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中国环保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及其运作

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营利部门，即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近，复旦大学何晨阳将非营利部门与政府的关系分解为过程和结构两个维度，并考察了它们对中国环保型社会组织的收入多元化）、倡导参与和倡导有效性方面的影响。本研究对对89个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全国性调查的数据以及对其领导人的深入访谈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参与政府组织的活动使环保型社会组织能够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和更多地参与政策倡导。此外，政府干预和限制性政策背景是激励而不是压制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倡导参与。通过诉诸灵活的战略，环保型社会组织设法减轻了政府干预的影响，并坚持倡导它们偏好的政治环境。然而，与此同时，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倡导活动在更具支持性的政策背景下更有可能有效。论文发表在非营利组织类权威期刊Voluntas上面。

（文献来源：He, C. .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on operations for chinese environmental ngo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22.1-13. DOI: 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1-00352-8）.

研究问题

今天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单靠政府是无法解决的；市场也不能被视为唯一的选择（Brinkerhoff & Brinkerhoff, 2002）。此外，非营利组织为普通市民创造机会，去表达他们的抱怨，组织集体活动，以及要求政府负责（Tang& Zhan，2008）。然而，非营利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供公共服务并促进更广泛的政治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政府一直是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资助者之一，许多非营利组织通过承包、风险慈善（venture philanthropy）或专项资金获得政府资源（Salamon，2012）。另一方面，在政府建立了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和政策背景，非营利组织在其中生存，他们的组织成功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正确处理这些制度压力(institutional pressure)（Zhan & Tang，2013）。

关于非营利部门与政府关系如何影响非营利部门运作的研究大多从资源角度出发。同时，另一类文献认为，除了资源方面的考虑，制度因素，如政治和政策背景，也对非营利部门的功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Guo & Acar, 2005）。中国的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复杂的制度背景，使其成为揭示制度因素如何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完美实证环境，更重要的是，比较资源考虑和制度因素的不同影响力量。本研究旨在回答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如何从资源考虑和制度因素的角度塑造中国社会组织的功能。

研究框架和假设

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两个层面

为了描述非营利部门与政府关系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本研究诉诸于组织间关系的文献。根据Van de Ven（1976）的研究，两个或多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两个维度来衡量，即关系的过程和结构。关系的过程指的是有形和无形资源的流动。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从政府获得的最常见的有形资源是资金（Salamon,2012）。无形资源的流动，比如信任和信息，通常由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的个人纽带，或称"关系"来捕获（Johnson  & Ni，2015；Zhan & Tang，2016）。在中国，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参与政府组织的活动和项目，如领事会议、孵化项目和能力建设课程等，与政府官员建立个人联系（Spires，2011a）。

不同的是，结构维度考虑的是组织间的决策权位置（Van de Ven, 1976）。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府关系中，这种关系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组织经历的政府干预的程度，以及社会组织领导人对其周围政策和政治环境的感知水平。

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a：有政府资助的环保型社会组织将有更高的收入多样化水平。

假设1b：环保型社会组织参与更多政府组织的活动，将有更高的收入多样化水平。

假设1c：环保型社会组织在经历政府的压制性控制较少时，会有较高的收入多样化水平。

假设1d：环保型非政府当组织处于一个更支持性的政策环境时，会有较高的收入多样化水平。

假设 2a：环保型社会组织如果有政府资助，会更多地进行倡导。

假设 2b：环保型社会组织如果参与了更多政府组织的活动，就会进行更多的倡导。

假设 2c：环保型社会组织如果受到政府更多的限制，他们就会减少倡导活动。

假设2d

环保型社会组织如果认为政策环境的支持性较差，则会减少倡导活动。

假设 3a：环保型社会组织如果有政府资助，将更有效地进行倡导。

假设 3b：环保型社会组织如果更多地参与政府组织的活动，将更有效地进行倡导。

假设 3c：环保型社会组织如果受到政府的限制较少，将更有效地进行倡导。

假设 3d：环保型社会组织如果认为政策环境更有支持性，将更有效地进行倡导。

研究方法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了两个来源的数据：全国范围的调查和深度访谈。调查数据来自广州的一个社会组织在2017年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成功收集了680个中国社会组织的信息，其中89个是环保型社会组织。为了证明这89个环保型社会组织的代表性，通过查阅三个在线数据库，包括中国发展简报、NGO2.0和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编制了一份中国环保型社会组织名录。截至2017年7月，该名录确定了393家在中国运营的环保型社会组织。

