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常江：我认为学术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整理 | 诗雨

在做第一篇推文时，我们调研了100位老师，其中有位老师提到“人到三十七，报啥啥不批”这个事，这对于我们这些非高校人士来说是个非常新鲜的说辞。

当时，大家还和这位老师一块儿“羡慕”起青年教师群体，觉得他们有很多的资源和扶持，认为他们的生活应该是体面的、骄傲的。

但是，在后续不断深入的了解中，我们发现高校青年教师也是一个“悲惨”的群体，他们中大部分人工资不高，身负“上课”、“发论文”、“评职称”、“填表填表填表”几座大山，“艰难”地生存着。

但是也有老师看起来“游刃有余”，他的常见画风是这样的：

被不认识的学生艾特都是这样的：

院官网上列的学术成果统计是这样的：

他就是玩饭否、玩叽歪、玩微博、玩豆瓣但却关闭朋友圈的清华大学常江。

 常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融媒体新闻生产、媒介文化研究、视觉传播理论与实务。

关于“青年教师的成长思路”这个话题，他有些经验分享。

（学生对常江授课的评价     图片来源：清华清小新）

在教学上，我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比如，要有比较新的案例，要格外注重对知识的系统性呈现（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知识的碎片化），要对不同层次的课程有所区分（本科注重知识讲授，硕士注重讨论和案例分析，博士注重理论化和体系化）。

大家都知道教学是良心活，花多少时间和心思备课，完全靠自己把握。但是学生心中会有一把自己的标尺，我在规划自己的教学工作时，只看那一把标尺，不看其他。

用心上一门课的过程中，教师自己也会形成更加清晰的知识体系，甚至会在跟学生的交流中产生新的想法、培育新的研究项目。教学相长，诚不我欺。有机会教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年轻人一直是这个工作带给我的最大的成就感，我要感谢我教过的所有的学生对我的成长的帮助。

我在指导学生的时候，时常会想自己做学生时，我的老师们是如何指导我的，而我当时作为学生，又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接受的。这些经验，被我用在与学生的交流中，自然就是“以诚相待”、“将心比心”。

首先，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学生。大学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应该是用严格的学术标准去评判其学习知识、产出想法的过程，去纠正错误的逻辑，而不是直接对学生的想法本身进行干预，更不要强行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尤其是，对于很多事，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想法是某个年龄段特有的，有些想法来自其独特的生活经验，无论哪种情况，其存在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要有耐心让学生去体验他们自己的生命，而教师应当是保护者和安全阀门。

大学应该是全社会最为开放包容的地方，不同的观点，只要不违背法律制度和公序良俗，无论教师认同与否，都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对于那些有创造力的想法，无论在形式上多么“离经叛道”，都应该去鼓励。现在的社会太缺少创造力的土壤了，大家亦步亦趋，生怕出错，因此大学更应该有这种自觉。

其次，最好能够跟学生共同成长。教师这个职业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自己是知识权威的错觉，容不下不同意见。如果一个老师有这种想法，那么TA在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就永远不可能摆正心态。如今的知识体系是如此多元，世界上有那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而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你身边的每一个学生都可能是某个知识体系的专家。我对于自己不明白或不理解的东西，从来都是开口就问，一直到问清楚了为止，比如我曾经为了搞清楚ABO是啥请教了很多学生。我自己指导的博士、硕士生，在发现我有不懂或搞错的地方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指导”我、纠正我。我特别享受这样的过程。我不希望大学培养出来的都是唯唯诺诺的人。社会够残酷了，离开学校之后学生可能被迫要有很长的时间唯唯诺诺，他们在大学里必须有自我、有原则。

最后，追求一种有限但真诚的师生关系。有限，是相对于无限而言的，也就是说，师生双方都应该努力区分公私领域，把握相处的边界感。我一直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专业关系为主、情感关系为辅的，而不是反过来。我的原则是：学习上的事一概严格要求，有的时候甚至会相当霸道；生活的事一概与我无关，各种生活方式在我这里一视同仁。当然如果学生想就生活问题咨询我的意见，我会知无不言，但听不听由你，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事。只要在这一过程中保持真诚，不欺骗也不故作姿态，就一定会拥有良性的师生关系。

事实上，我从未刻意追求和学生成为朋友，但我所指导的所有学生，在毕业之后，无一例外和我始终保持生活上的交流，甚至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过来”支持我。专业关系不复存在，但情感上的亲密永远存留了下来，这大概也是中国式师生关系独有的魅力吧。

