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 | 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莫厄：让我们谈一谈你在一篇德语文章中讨论过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文学场（literary field）。你写道，“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那些忙于对文学或艺术作品进行科学性研究的人，总是忽略了对这样一种杜会空间的思考，即创作了这些作品及创造了其价值的那些人所处的社会空间。”仅仅把这个社会空间理解为“社会环境”或“语境”或“社会背景”等等的分折，在你看来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什么是“文学场”呢？什么是它的建构原则呢？

布尔迪厄：文化生产场（它被分为艺术场、文学场、科学场等等）的概念，使我们避免了模糊地（通过诸如“语境”“社会环境”“社会基础”“社会背景”这样的词）谈论社会世界，而艺术和文学的社会历史则通常满足于这样的谈论文化生产场，是文艺界的传统概念中所涉及的完全特殊的社会世界的总和。但我们必须不局限于仅仅把场看成是一个方便的意象这个层面上。人们能够观察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场、或政治场，与文学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结构的和功能的同源关系，而文学场像它们一样，也有它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有它的保守派与先锋派，有它的颠覆性斗争与再生产的机制，而且，这一事实表明了上述每一种现象都将在其内部呈现一种完全持别的形式。那种同源关系可能会被描述成差异中的相似性。谈论政治场与文学场之间的同源关系，就是肯定在不同的分组中存在着结构上相等的（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相等的）特性。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那些有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思考习惯的人将会急于破坏这个关系。从某种角度看，文学场（或科学场）像所有其他场一样（这一陈述是针对各种形式的理想化的传记的，或简单地说，是针对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从每一个不同的视角观察社会世界必然是完全不同的，而正是在这一社会世界中产生了这些异常的现实、艺术、文学或科学）：文学场涉及权力（例如，发表或拒绝出版的权力）：它也涉及资本，被确认的作者的资本，它可以通过一篇高度肯定的评论或前言，部分地转到年轻的依然不为人知的作者的账上：在此，就像在其他场一样，人们能观察到权力关系、策略、利益等等。但是，不存在由这些概念所标明的单一的特性，即在文学场中承担特殊的、完全不能低估的作用的特性：如果文学场像其他场一样，是权力关系的（为了改变或保持这些权力关系而进行斗争的）所在地，那么，加到进入这个场的所有的行动者身上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把一种特别的残酷性加到新进入者身上），就会星现一种独特的形式：它们事实上是以资本的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式为基础的，这一资本同时是场内竞争性斗争的手段和对象，即作为认同或贡奉资本的一种象征资本，不管是否制度化，不同的行动者或体制都以特别的活动和特别的策略为代价，在以往的斗争过程中积累起这一象征资本。我们依然需要详细说明这种认同的性质，因为这一认同既不能用商业成功（更应说是它的对立面）来衡量，又不能仅仅用社会认同（隶属于学术界获过奖等等）来衡量，甚至还不能仅仅用声誉来衡量，如果你是通过不正当的理由获得声誉的，那么这一认同可能会使你名誉扫地。我所要谈论的内容，将足以向你表明我正在谈论非常特殊的东西。简言之，这是关于场的概念，这是人们把握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和特殊性中的普遍性的手段。人们可能会要求最独特的专题著作（如关于福楼拜时代的法国文学场，关于莫奈在其中引发的革命艺术场，关于 19 世纪末文学场内的斗争，关于我目前正在作的研究等等），会要求它提供关于场的功用的普遍的命题，人们也许会要求从场的功能的普遍理论中推导出针对某一特定的场（例如：我正在研究有关个人房屋建造商的场）的特定状态的功用的具有说服力的假设。但是人们的思维习惯是如此地强烈（尤其是在那些否认其存在的人中间），以至文学的（或艺术的）场注定要演化成两种变体，而且两者互为对立：一方面人们可以在其中发现一种对艺术或文学世界的不可简约性的重申，这样文学或艺术场作为一个分裂的世界就被建构起来了而且高于策略、利益和日常生活的斗争：或者，另一方面，把文学或艺术场变形为直接对抗建构它的世界，这是通过把文学或艺术场中的策略、利益或斗争，变形为政治场或日常存在中发生的情形而实现的。

再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但我认为这个关键性的序言并不是没有用处的），我要说文学场是一个力量场，也是-个斗争场。这些斗争是为了改变或保持已确立的力量关系：每一个行动者都把他从以前的斗争中获取的力量（资本），交托给那些策略，而这些策略的运作方向取决于行动者在权力斗争中所占的地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特殊的资本。我们可以具体地从下列例子来看待这一问题，即存在着以不断涌现的先锋派来反对被承认的先锋派的永恒的斗争（这种斗争不能混同于在19 世纪的人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反对“资产阶级艺术家”的先锋派的斗争）。从 19 世纪中叶起诗歌在法国就成了永久的革命所在地（占统治地位的流派的更新循环都十分短促）：新进入者，同时也是最年轻者他们对前一次革命中创立的东西提出疑问，以反对以前的正统性【例如，巴那斯派浪漫的“抒情性”（lyricism）】。这个不间断的、反对确定性的抗争，是通过一种净化的过程在文学作品的层面上表达出来的。诗歌被越来越完全变形为向它的“本质”迈进，即向它的精髓迈进，从炼金术意义上说，诗歌在连续的革命中被剥夺的东西，虽然只是附属品却似乎成了定义“诗性”的东西：如抒情性押前、格律，所谓诗的隐喻等等。

