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关系工作及其陷阱——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资助的等级评估

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在世界各地，志愿项目是管理社会组织的一种日益普遍的监管工具，但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等级评估的机制尚未完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北京大学罗薇，香港科技大学郑文娟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龙彦三位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索。本文结合并扩展了自愿性规制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内涵，以检验政府非正式的关系工作对社会组织参与等级评估的影响。根据对深圳203家社会组织的随机抽样采访和调查数据，作者研究了政府资助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项目及其在社会组织中的不同接受程度。实证结果表明：那些与地方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组织（政治嵌入型社会组织）更有可能参与等级评估。由于政府依靠现有的监管网络在组织和个体层面上开展关系工作，以“劝诱”或“说服”社会组织参与，因此他们往往会吸纳在政治上更为根深蒂固的社会组织。然而，这些有针对性的吸纳可能会产生比“接受”或“抵制”二元滥觞思维更为复杂的结果，最终导致一些社会组织参与等级评估，也阻止了其他社会组织准入。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顶级期刊JPART上面。

（文献来源：Wei Luo, Wenjuan Zheng, Yan Long. Relational Work and its Pitfalls: Nonprofit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Sponsored Voluntary Accredit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22.1-17. DOI: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ac010）.

研究问题

越来越多的政府已经完成了从提供公共服务向采购公共服务的角色转变（Alexander、Brudney和Yang，2010）。由此产生的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日益依赖，加速了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需求。在这种环境下，新公共管理变革（NPM）改变了全球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自愿参与管制计划（等级评估）越来越多地补充或取代了传统的命令和控制机制（Breen、Dunn和Sidel 2019；Szper和Prakash 2011）。所谓的自愿管制计划，即要求参与的社会组织自愿接受行业的标准和规定，并接受外部绩效评估，包括行为准则、机构认证和资格鉴定。尽管一些私人机构会赞助它们，但政府已经开始将这些计划纳入社会组织的监管中（Cordery 2013；Lowndes 2017）。

本文以新公共管理变革（NPM）为背景，考察了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资助的等级评估情况。然而，社会组织的等级评估通常在许多部门都面临挑战，低参与率会影响资助项目的合法性和成功性(Carter, Scott, and Mahallati 2017) 。因此，在一个寻求“引导责任”而非“强制责任”的新治理时代，是什么驱动和限制社会组织自愿参与政府资助的等级评估项目，不仅关系到社会组织的研究，更关系到自愿参与监管的旨趣。

有哪些原因造成了社会组织参与等级评估的不同行为？一类研究着眼于等级评估的方案设计，包括标准、费用和监管要求，以确定其准入壁垒（Gugerty 2010；Hyndman和McMahon 2011；Phillips 2013）。另一类日益兴起的全新视阈的研究则开始关注组织因素，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了组织层面的参与驱动因素，包括社会组织的资金、能力和领导力（Lee 2014；Tremblay Boire和Prakash 2015）；另一方面则研究组织运作的外部环境，例如规范或模拟压力（AbouAssi和Bies 2018；Gugerty、Sidel和Bies 2010）。

尽管过去的研究极具洞察力，但就政府对社会组织参与影响的描述还不够充分，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设计、批准和资助项目的支持作用。例如，政府可以通过为参与评估的社会组织提供实质性利益，诸如减税或获得政府合同（Carman and Fredericks 2008；Gugerty 2009）。尽管这些正式的政策工具非常重要，但我们对政府代理人的行为——尤其是那些超越正式授权的行为——如何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等级评估的结果知之甚少

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如何影响等级评估规划的制定。伴随着自上而下的正式监管机制，政府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和战略进行吸纳，对培养社会组织的支持行为并使其接受等级评估至关重要。这种分析性转变突出了“关系工作”的重要性，即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建立联系和协作的非正式努力，可以有效促进监管方式的变革。

关系工作与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资助的等级评估项目

作为监管策略的自愿计划

自愿监管项目作为新公共管理时代的一项议题，旨在纠正传统命令与控制的行政权威缺陷，例如高交易成本和政治反弹（Potoski和Prakash，2004）。当前，自愿监管已经在全球蓬勃发展（Breen等，2019；Prakash和Gugerty，2010），目标是激励社会组织采用管理实践，并承诺遵守超越法律要求的问责制和透明度标准。