此外，研究者还在2015年至2018年间对中国的七个城市（深圳、广州、北京、上海、昆明、成都和合肥）进行了实地考察。总共对环保型社会组织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进行了49次深度访谈，对其他社会组织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34次访谈。每次访谈持续了一到两个小时。在访谈中，询问了关于环保型社会组织如何与当地政府机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影响组织日常功能的问题。

测量

因变量

收入多样化。在回顾了现有的研究之后，有九个来源被认为是中国的环保型社会组织最常见的资金来源，包括中国政府、国内基金会/社会组织、国内企业、国外政府、国外基金会/社会组织、国外企业、公众捐款、会员费和营利活动（Spires et al，2014）。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他们在过去一年中获得资金支持的所有来源。数字越大，就表示收入结构越多样化。平均而言，本研究中的组织有2.43个资助者。

倡导参与。根据文献，本研究将社会组织的倡导策略分为两类：内部和外部策略（Almog-Bar & Schmid，2014；Mosley，2010b）。具体来说，内部策略是指环保型社会组织试图通过直接说服政策制定者或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来影响政策。与此不同的是，外部策略描述了环保型社会组织通过与媒体、公众和其他社会组织接触来塑造政策制定过程的努力。受访者被要求选择其组织在过去一年中投入资源的所有倡导策略，数字越大表示参与倡导的程度越高。接受调查的环保型社会组织平均采用了2.97种宣传策略。

倡导效果。本研究没有评价客观的政策变化，而是要求受访者自我报告他们感知的倡导参与的有效性。Casey（2011）曾经提出了一个评估社会组织倡导有效性的模型，该模型基于六个层面：准入、议程、政策、输出、影响和结构。由于中国的环保型社会组织很少在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上取得成功，本研究主要关注前两个层次：接触和议程。

自变量

政府资助。一个虚拟变量用于衡量环保型社会组织在过去一年中是否收到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如果得到了政府资助，被编码为1；否则，被编码为0。

政府活动。通过与环保型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访谈，我们可以确定九种主要的政府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1）举办与政策有关的研讨会；(2)开展海外考察活动；(3) 连接社会组织和企业；（4）启动孵化计划；(5) 提供能力建设培训课程；(6) 为日常运作提供支持，(7) 邀请环保型社会组织领导人参加讨论和会议，(8)任命环保型社会组织领导人为立法机构成员，和(9)将某些组织建设成"模范社会组织"。受访者被要求报告他们的组织在过去一年中所参与的所有政府组织的活动。数字越大，表明政府和环保型社会组织之间的无形资源流动水平越高。

直接控制。以0-3分制进行衡量，总结对三项的回答，询问受访者所在组织在过去一年中是否遇到过以下情况：（1）微信、微博或其他媒体的报道或帖子被删除；（2）政府要求变更、暂停或停止活动，以及（3）地方政府要求成立党支部。三个项目中每个问题的答案都编码为 1 表示“是”，0 表示“否”。

政策环境。为了衡量环保型社会组织认为的政策环境的支持性，受访者被要求说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当地政府在以下方面提供支持，每个问题的衡量标准是5点李克特量表，其中1表示强烈不同意，5表示强烈同意。