新闻传播学这个学科比较特殊，它既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比较浅薄的。所以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比较微妙。一方面，成果出产量很大，毕竟热点多、学的人也多；另一方面，理论成果的自洽性也比较弱，我们往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话语体系来说本学科的事，比较痛苦。此外，这个学科还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学术研究，与它的职业教育（新闻教育）和行业实践（新闻业态）之间有着错综复杂又难以割舍的关系（美国学者Barbie Zelizer对此曾有一句虽刻薄但十分精妙的评述），于是在做研究的时候又必须时时刻刻想着怎样去“对话”，这也是令人头疼的事。我想表达的是，比起教学工作来，科研工作更接近一种个体化的生命体验，这个过程里的很多感受是十分微妙的。

一些人觉得我学术“厉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学术成果数量上比较多。但我对自己目前的科研情况其实并不满意，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的学术兴趣过于驳杂，感兴趣的东西太多，所以一直都不太专注。现在我的研究主要还是包括两个领域，一是数字新闻（digital journalism）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当代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尤其关注性别文化（gender culture）和抵抗文化（counterculture）的研究。除此之外，我还对视听传播、宣传、跨文化传播等有兴趣。此外，在语言上，基本上新闻研究的文章用中文写作和发表，文化研究的文章用英文写作和发表（部分原因是用中文难以发表出来）。所以，从各个方面看都比较分裂。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生活应该建立在理论选择和方法论选择的基础上，也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你所选择的最符合你心目中那个真理版本的“道路”；至于具体从事什么“领域”的研究，不过是你在这条道路上看到的风景而已。我可能更期望自己做出真正的理论贡献，而不仅仅是为某一个具体范畴堆砌新的语料。

第二个原因，则体现在我始终无法让自己真正超脱于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个体系既有量的要求，如论文发表的数量，也有表面上看是质的要求，比如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收录情况等。这种评价体系导致的结果，就是学者不是按照自己的学术生产逻辑来从事研究工作，而是按照学术发表生态要求来从事研究工作。我相信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文社会科学学术圈的同仁们需要共同努力去改变的一个现状。让同行评议真正扮演起学术评价主流标准的角色，让学术生产和学术发表真正成为专业行为。

我个人最满意的科研项目，是我正在系统性从事的对于当代中国数字媒体与性别身份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用英语完成，发表在主流的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期刊上。我期望通过对一手质化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记录下这个时代对于性别问题的主流理解，以及数字技术给传统性别关系和性别观念带来的改变。从新闻传播学学科的角度看，这个研究项目似乎是比较边缘甚至是“不务正业”的，但我觉得从事这个职业不能光追求“有用”，也要追求“有趣”和“有意义”。对后者的评判是非常个体化的，却也是我热爱这个职业的重要原因。

我一直努力使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有一种对现实的关怀。所以，对我的科研教学产生较大影响的事，大多是现实领域的（戳此可查看常江老师与现实问题结合的研究示例）。我的总体研究风格是经验主义取向的，方法论上则是质化的，这是由于我受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只有通过对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有意义的生活经验的阐释，才能最有效地接近真理。一般情况下，我会努力摒弃各种理论前设和自己的态度、立场对思考过程的影响，也会尽力让一手的经验来指引自己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

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对我的生活态度也有很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我基本可以做到让自己对各种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持有包容和民主的态度。在不违背法律和道德准则的情况下，经验是无谓高低优劣的，它对于经验者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对这种意义的平视和解释，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更好地反思那些平时被我们不假思索拿来就用的“框架”。

学术研究本身也有话语体系和方法论之争，每个人心中都有无限度接近真理的最佳路径选择，不断将自己选择的那条路径的合理性解释给别人听，吸引更多人成为同路人，倒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

在科研的道路上，我没有经历过“高光时刻”，也似乎从未有过“至暗时刻”。

什么样的时刻算是“高光时刻”呢？我认为是真正感觉到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那一刻。对我来说，这一刻显然还没有到来。但这是我一直努力的一个方向。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为弥合观念分歧、解决社会群体之间在制度和文化领域的不平等现状做出贡献。这一刻也许有一天终会到来，也许永远不会到来。

我很享受思考和钻研的过程，也很享受在经验研究中和不同的人交谈的过程。这些过程未必都会产出可见可触的成果，但这个过程本身是令人快乐的。如果是说学术经历中最辛苦的时刻，那可能是我在写《中国电视史》的时候搜集、阅读和整理历史资料的过程。最初在国内，跑很多的资料馆，还在网上各种买旧书、旧杂志。因为很快要去瑞士工作，所以临走之前花了很多时间把有用的资料拍照扫描以节省行李空间，翻那些旧资料时过敏症都犯了，打了很久的喷嚏。去瑞士也是带了几箱子的旧资料，结果下了飞机就把一箱子书落在了电车上，后来费了不少力气才通过市政府的失物招领服务找回。工作人员跟我核对箱子里的东西时，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用法语跟我说：生活真不容易啊，不是吗？两年多以后这本书出来了，我立刻把所有用过的资料锁在了箱子里，不想再多看一眼。后来我在后记中写，当时的感觉真的像是《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里所唱的：热情已被你耗尽。