虽然公共行政文献早已认识到国家参与自愿管制的重要性(Baldwin et al. 2012)，但社会组织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私人组织对其的影响，因为它们才是志愿项目中更成熟的赞助者。然而，随着政府越来越多地将资格评估整合到对社会组织监管的框架中(Bies 2010；Phillips 2012)，学者们开始对澳大利亚(McGregor-Lowndes2017)和菲律宾(Sidel2010)等国政府资助项目的运作情况进行研究。

中国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社会组织5A级评估）是研究政府资助志愿计划的理想案例。首先，中国的公共部门行政方式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契约政权”（承包体制）(Smith and Lipsky 1993)，如将公共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Aasland, Kropp and Meylarks2020；Milward and Provan 2000)，并对问责机制提出要求(Frederickson 2006；Moynihan and Pandey 2010)。其次，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机构将评估、指标和专业知识应用于公共管理之中。社会组织等级评估表明，作为全球社会组织的新兴监管制度，绩效评估的重要性与日俱增(Brandsma and Schillemans 2013；Carter 2016)。

组织参与自愿监管计划

关于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资助的等级评估的实证研究很少。研究者们通过借鉴和弥合关于社会组织参与非政府实体发起的自愿监管计划和企业参与国家发起的自愿监管的文献来弥合这一问题。这些文献主要利用了三个理论视角——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和嵌入理论——这有助于我们提出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资助等级评估的假设。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外部资源生成关系的需求和约束塑造了非营利组织的组织行为(Barman2008；Froelich 1999；Galaskiewicz and Bielefeld 1998；Guoand Acar 2005)。例如，非营利组织会主动采用项目评估或参与自我监管的方式来获取外部资金(AbouAssi 2015；Carman 2011)。对国家赞助的志愿项目的研究也表明，组织参与这些项目是为了获得专有的物质和名誉利益(Delmas and Toffel 2008；Potoskiand Prakash 2004)，与非政府的志愿项目相比，当地政府的倡议可以提供更多的额外好处，包括规章性的救济、通过公众权威认可的强有力的信誉信号以及有利的技术援助(Amirkhanyan 2009；MacIndoe 2013)。因此，

命题1：高度依赖政府资助的社会组织更有可能自愿参与政府资助的等级评估。

根据制度理论，当面临制度压力时，组织会遵循某些结构、实践和流程，如加入自愿监管计划(Barman and MacIndoe 2012；Frumkin and Galaskiewicz2004；Rutherford et al. 2020)。然而，面对类似的压力，组织对制度期望的反应是不同的。制度契合度的变化——一个组织的现行结构、惯例和系统与制度规范的一致程度——可以解释它们的异质反应(Kondra and Hinings1998；Oliver 1991)。如果组织认为自己的地位或目标与外部要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他们往往会对监管要求做出消极反应。例如，自愿参与环境项目的公司大多是已经符合管理标准的高绩效者(Antweiler and Harrison2007)。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非营利组织。国家资助的等级评估将吸引已经通过努力或致力于使非营利部门标准化和正规化的组织。

命题2:高度合理化或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更有可能参与政府发起的等级评估项目。

最后，嵌入理论指出，组织周围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内容可能会影响其行为(Granovetter 1985)。特别是，非营利组织的政治嵌入性不仅塑造了非营利组织的行为和发展，还影响了威权国家和福利国家更广泛的监管策略(Ljubownikow and Crotty 2014；Tang and Lo 2009)。在组织层面上，与国家相联系有助于非营利组织获得合法性资源和政治影响力(Ni and Zhan 2017)。这种嵌入性可以反映在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中介网络中(Yang and Cheong 2019)。中介网络可以将金融资源导向非营利组织(Anheier and List2005)，并向其成员传达专业规范和期望(MacIndoe2013)。事实上，非营利组织在协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组织间网络方面至关重要(Tsukamoto and Nishimura 2006)。因此，如果一个非营利组织附属于政府中介机构或其领导者有个人的政治关系，它会对新的监管制度更敏感。因此，

