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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研究胡适的著作这么多,哪些值得看

2017-02-24 陈毓贤 上海书评

本文原载2011年6月26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为《胡适生命中争议最少的一段》。


概海外五十岁以上的华人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有些胡适情结,虽没赶上可称他为“我的朋友胡适之”,至少认识些他朋友的朋友。我在菲律宾上的华侨学校,《差不多先生传》和《不朽》是必读的,师长谈及胡适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我告诉白先勇我正研究胡适,他顺口说:“胡适有一次去看张爱玲,张爱玲在纽约很落魄,住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在空洞的大厅招待胡适,送他出门时,赫贞江上吹过来的风很大,张爱玲望着他的背影,哎,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感觉。”言下他亦颇受感染。的确,胡适笔锋犀利,生活那么多彩多姿,人却那么可爱,我们多少都和他认同。


我查看收入《张看》(皇冠,1975)的张爱玲忆胡适那篇文,是这么写的:

  

同年(注:1955)十一月,我到纽约不久就去见适之先生,跟一个锡兰朋友炎樱一同去……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炎樱去打听了来,对我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的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有一天胡适先生来看我,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我也是第一次进去,看着只好无可奈何的笑。但是适之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我心里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直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胡适1962年在台北逝世,蒋介石的挽联誉他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怎知重估胡适的工作在后头。胡适不愿做偶像,到处留了他“粘土脚”的脚印,让与他同有考据癖的后人有迹可寻,认识到他是个有血肉之躯极其复杂的人。

  

适逝世约五十年后才撰写胡适传,一点都不太迟,若早几年,就会错过了不少新“出土”的资料,而传记刚出版就会过时了!我居住的美国西岸小城购中文书不易,幸亏加大圣塔巴巴拉校区图书馆关于胡适的书相当齐全,因多年负责中文书籍的香港来的彭松达也是个胡适迷。


  

李敖现在是位“名嘴”,但他1964年成名之作《胡适评传》是本既严谨又生动的学术著作,主要采用胡适早已出版的留学日记,曾在《新月》上连载的《四十自述》,和胡适父亲胡传的《钝夫年谱》《台湾日记与禀启》等遗稿。可惜写到胡适留学考试为止,便没下文了。

  

李敖当时没机会见到唐德刚1957年在美国十六次听胡适回忆的英文稿。唐德刚1979年才把这英文稿译成中文,与他的《胡适杂忆》同时出版。胡适在台湾的秘书胡颂平1984年发表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和十册的《胡适先生年谱长编》,都是极有参考价值的。这期间,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刊印或重印了不少胡适文稿。


  

胡适仓促离北京时遗留的文件被寄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国内1954年发起大规模的批判胡适运动,为方便编辑起见,大批胡适手搞被挪到社会科学院。胡适“开禁”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便开始有系统地整理胡适文稿。北京中华书局先后推出《胡适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文选》(1978)、《胡适来往书信选》(1979-1980)等,又把胡适留在北京的1937年至1944年的日记连同他的留学日记刊出《胡适的日记》(1985)。


  

当时年轻学者沈卫威要写胡适传,在《尝试后集》看到曹佩声的名字,发现她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曹诚英,曾和胡适相恋,于是访问尚健在的老人,包括胡适的远房表弟石原皋,乡友,邻居,以及曹佩声的挚友等,1988年发表了《胡适的婚外恋》一文;不久石原皋自己撰写《闲话胡适》,对胡适的家庭背景以及二三十年代的生活情况有所补充。


  

1990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受胡适儿子祖望的委托和胡适纪念馆的授权,影印出版了他1921年至他去世时的日记。日记中清楚记载他1923年夏与曹诚英在杭州同居,其后藕断丝连,可见胡适生前不愿公开这件事,却不介意后人知道。

  

中国社科院的耿云志、后来在南京大学执教的沈卫威、北京大学的欧阳哲生,以及1992年在纽约成立的胡适研究国际学会会长李又宁等,都不断搜集关于胡适的资料,并鼓励他的故旧发表回忆文和关于胡适的书信。


  

耿云志编的影印《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四十二卷,包括胡适1919至1922年的日程表和日记,于1997年面世,不但给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和政治史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令我们对胡适的印象改观。

  