莫厄：就权力场在场的总体性内实施统治这方面来看，权力场对文学场的确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然丽，你赋予了这个文学场一种“相对的自主性”，并分析过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如今这个文学场的自主性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呢？

布尔迪厄：文化生产场在权力场中占据的是一个被统治的地位：那是被一般的艺术和文学理论所忽略的关键性因素。或者，可以把这个表述重新翻译成--种更通常的（但却是不充分的）说法，我可以这祥说：艺术家和作家，或更笼统地说，知识分子其实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他们拥有权力，并且由于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大到足以对文化资本施加权力，就这方面而言，他们具有统治性：但作家和艺术家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又是被统治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不得不强调这一统治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通过个人之间的关系（像画家和委托制作画像的人之间的关系，或作家与资助人之间的关系）来实施的，如今这一统治采取的是结构性的统治的形式，它是通过非常普遍的机制，如市场机制来实施的。这一被别人统治的统治者、这个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的矛盾位置（或者说这一位置是对政治场的同源关系的利用、是对右翼或左翼势力的同源关系的利用），解释了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这种模棱两可恰恰是与平衡这个岌岌可危的立场的企图相联系的。尽管知识分子反抗那些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但他们却忠于资产阶级秩序，我们可以在所有出现危机的时刻观察到这一点，因为在危机中他们独特的资本以及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真正受到了威胁（人们只需想一想作家，甚至是最“进步的”作家，如左拉，当他们面对巴黎公社时所采取的立场）

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即决定场的内部斗争形式的结构性因素，在同一个社会内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很大的变化，而在不同的社会中同样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因此与场的内部的两极相关的力量，以及与艺术家或知识分子的角色相关的重要性也是会变化的。一方面，在一个极端，存在着专家或技术人员的作用，他们为统治者提供象征性服务（文化生产也有它的技术人员，如同资产阶级剧院有它的流水线上的制作者，或者流行文学有它所雇佣的制作者一样）；另一方面，在另一极端，则存在着自由的、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他们赢得了反对统治者的角色，他们是一些运用自己独特资本的知识分子，这些资本是他们依据自主性的力量而赢得的，并得到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的底护，他们的确对政治场作出了干预，这是一种左拉或萨特的模式。

莫厄：为了论述文学这门学科、为了阐释文学作品，或为了论述文学这门学科的传统空间，你的理论作了哪些改变？你同时既抛弃了内在的解释学和互文性（inter textuality），又抛弃了本质论者的分析和“传记哲学”，转而采用了你用来描述萨特分析福楼拜作品时所用的批判性术语。当你把“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场的总体性的一种表达”来理解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布尔迪厄：艺术场的理论的确既拒斥了将个人传记直接与文学作品相关联（即将原初的“社会的阶级”与作品相关联），也拒斥了对个体的作品的内在分析，或者说拒斥了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分析，这是因为我们必须同时进行所有这些分析。我的论述是以这样的假定为前提的，即在差异变化中以互文性的方式被思考的作品的空间，与生产者的空间和生产、评论、出版社等等制度的空间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严密的一致性，存在着一种同源性。我们必须通过解释正被实践着的风格，通过解释存在于这种风格中的秩序来关注在生产场中作品可能被定在不同位置上的东西，而风格又受到诸如作品发表的场合（出版商、评论、画廊等等），作品得到社会承认的种种迹象等因素决定，或简单地说，风格也受到它进入游戏后所占用的时间的长度等决定风格还受更多的外在的指示物，如社会的和地理的起源性因素的决定，而这种外在的指示物又可以重新被解释成风格在一个场的内部所占据的位置。与所有这些不同的位置相对应的是它们在表达模式的空间、在文学或艺术形式（如亚历山大格式的诗歌，或其他的诗歌格律韵脚自由诗体上四行诗或民歌民谣等等）的空间、主题的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当然还有它们在传统文学的分析中很早就发现的、种种更为微妙的迹象的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换句话说，为了在本文的独特性中充分阅读一部作品，人们必须在它的互文性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阅读，即跨越其种种变体的系统，而这部作品正是通过这些变体跻身当代作品空间之内的；但这种区分性的阅读对于从结构上理解相关的作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些作家是被他的习性和他所采取的美学立场所限定的，正是这些限定，以及决定他在创作空间中的地位的客观关系，最终造就了这些作家；也正是这些决定，或引导这些作家同其他作者进行竞争的客观关系，最终造就了这些作家；可以说，这整套的策略，尤其是形式的策略，使得他们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家或“真正的”作家（相对于那些幼稚的艺术家或作家而言的），确切地说，那些幼稚的艺术家或作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这并不是说，那些非幼稚性的艺术家就完全意识到他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我看来，他们的范例是杜尚（Duchamp）如果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每一件事，那将使他们变成玩世不恭的人或江湖骗子。对他们来说，最必要的是对艺术场、对它的过去、它的将来、它将来的发展、和一切有待于去做的事情都有一种“历史感觉”，只要做到这些也就足够了。所有这些都是感觉这个游戏的一种形式，正是这些东西排除了玩世不恭的行为，正是这些东西使得你参与游戏，被游戏接纳并达到能够预测其未来的境界。但这些东西根本不会包含一种作为游戏的游戏理论（这足以将幻像作为一种游戏中的投资或游戏中的利润，转变成一种纯粹而简单的错觉），这些东西甚至也不会包含-一种游戏的理论，不会包含有助于在游戏中致胜的有关法则的理论和理性的策略。非幼稚性并不排除纯真形式……总之，发生在艺术场内的有关生产的根本性区分的实质，意味着人们能够而且必须理解整个艺术场，一方面这是一个人们为了在其中站稳脚跟而采取了某些立场的艺术场，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体现了在这些条件下所产生的每一部作品中的立场的艺术场。这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习惯性建立的外在与内在之间的、解释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文本与语境之间的所有的对立，都完全是虚构的；它们是被用来证明宗派性的拒绝、无意识的偏见（尤其是不想被有关创作者的社会学研究弄脏手的经学家的贵族主义），或者简单地说，这是最不愿意付出努力的欲望。这是因为我现在提议的分析方法除非花费大量的工作，不然就不能真正地被付诸实施。它要求你像一位掌握了所有已知的方法（如内在性的阅读传记分析等等）的内行那样去做每一件事，它要求你在总体性的层面去分析每一个作者它要求真正建构一个作品的场和创作者的场，只有真正建构一个作品的场和创作者的场，才能真正建构在这两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系统。