命题3:政治嵌入式社会组织更有可能参与政府资助的等级评估项目。

政府关系工作与社会组织的吸纳和参与

建立和引导社会组织自愿参与资格认定需要政府的努力。为了实施新的规则，政府代理人参与各种类型的机构工作。作为制度工作的一种，关系性实践是制度执行过程的基础和整合(Cloutier etal. 2016)，它被定义为“(政府)努力在参与改革实施的人们之间建立联系、信任和协作”(同上，266)。这种非正式的治理关系与正式的管理机制并存，共同塑造了所有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动态(Feeney andSmith 2008；Poppo and Zenger 2002；Van Slyke 2007)。在拥有强制、监管和立法权的同时，政府需要参与相关工作，以培养共识并鼓励被监管者参与建立和维护监管制度。

政府吸纳，尤其是关系工作可能分布并不均匀；预先存在的制度安排和被监管人的组织特征可能会影响分配。同时，监管机构和参与成员的信誉和声望对于维持自愿监管至关重要(Gugerty 2009)。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监管工具的合法性，如自愿参与等级评估的系统，我们希望政府付出更多的努力，让高绩效的组织参与进来。例如，深圳市政府热衷于实施社会组织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项目，以凸显“科学公共管理变革”的成功。在政府的思维认知中，许多高绩效的社会组织被认为是更重要的社会部门标志，市政府可以根据这些指标向上级政府申请特权和资源。此外，一位专家在采访中说道，政府机构为社会组织等级评估设定了特别高的标准，以此作为一个筛选过程，用以选择良好的合作伙伴来承担政府合同。该计划作为一种风险控制和保证措施，向公众表明政府的潜在合作者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假设:

命题4:吸纳工作更有可能针对政府现有监管网络中的高绩效社会组织。也因此，这些社会组织更有可能参与当地政府的等级评估。

吸纳挑战：深圳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案例

深圳是研究全球南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区自愿接受管制的理想环境。随着居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增加，这座年轻且快速扩张的城市尝试了“大社会小政府”改革，即政府将大部分公共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深圳在2009年初通过实施监管改革，启动了中国对NPM的首次涉足。深圳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体系为研究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冲突、谈判和适应提供了机遇。

受访者普遍认为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是深圳政府发起的、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志愿项目。在国家层面监管社会组织的中国民政部于2011年启动了该项目，包括一般认证资格、程序、案例管理以及监督和制裁机制。具体来说，深圳市政府任命一名官员加入评估委员会，监督由当地民政机构、大学、智库、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相关专业实体的成员组成的评估委员会。然后，该委员会聘请第三方专家作为评估者和监督者，他们进行实地考察，并在被认可的社会组织违反规定时作出处罚。

非营利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是一个漫长和多阶段的过程，根据提交的材料和访问报告，该机构授予社会组织A级评定。2008至2010年间，民政部在深圳开展了一项试点项目，随后向全国推广。2010年，4000家社会组织中只有66个组织申请了该项目(Cao 2015)。从那之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项目驱使当地政府在吸纳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资金。正如一位评估专家所描述的，吸纳是区政府之间“为实施监管改革而进行的一场持续的竞赛”。

为什么有些社会组织参与了社会组织等级评估，而有些却没有？政府机构做了哪些吸纳工作？为什么世界上最具权威性政府的国家中，一个“足智多谋”的市政府无法达到社会组织的覆盖目标？这些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考察政府的吸纳工作及其对不同社会组织的影响。

数据和方法

混合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一种混合研究方法，使用平行设计，同时调查和采访203个社会组织(Creswell and Clark2017)，采用了定量和定性方法。首先，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是在共享的经验背景下从同一个随机样本中产生的。访谈协议旨在为调查问卷补充有关组织决策和活动的具体细节。第二，这些数据集允许我们结合演绎和归纳分析(例如，Mele et al. 2015；Zhan and Tang2016)。如前所述，假设社会组织对政府资助的资源依赖、组织特征及其政治嵌入性可能会影响其参与等级评估的决策。定量分析排除了我们的一些假设，但揭示了一些联想的关系。然后，使用定性分析方法进一步探索是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和过程产生了这样的关联，将注意力转移到政府的非正式角色上，并通过结合机构工作的有关文献，提出了一个关于吸纳和组织参与的新理论。