控制变量

本研究控制了组织年龄和规模，这被认为会影响社会组织的收入多样化、倡导参与和倡导有效性（Lu，20 18；Mosley，2012；Zhu et al，2018）。

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分层多元回归（HMR）来检验假设。这种方法允许研究人员以一定的顺序将变量放入回归模型中，并测试后期输入变量的增量预测能力。HMR使我们能够证明将某些变量添加到模型中是否会以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方式增加模型的预测能力。具体来说，它允许我们测试结构维度变量是否可以显着提高模型在过程维度之上或之外的预测能力。

实证发现

关于环保型社会组织收入多样化、倡导参与和倡导有效性的分层多元回归结果。环保型社会组织-政府关系与环保型社会组织收入多样化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增加环保型社会组织-政府关系的过程维度的2个变量，显著增加了模型预测能力（从0.089增加为0.144），但是增加结构维度的变量则失败了。这个结果表明，与结构维度的变量相比，过程维度的变量在塑造环保型社会组织收入结构方面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决定环保型社会组织收入多样化的是环保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资源流动，而不是更广泛的政策背景（H1c和H1d都不未得到支持）。

具体而言，政府活动与收入多样化显著正向相关，H1b得到支持。那些更多地参与政府组织的活动的环保型社会组织的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化。这与在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相吻合：通过参加海外考察、孵化器项目、与企业会面等活动，环保型社会组织可以获得更多潜在的资助者，如私营企业和基金会。

有趣的是，环保型社会组织是否有政府资助，与他们的收入多样化没有显著的相关性（H1a不被支持）。访谈表明，这一发现主要是由政府资金的挤入和挤出效应同时产生的。一方面，政府资助对基金会、企业和公众来说是一个信号，表明受资助的组织享有更高的合法性和能力。但另一方面，政府的资助也会影响环保型社会组织的筹资努力，正如昆明一个环保型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所说："从政府那里获得资金是非常麻烦的（hen mafan），因为他们会给你很多任务，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受访者26，2016-08-02）。

环保型社会组织倡导参与的分层多元回归结果。当两个过程维度的变量进入模型后，其R2从0.111明显增加到0.177，而在加入两个结构维度的变量后，它进一步增加到0.255。这意味着，直接控制和政策背景对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倡导参与具有重要的预测能力，超过了进入模型的前几个变量（政府资金和政府活动）。换句话说， 虽然资源考虑可以显著影响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倡导参与，但政策和政治因素具有额外的解释能力，要全面了解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倡导参与，需要结合这两个维度。

预测政府资金与倡导参与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的H2a没有得到支持。与影响环保型社会组织收入结构的方式类似，政府资金在塑造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倡导参与方面发挥着双刃剑的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也可以限制政府资助的组织的倡导努力（Lu，2018）。同时，政府活动与倡导参与有明显的正相关，假设H2b得到支持。更多参与政府活动的环保型社会组织会更多地进行倡导，这一发现为现有的研究提供了支持，即与政府的更多接触或联系增加了环保型社会组织对政策倡导的参与（Li et al，2017；Zhan &Tang，2013）。

令人惊讶的是，直接控制和政策背景与倡导参与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与H2c和H2d中的假设方向相反。具体而言，在政府干预方面有更多经验的环保型社会组织将投资于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倡导策略。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信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面对压迫性的政府干预，环保型社会组织通常会采取灵活的策略，比如将活动的名称或主题与政府的偏好相一致。

环保型社会组织对政策环境的看法与它们的倡导活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当环保型社会组织对它们所处的政策环境不满意时，它们往往会更多地进行倡导。更加压抑的政策环境可能会限制环保型社会组织的注册，限制他们的资源生成，并阻碍与同行的联系。然而，结果支持了现有文献的观点，即环保型社会组织对政策环境的负面看法可以促使他们倡导一个更有利的环境，在更有利的环境中他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运作空间可以被扩大，更多的资源可以被产生（Lu，2018；Mosley，2010a）。例如，一个设在广州的环保型社会组织负责人说：我经常向当地报纸提供有关广州河流污染情况的报道，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包括公众和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组织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可和以及更多的资源。(受访者19，2016-04-19)