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收罗了分散各地的胡适英文文章和演讲稿,继1995年编出三大册的《胡适英文文存》后,2001年又完成《胡适未刊英文遗稿》。他在台北胡适纪念馆发现了约两百件胡适致韦莲司的英文函件,估计韦莲司必定有相应的信寄给胡适,果然在北京社科院找到了。这些信件表明他们两人互相爱慕二十年后,终在1933年成为情侣,后来情缘虽断却维持着友谊,至他去世后韦莲司和江冬秀仍靠翻译书信往来。周质平1998年发表了《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又把一百七十五件胡适给韦莲司的信译成中文翌年出版。胡适在这些信中展现了他私底下另一面外,还吐露了不少对政治、学术,各方面不广为人知的看法。


  

200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日记》出版,大家才知道胡适十四岁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已开始写日记。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出了冠季羡林之名为主编,约两千万字四十四卷的《胡适全集》(注:仍然不全);接着台北联经把所有已知的胡适日记重新排版,连同索引于2005年面世。现在电脑文字整理电子网络搜索的便捷,更有利于处理有关胡适生平浩如烟海的资料。


  

这些资料,像挖不完的矿山,随一条脉路挖掘到深处,往往发现和别的脉路是相通的,而却另又有矿石散落在矿山之外。譬如余英时为准备替《胡适日记全集》写序,在日记中察觉他和后来成为杜威第二任夫人的罗维兹有一段情,2004年发表了《赫贞江上之相思》;周质平向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杜威研究中心索取胡适致罗维兹的信,又问社科院的耿云志有没有罗维兹致胡适的信,皆大有斩获,没料到他们通信互称“小孩子”和“老头子”;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日记》上,亦找到封罗维兹致胡适的电报,寥寥数字,说“小孩子”非常思念“老头子”,胡适居然都保存下来了!我们翌年便发表了《多少贞江旧事:胡适与罗维兹Roberta Lowitz关系索隐》,仿佛看到胡适微笑着向我们眨了个眼,考据功力足够,才能看清楚他的“粘土脚”。

  

惊见偶像的“粘土脚”,失望之余,有些被骗似的怨怼,另也有点窃喜,因发现他同我们一样是凡人!



间已有不少胡适传,有些穿凿附会胡说八道。也有从某一个角度评论胡适的,如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很值一读。真正要全面重构胡适一生的事迹,相信需要如江勇振这样的学者,有旧学根底又明了西方思潮,对中美二十世纪上中叶的社会生态都相当熟悉,方能胜任。毕竟胡适一生约三分之一在美国度过,除孩提时代,所面对的问题大多和中西文化的碰撞有关。

 

2004年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季刊上,曾刊发江勇振一篇颇具挑衅性的文章,标题为《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江勇振写这篇文章时也许已有替胡适作传的意图,如有的话,先探究胡适日记的可信度,看胡适夫子自道可不可靠,确是个好策略。此文原本2001年在台北名为“欲掩弥彰”探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的研讨会发表。江勇振当时认为胡适保存的日记与书信可视为他和男性友朋唱和的记录,这唱和团提供了胡适一个空间,容许他用片语只字,挑逗地透露一些隐私,嵌入公众领域。不知江勇振是否仍持此观点,他也说研究胡适困难之一,就是有被淹没的危险。诚然!诚然!现在看来胡适似不太怕后人知道他的隐私,倒要考考后进的挖掘功力和耐力;他存心要为那个时代留下个真实的记录,怜惜自己羽毛的心态并非没有,讳避的考虑之一可能是为保护他人的隐私权。


  

为胡适立传,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胡适纠缠不清的情感问题。虽然,如胡适1931年对陈衡哲说:“Love只是人生一件事。”(陈衡哲驳道:“这是因为你是男子。”)这些事却牵涉到胡适的人品,叙述他的生平更是回避不了的。看样子,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新星出版社,2006),就是他交待胡适这方面的办法,《璞玉成璧》里有不少地方请读者参阅此书。

  

我以花了七年方把韦莲司的背景以及她和胡适的关系摸清楚的资格说话:江勇振撰写《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掌握到而运用自如的资料,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不可避免的,仍有漏网之鱼:如他说胡适1946年坐船回国发的信中,没有韦莲司的份;其实有的,相当长,而且结束语为Withlove,as ever。书中有不少珍贵照片(有趣的是:处理文件极其小心的胡适,照片却一般没注人名和日期,遗留了一大堆我们现在很难辨认的照片。和当时很多人一样,他大概没意识到照片也是历史资料),标题为胡适在韦莲司高原路333号的房子前照的那一张——此栋房子尚在,绝不是那样子。还有些臆断略嫌证据不足,然近乎吹毛求疵了。