数据的收集过程

样本来自深圳市民政局官方网站上完整的注册社会组织列表。截至2017年，该名单包括9139家合法注册的社会组织。在这当中，研究者们随机抽取了510个社会组织的样本，并联系了他们的执行董事或类似级别的领导来参与调查。样本涵盖了在公共服务、健康、教育、艺术和文化等广泛领域的社会组织，203个非营利Eds（执行董事）亲自完成了调查和访谈，回复率为40%。深入的半结构访谈要求详细说明多个调查问题并给予答案。持续时间1-7小时，平均2.5小时。此外，对当地政府进行了48次专家访谈，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学者和非营利部门领导。

测量

因变量

本研究旨在对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资助的等级评估项目进行三角测量，结合受访者的答案和访谈过程中的阐述，采用了两个因变量。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的认知度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受访者听说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则赋值为1，否则为0。而在听说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的社会组织中，进一步确定了那些已经参与其中的组织。如果受访者参与了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则赋值为1，否则为0。

自变量

为了测试命题1，通过社会组织总收入中政府资金来源的百分比，衡量其对政府的依赖性。

为了检验命题2，构建了两组测量组织形式化的独立变量。第一个是合理化，它包括了与管理实践相关的九个因素的得分变量。参照Hwang and Powell (2009)，对九种内部管理实践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使命陈述、战略规划、预算、定量项目评估、调查、人员评估、时事通讯、新闻稿和顾问咨询)。这九个因素进行二元变量(1，如果存在；否则为0)的区分，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因子载荷。第二组独立变量将业余爱好组织与专业运营机构区分开来(Suarez2011)。专业化用四个二元变量的总和进行考察：执行董事是一个带薪职位=1；执行董事为组织全职工作=1；一半以上的员工是全职员工=1；组织至少有一名受薪员工=1。

为了检验命题3，使用社会组织在政府中介结构中的成员资格和执行董事的个人精英关系来衡量组织的政治嵌入性。如果受访者所在的社会组织是政府发起的中介组织的成员，则赋值为1，否则为0。另外，通过考察执行董事在加入社会组织之前的政府工作来衡量其精英关系。

控制变量

基于现有的社会组织研究，将组织规模和成立年限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年度预算来衡量组织规模。

统计模型

这篇文章运用了两个实证分析来考察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的认知和参与。模型1使用逻辑回归来估计组织属性和政治嵌入对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意识的影响。由于意识是组织行动的前提，模型2采用了Sartori selection model来识别相同组的独立变量和组织参与之间的关系。

结果及发现

定量结果：社会组织参与的困惑

样本中的143个组织，几乎占了所有样本的四分之三，都知道社会组织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但其中只有54家单位（占总样本的26.6%）参与了该计划。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认知度的逻辑模型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的Sartori选择模型的结果显示，与命题1的假设相反，对政府资金依赖更高的社会组织对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的认知和参与并没有显著关联。

结果显示，关于命题2的结果喜忧参半。社会组织的合理化、专业化和执行董事的管理培训对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的认知显著正相关，但与参与不相关。这表明，更合理化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更有可能认识到外部评估的环境，但并不能影响其参与。执行董事的管理培训显著增加了对社会组织的认可意识，但也不能影响他具体参与到等级评估过程中。数字培训对这两种模式都没有显著影响，这并不奇怪，因为这种类型的培训往往以技术为导向。

有关政治嵌入的命题3，政府的中介机构在两个模型中都是显著的。在了解等级评估的社会组织中，加入政府中介机构增加了23%的参与可能性。而执行董事的精英关系在这两种模式中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

总之，社会组织与政府中介机构的关系是其参与等级评估最显著的因素。而非盈利组织的组织属性，如理性化和专业化，并不能直接导致它们参与评估。对政府的财政依赖、执行董事的个人政治关系、组织规模和年限与社会组织的评估意识或参与没有显著关联。

定性结果：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吸纳的互动

为什么只有不到30％的组织参加了等级评估计划？访谈数据为命题4提供了部分支持。他们证实，深圳政府积极主动的吸纳工作，尤其是其非正式的关系工作，对于吸引社会组织寻求评估至关重要。通过邀请业界研讨会、量身定制的技术援助、日常动员和人际说服等活动，政府的关系工作在设定目标、构建认证、协调利益和期望以及培养相关技能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政府中介机构协助相关工作，帮助目标意向的社会组织顺利完成要求苛刻的申请流程。受访者的叙述揭示了部分原因：一个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等级评估对组织发展的长期好处，尽管他们有参与的决定权。跳脱出接受与抵制的二分法，为了捕捉组织对新政策的反应(McDermott et al.2015)，分析了对等级评估参与的四种回应路径(表3)：