可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学术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它能带给人的是一种自足的成长的想象。人类学家格尔茨说：人类就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上的动物。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是我所能想象的编织意义之网的最好的方式。

说实话我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明白今天的规划可能明天就会变。我曾经想做记者，所以高考时选择了新闻系；后来想当作家，写了几本不大畅销的书；现在我是一个教师、学者，却也总会时不时地觉得似乎总是缺了点什么。人能进步，就源于不断审视现状、做出改变的能力吧。所以，比起清晰的“规划”，我更喜欢面对未知的未来时的那种不确定感，那种“一切皆有可能”的想象空间。

但无论未来如何，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我对“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强烈认同。对我而言，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身份，而是一个文化身份，甚至是政治身份，它意味着一种对时代、对国家、对自己的文化负责任的能力和态度。我出生于一个最普通的家庭，却有幸接受了这个时代所能给予的最好的教育，这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责任感，而不是优越感。而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做出的最好的贡献，就是坚持自己所认同的进步的价值观，不去回避这个时代的真正矛盾和问题。就算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到这一点，也要守好一个底线：不投机，不说谎，不自欺欺人。

抗压能力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从刚入行，到入行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大致是一个人30-40岁的阶段），既是重要的学术积累期，也是学术生产的精力旺盛期，所以阅读、思考、研究、写作等工作必须同步展开，不能有一项松懈。与此同时，社会和传统对这个年龄的人又提出了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结婚生子、赡养父母等，所以生活的负担也会比较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也是当初选择这个职业早就预见到了的事。

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兴趣爱好这个东西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就像好多人都吃的那个“酵素”一样，让你产生一种“无论怎么祸害自己都不会变胖”的想象。这种力量有的时候是很强大的。比如有人曾经问我，你做那么多的研究，怎么还有力气去豆瓣讲美剧？我说，很简单，因为讲美剧对我来说是休息，不是工作。所以，人是一定要有自己兴趣爱好的，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人，这样不光身边的人会受益，连自己忙碌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有机。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素质，就是情绪管理。科研工作是很容易让人产生负面情绪的，因为大部分工作是在比较孤独的情况下，以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方式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人难免会积累负能量。我觉得“青椒们”一定不能把自己的负能量宣泄在教学中、课堂上，这是极不专业的体现。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找到可以让自己卸掉情绪垃圾的办法（常江喜欢美食，自称“饭量奇大无比而且很馋，病得多重都没影响过胃口”），实在不行还可以求助专业的心理咨询。

至于职称、财务、教务等方面的问题，我的原则一贯是：遵守规定，顺其自然。这些问题是无论哪个职业都要面对的，高校教师凭什么就该免俗呢？我们都应该警惕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总认为读书人就不应该沾染财务这类的“俗务”，而应该去“纯粹地”思考和研究。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封建糟粕。大学教师在本质上是一个职业，与所有其他职业一样，都必须要以合乎契约的方式跟现代社会的运转体系建立联系。

未完待续 

闲聊部分

01

问：在一路走来的所得中，您觉得哪三个是最重要的？如果只能保留一个，您选哪个？

答：一是对完整的自我的坚持，不通过自我分裂的方式去取悦任何人。二是明确的价值追求，以及对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法设计。三是悲悯之心，对他人的痛苦的同理心。

我没有办法做到“只保留一个”，因为这三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浑然一体的。实现这三点，主要需要自我的精神建设，当然也需要一点勇气。我觉得我们可以没有宏大而深刻的生活目标，我们可以在大多数时候精致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但是，在内心深处，要留存这样的空间，要把对自我和精神的独立当作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活使命，在有生之年去不断完成。

02

问：为什么不用朋友圈？

答：原因很简单：屏蔽（主要是）无效的信息，为自己的信息环境降噪。我不光不用朋友圈，而且也不用今日头条、不安装短视频app。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培养自己的“信息自律”，既有行为自律也有逻辑自律，来对抗流量经济可能导致的非理性，乃至反智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这项“工程”的起点应该是做减法，对各种信息终端做出评估，做出取舍。说实话我也想同时关闭所有的微信群，但眼下这显然不现实，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作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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