莫厄：以你之见，创作文学或艺术的主体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呢？作家所拥有的“象征性的创造者”，或“命名”者这样一种古老的表象，这样一种古老然而依然完整和积极的表象，在你看来是否依然重要？还有一个作家能从你的理论中获取怎样的教益呢？

布尔迪厄：作者的确是创造者，但这一意义完全不能从被文学或艺术理想化了的传统的角度来理解。例如莫奈引发了一场真正的象征性革命，他所采取的方式同某些伟大的宗教的，或政治的预言家所用的方式是一样的。他深远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即感知的范畴和对世界的判断，改变了社会世界的建构原则：他对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定义，什么值得表现，什么不值得表现的定义也作了根本的改变。例如，他开创并增加了对当代世界的表现，那些戴着礼帽、拎着雨伞的男人，都市的风景，都是用普通的、细腻的笔触来描绘的。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等级制、对社会的等级制、以及所有的等级制的拒斥，这些等级制把（值得这样来表现的）大部分贵族描述成最具历史性的人物（古老的服装、画室中的石膏模型、在希腊传统或《圣经》的传统中履行义务的主题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莫奈的象征性革命，推翻了那些精神性的结构，深深地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资产阶级批评家和公众会对他反应如此之激烈），这一象征性革命也许可以被称为杰出的革命。那些把这个先锋画家等同于，并谴责为政治革命家的人并没有完全弄错，尽管这个象征性革命在大部分时间里注定被限制在象征的领域内。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无法命名之物的权力（这一点依然未被注意或仍然受到压制》，是一种不可小看的权力。萨特说过，言词能引起很大的破坏。情况的确如此例如，当“命名”行为被用在公众场合时，它们就因而具有了官方性质，并且得以公开存在。当“命名”行为显示或隐晦地显示了那些只存在于不清晰的、混乱的、甚至是压制的状态的事物时，情况亦是如此。表现或显现，并不是一件小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谈论创造。

本文选自《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有删减。

图书简介

本书主要写布尔迪厄原本将注定要在学术体制内凭借自己学术上的成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而学术上的成功无疑会把他们领到体制内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却偏偏经历了学校的体制就在自己脚下崩溃的体验。总体来讲，布尔迪厄的工作可以这样笼统地来描述：不断尝试在理论上克服具有社会理论特征的对立性，系统地阐述对社会生活的反观性探讨。这个工作的中心是三个基本概念“习性”（habitus）、“资本”（capjtal）、“场”（field）。

作者和编者简介

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2002年），男，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任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

代表著作：《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

编者简介

包亚明，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艺理论、都市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图书目录

一 编者前言

二 自画像

三 精神之旅与“心灵”快照

四 游戏规则与婚姻策略

五 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六 反观社会学的真谛

七 社会学危机与争夺词语的斗争

八 场的逻辑

九 利益、习性、理性

十 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十一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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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文本

编辑：曹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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