这四个类别并不相互排斥。在等级评估过程中，被监管者通常会经历和遍历两个及以上的回应。在每个象限中，遵循“最相似”的匹配策略(Mahoney 2012)，将在一个因素上相似而在另一个因素上表现出较大差异的社会组织进行分组。更具体地说，所介绍的案例即使在它们对等级评估的反应上是匹配的，但在它们的组织特征上不同，也进行分组，例如合理化、专业化和资金来源。目的是揭示社会组织决策的复杂性，而不是因果推理。对于每一类，我们给出了两到五个适合的例子进行描述。

A．积极的支持者

积极的支持者会参与政府的等级评估，他们的领导者不仅认为这是有益的，而且认为这可以改善他们组织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关系工作使监管者的动机与被监管者的动机一致。积极的支持者普遍认为政府等级评估是一个使他们组织内部管理合理化的宝贵机会。例如，贸易协会的主管解释说，他的组织参加评估不是为了物质奖励和政府合同。相反,“非常严格的标准”促进了其性能和服务的积极调整。他认为评估规范了他的组织“什么被认为是好的或符合标准的”，并让它“得到他人的认可”。来自政府中介机构的援助使得积极的支持者转变为寻求主动参与评估的热情的支持者。对政府而言，获得大型的、专业的社会组织参与，对于整个评估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与具有与等级评估期望一致特征的组织合作，更容易发展相互信任和利益，从而提高吸纳工作的有效性。

B．战略依赖

战略依赖者同样会参与到组织等级评估中，但他们对评估有负面的看法。有些组织参与纯粹是因为他们有针对性地在财政上依赖于政府合同，并认为认证将提供更好的获得政府资源的机会。战略依赖者与授权的关系取决于他们对象征价值或物质资源期望得到满足的程度。一些高绩效的战略依赖者仅仅将授权视为具有象征价值的外部工具。4A评级的社会组织“专业服务集团”的主席解释说，成为等级评估的目标是“良好的宣传”，因此他的组织“欣然接受”。他们希望CAB（民政部）注意到他们，并希望政府高层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他们，即使该组织不需要政府资助。较小和不太正式的组织更有可能希望通过等级评估的手段，帮助他们赢得政府的拨款和合同。

C．犹豫不决的支持者

犹豫不决的支持者拥有参与等级评估的想法，也对参与评估改善组织管理表达了积极的情绪，但没有参与。大多数组织要么规模小，要么处于政府中介网络的边缘，这对他们的招募经历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组织认为，等级评估可以推进其组织的整体管理，但他们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支持网络来帮助他们完成申请。如果得不到政府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他们很容易被招聘和申请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所吓倒。许多人发现在申请评估之前，首先要对合规负担(Moynihan 2004)进行自我评估，结果发现，需要筹备的资源和人员使他们无法参与。

D．被忽视的反对者

当自上而下的等级评估要求与他们对管理实践的期望相矛盾时，组织就成了“被忽视的反对者”。他们既不参与评估，也不接受其评估系统所传达的价值观，例如专业化和合理化。与其他类别不同，他们脱离了现有的官方网络；因此，他们往往被排除在政府的招募工作之外，尽管其中许多是大型和高绩效的非营利部门。脱离政府中介网络会滋生不信任和怀疑。一个促进传统艺术的社会组织主任对从事招募的政府中介机构的议程表示怀疑。她的组织不是社会组织联合会的成员，她认为其中的组织成员并不公平，研讨会是针对他们而设立的。她认为这个过程带有偏见，“我认为社会组织联合会正在利用等级评估来增加其成员数量。”像其他某些受访者一样，她认为评估程序晦涩难懂而且繁琐，觉得没有得到想要的关键信息，也不需要政府中介机构的帮助。

结论

本研究使用社会组织的随机样本，以公共管理变革的领先城市——深圳为研究对象，分析被监管者对自愿参与等级评估计划的反应。它试图解释为什么社会组织会参与政府资助的评估项目，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整体参与率仍然很低。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招募工作影响了社会组织寻求评估的决定和态度。统计分析表明，专业化和合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组织更有可能认可评估方案，但无法解释他们的参与性决策。相反，政府中介网络将有政治背景的社会组织拉进了招募工作的范围，大大提高了它们获得评估的可能性。定性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招募运作的程度和方式，以及如何吸纳社会组织。