环保型社会组织-政府关系如何影响倡导有效性的结果，虽然将政府资金和政府活动加入模型后，R2从0.026显著增加到0.092，但在两个结构维度变量进入模型后，它又跃升到 0.340。这表明，与资源影响因素相比，环保型社会组织周围的政策和政治环境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倡导效果。之前的研究认为，尽管与政府的关联可以使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倡导参与受益，但它们无助于提高有效性（Zhan &Tang，2016）。本研究通过揭示倡导有效性与支持性政策环境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加强了我们对倡导有效性的理解。具体来说，H3d是唯一得到支持的假设，当环保型社会组织认为其周围的政策环境更具支持性时，他们对其倡导活动的评价往往更高。当被问及他们的倡导活动的有效性时，大多数受访者都提到了不确定性和怀疑。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揭示了将环保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对其运作和功能的影响进行分解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结果表明，关系的两个维度，即过程和结构，在环保型社会组织的收入组合、倡导参与和倡导有效性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令人惊讶的是，环保型社会组织是否有政府资助，对其创收、倡导参与和自评的倡导有效性方面没有显著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接受政府资金的双刃剑影响。正如预期的那样，环保型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活动，使他们能够与政府官员建立个人联系，可以大大增加他们的收入来源，并激励他们参与倡导。这一发现与现有的研究相呼应，即与政府建立个人关系或联系可以有利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J ohnson & Ni，2015；Zhan & Tang，2016）。

与来自政府的资源流动相比，政治和政策因素，或两个结构维度的变量，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倡导参与和有效性。换句话说，正是环保型社会组织所处的制度或政策环境决定了环保型社会组织是否能做他们想做的事。毕竟，政策变化需要复杂的解释，只有在鼓励公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背景下，有效的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倡导才有可能。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从资源和制度的角度，研究环保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影响它们在中国的创收和倡导活动，对现有的非营利部门的研究做出了贡献。首先，本研究将环保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分解为两个维度，即过程和结构，并展示了这两个维度对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运作的影响。具体来说，来自政府的资源流塑造了组织的收入组合，而政策和政治因素则决定了它们的倡导参与和有效性。

其次，研究结果补充了现有的文献，本研究发现，那些在日常运作中经历过更多政府干预的环保型社会组织，以及那些认为有更多压迫性的政策背景的环保型社会组织会更多地倡导，而不是更少。本研究在支持政府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加强了我们对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表明中国的社会组织仍然可以坚持他们想做的事情。

最后，本研究表明，政策环境对环保型社会组织的行为有着复杂的影响。首先，环保型社会组织对其周围政策环境的负面看法可以成为他们参与政策倡导的动机。然而，另一方面，当环保型社会组织在一个更有利的政策环境中生存时，其倡导的有效性会更高。这也呼应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对非营利组织的倡导有效性的评估与他们参与的解释有很大不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关注（Almog- Bar & Schmid, 2014; Mosley,2010b）。此外，政策背景与环保型社会组织的倡导参与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会随着政策的演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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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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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good, E., & Tremblay-Boire, J. (2017). Does government funding depoliticiz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xamining evidence from Europe.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401–424.

Jo, Suyeon, and Tina Nabatchi. 2021. “Different Processes, Different Outcomes? Assessing the Individual-Level Impac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1(1): 137–51. https://doi.org/10.1111/puar.13272.

Overman, Sjors, and Thomas Schillemans. 2022. “Toward a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of Felt Accountabi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2(1): 12–22. https://doi.org/10.1111/puar.13417.

Zhan, X., & Tang, S. Y. (2016). Understan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government ties for nonprofit operations and func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6(4), 589–600.

相关文献：(直接点击链接即可进入该页面)

原文链接（阅读原文　点击左下角）：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266-021-00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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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一点资讯：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9954958_Shaping_Identity_Older_Adults'_Perceived_Community_Volunteering_Experiences_in_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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