璞玉成璧》最精彩处,是江勇振重构了时代背景(又称“语境”或“脉络”)后,把某些细节勾画出来,衬托胡适属于异数或是有代表性的思想或举动。

  

江勇振指胡适起初在澄衷学堂的英文读本,是美国出版的Universal History,开卷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而且白人至上的意识非常高,导致胡适在班上发起换书的要求;但他出国前已深受两本英文书的影响。一本也是澄衷学堂的课本TheCitizen Reader(《国民读本》),是英国让小学生了解该国政府制度的,另一本是美国的初中教科书The True Citizen:How to Become One(《怎样成为真国民》),胡在《竞业旬报》发表的文章不少借用这两本书的内容。

  

江勇振叙述胡适和其他庚款留学生拖了辫子,浩浩荡荡地在旧金山上岸时,美国的排华风气方兴未艾,连孔祥熙和宋蔼龄都受过刁难,但此群天之骄子到处受到优越的接待。

  

江勇振说一般人认为胡适反宗教,他却有一年半的时间几乎成为基督徒,所以对圣经很熟,后来虽成无神论者,甚至在留学期间就说服一个美国天主教神父脱离神职,但这丝毫无损他的宗教情怀,也不妨碍他敬佩耶稣的伦理道德教训。同样地,他对儒教或儒家也经过了一段宗教上的探求,对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终身崇敬。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

  

江勇振还注意到胡适很多方面在当时中国学生中是个异类。大部分留美学生政治上是保守的,一直到1912年春才开始支持革命,仍看不起孙中山而支持袁世凯;胡适不但很早便支持革命,而且非常反袁,到处投书中英文报刊批判袁世凯。他少年时代相当仇外,但到美国不久即反对狭义的民族主义,有个时期甚至反对军备,认为“以暴制暴,暴何能以?”最终将导致战争,而后来终身秉持国际仲裁主义。他反对歧视犹太人,曾为维护黑人的权益挺身而出。他还赞成女子参政;对当时男士惯于讥讽的“博士派”的“老处女”,胡适在日记中说她们“未尝不可为良妻贤母耳”。


相比之下,在文艺方面,胡适则相当保守。他作的英文诗都是押韵的,不太喜欢英美“现代诗”;他涉猎西洋戏剧,独钟以文载道的“问题”剧;他的挚友韦莲司从事抽象画,他坦承不了解抽象艺术。


根据胡适在康奈尔和哥伦比亚大学选修的科目与他课内外的活动,江勇振断定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哲学史》虽在杜威门下写,却是中西考证学融合的结晶,回国后过了几年,才开窍了解杜威实验主义的真谛,是具说服力的。


然而,该书费很多篇幅讨论胡适究竟师承哪一学派,进而臆断胡适为何过了十年才交博士论文。胡适的留学日记我读了数遍,印象是胡适并不在乎他属哪一学派,深知他美国求学的时间有限,急着向每个老师攫取他之所需,像个海绵似的不断吸收养料,何况老师们的观点,包括杜威在内,也在演变中。胡适1914年初日记上就说:“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胡适1915年刚做研究生时便有文章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权威刊物发表,他可能和同时的陈寅恪一样,不太在乎学位,自信有真材实料便行;何况那时候回到中国,一个前清翰林大概比什么洋博士都值钱。


璞玉成璧》是策划中五部胡适传的第一部,涵盖胡适生命中最单纯,争议最少的段落,却已像一块砖那么厚大,不连前言在内洋洋652页。他回国后牵涉的人事愈来愈广,愈来愈复杂,牵连的文献亦愈来愈多,令人担忧这工程何年何月才能完成。很高兴江勇振能用新的眼光审视胡适,替胡适研究带来新气象,可是写胡适传若存心要解构,则怕应了英语一句俗语:“你手里握着铁锤,就到处看到钉子。”


站在读者的立场,我们读一本传记,主要想知道传主是怎样一个人,他经历了什么事情,环境如何造就或挫折他,他本身又有什么影响;作者的任务是有选择性地把传主一生的大事勾勒出来。此书可写得紧凑些:作者与其他学者抬杠,只有专家才感兴趣的争执,不妨放到脚注里;离题较远的论证亦可在脚注提议读者参阅某书。


胡适的传,凭江勇振的视野,渊博的学问,敏锐的观察力,若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把他能掌握的资料加以整合,已是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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