分析显示，社会组织对等级评估的反应远比“合作”与“抵制”的二分法复杂得多。组织接受评估的四个类别，证明了政府不均衡的关系工作可能会导致社会组织在项目中的分歧式参与。先前存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中介组织的私人关系，促进了政府接触社会组织的可能，并为说服社会组织参与提供了帮助。虽然这些非正式的努力说服了一些高绩效的组织参与进来，但它们也引起了部分负面效应。这些组织认为他们的使命、价值观或组织资源与评估要求并不匹配。关系型工作的不均衡分布也疏远了与现有政府网络没有联系的、更广泛的社会组织。缺乏这种制度上的支持，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很难将他们的价值观、期望和能力与等级评估要求相匹配，这就造成了对当地政府建立评估制度的不信任和反对。

研究发现表明，正如现有文献所假设的那样，社会组织可能无法平等地参与志愿项目。这些计划建立在先前存在的制度安排上，可能导致政府在招募中的注意力和资源分配不均。与政府关系更密切的社会组织在考虑评估项目时更有准备性。对现有评估网络的依赖可能会排斥其他组织参与，进而阻碍整个改革过程。同时，组织特征从一开始就塑造了社会组织对评估前景的认知。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两个因素如何塑造参与，从而影响到以后改革的运作和效果。

本研究的发现对自愿参与等级评估项目的研究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评价是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Yang, Hsieh and Li2009)。然而，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政府评价能力的正式关系方面(Joaquinand Greitens 2012)。本文通过对政府非正式关系工作的阐述，扩展了对地方官僚主义社会基础的研究，并提出了公共管理中的新问题：现有的制度安排如何促进或限制政府的非正式管制能力？政府间关系工作的组成如何变化？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中不断变化的背景(Suárez and Esparza 2015)，从而扩展这一领域。

如果您喜欢此文，请转发和分享给朋友们。谢谢！

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Aasland, A., S. Kropp, and A. Y. Meylakhs. 2020. Between collaboration and subordination: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in Russian anti-drug policy.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1 (4): 710–710.

Breen, O. B., A. Dunn, and M. Sidel. Eds. 2017. Regulatory wav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 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policies in the nonprofit secto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 Press.

Carter, D. P. 2016. Public, nonprofit, and for-profit sector regulatory approaches in third-party regulatory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6 (4): 726–44.

Farid, M., and H. Li. 2021. Reciprocal engagement and NGO policy influence on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2: 597–609.

Mcdermott, A. M., L. M. Hamel, D. Steel, P. C. Flood, and L. Mkee. 2015. Hybrid healthcare governance for improvement? Combining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to public sector regul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93 (2): 324–44.

Ni, N., and X. Zhan. 2017. Embedded government control and nonprofit revenue growt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7 (5): 730–42.

Zhang, Z., and C. Guo. 2021. Disentangling the myth of nonprofit–government relations in China.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53(1), 4–12.

相关文献：(直接点击链接即可进入该页面)

原文链接（阅读原文　点击左下角）：

https://academic.oup.com/jpart/advance-article/doi/10.1093/jopart/muac010/6532020

此处也可以下载全文：

凤凰网一点资讯：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9954958_Shaping_Identity_Older_Adults'_Perceived_Community_Volunteering_Experiences_in_Shanghai

欢迎您提出与本文内容、主题或翻译有关的各种问题与建议！

欢迎关注、订阅微信公众号【治理学术】。本公众号是由公共管理与政治学学科的老师和学生志愿者开发的学术和交流平台，重点是治理理论与实践领域的热点问题，我们每日整理、翻译并推荐一篇最新权威英文文献。核心内容分为三大板块：1、治理理论　文献与探索，2、管理实践　治理与反思，3、公共治理　教学与交流。

欢迎推荐或自荐研究成果，来稿请致邮箱：[e-mail]

PS：如何加入微信公众号：

您可以扫描下面的二维码，或者搜索公众号：“治理学术”，或者加原始ID: 
　 gh_dd2c06e61722　然后点击加入即可。

PS：如何查看以前推送的精彩文章：

您只要点标题下方的“治理学术”，并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即可，精彩就会尽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