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显然具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后者收录某一国家论文数量的多寡被视为衡量这个国家科研能力、论文水平的重要依据，在学科建设和学术成果评估中拥有更高的附加值。这也正是国内高校竞相从国外引进人才，并重点考察其 SCI或 SSCI论文发表能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事实上，学术评价体系不仅是学术指标，也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属性（特别是 SSCI）。因为它是以西方社会制度和思想价值体系为标准建立起来的，具有学术立场上的倾向性与选择性。在这一价值标准之下，中国（新闻）实践通常被视为“异端”，中国叙事不太可能进入其学术视野并得到合理性与规范化认可。这就迫使中国的研究者在论文选题及内容上尽可能满足、迎合规制性的要求，将目光聚焦于微观议题或技术性话题上。这种情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内专业期刊的学术价值判断，从而使理论研究呈现抽离性与碎片化的特征。以新闻传播史研究为例，一段时间以来，研究者热衷于从微观视角出发，探讨一些未曾进入学术视野的细节问题。此类研究的特征是：研究题目琐碎、微观，杂乱无章；缺乏整体史的关怀，缺乏全面的联系和贯通；疏离宏大叙事，轻视理论思考。就历史研究而言，虽然所有的问题都具有研究价值，但价值大小并不完全等同，而是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主流问题研究意义更大一些，相比之下，其他较为琐细的问题研究价值就小一些。细小问题、微观问题虽然可以以小见大，但是不可能反映历史的宏观发展脉络，对历史现象也难以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把握。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同样如此。例如，有学者不加分辨地以西方理论、模型、方法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西方人没有提出过的理论或方法便不予认可，或被视为“非科学”“非学术”；有些研究者习惯于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甚至以尚未作出科学论证的理论假设为依据生搬硬套，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这类研究成果的互相仿制、批量生产，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新闻传播学学术生态的不良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是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国际发表）数量节节攀升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少有回应的原因所在。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在起步阶段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方法、模型，采取西方的评价体系具有某种必然性。但是，中国毕竟不是西方，在西方社会土壤上形成的新闻传播理论也不可能有效解释和说明中国的新闻传播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必然经历这样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内政外交方面不断推出新举措，立足于地区和全球战略的新思想、新理念也相继提出，这些新思想、新理念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多年来的一种自我超越，也超越了长期以来占据国际社会主体地位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发展模式。这客观上要求中国学者（包括新闻传播学者）进行创新探索，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同时也是《新文科建设宣言》所强调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程曼丽，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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