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松茸》
罗安清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出版
432页，79.80元
死人见过它们的形状呈杯，呈碟，呈海绵、原木和鸟窝。
死人探进阴影，手指戳进缝隙和底部，及时发现了脚下的蘑菇。
当死人看见广岛上空的一团蘑菇云时，他知道。
他看到死亡，从远处看，是美。
他看到自然等距于滋养和毒害，善和恶，开始和结束。
他知道最微小的蘑菇，颤抖在初生第一天，是个信号。
——马文·贝尔
（Marvin Bell）
《死人书·真菌》
（The Book of the Dead Man [Fungi]）
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的著作《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在出版五年后，于去年7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入国内（台湾地区版同名书由八旗文化于2018年推出）。原书甫一出版，便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众多关注，其召唤性的书名迅速成为一个符号，连带引发了文艺思想的蘑菇热。本文不直接评述书的内容和田野故事，而是绕到书背后，谈谈更多其所承载的，也是罗安清视野下的，蘑菇与菌丝在当下的象征意义。
在本书的一篇伴生文章，2012年发表于《环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的《不受控制的边缘：蘑菇作为伴生物种》（Unruly
Edges: Mushroom as Companion
Species）中，罗安清更为挈要地论述了蘑菇在历史上的种植业，及其代表的社会权力边缘的无束角色，并明确将问题回溯到了农业的起源时代。这一节始于一句警句：“谷物驯化了人类。”在数百年（或数千年）的进步主义叙事转变为加速主义的今天，贾雷德·戴蒙德在1987年的争议性论断不断重回我们视野。从考古得到的古病理学新发现中，戴蒙德总结了数条挑战流行的新石器时代迷思的证据，将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的转型称作“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Jared Diamond, “The Worst Mistak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Discover Magazine, May 1987: 64-66）。劳作的枷锁，单调的饮食，（因为劳作、饮食和群居而）新发的疾病，权力的机器（父权制、奴隶制、等级化、一神教）由此开启，人类踏上了一列无法再跳下，也不知会在哪儿脱轨的火车。《农业起源时的古病理学》作者之一马克·科恩将这一食物转型称作“用质量换数量”（ Mark Nathan Cohen and George J. Armelagos, eds., Paleopathology at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1984）；这一评价也适用于戴蒙德论及的个人和社群生活。戴蒙德得出结论：从这次转型历程来看，并非所有人都选择了数量，这毋宁是一个质量派（采集狩猎）逐渐被数量派（耕种）侵占和驱逐的过程，同时也是以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换来的少数人的质量生活，以多数物种的牺牲换来的少数物种在数量上的成功（质量上可能加倍恶化）。在罗安清对农业起源的相似叙述中，还可瞥见1970年代女性主义人类学对女性社会地位变迁的研究，及其如何与农业起源的新叙事相互牵连。学界如今倾向于将现代问题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基石，但对新石器时代的反思由来已久。在西方文化中，堕落叙事一直与进步叙事并行，就像我们可在此看到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的影子。而戴蒙德当年的惊骇言论，如今已降解和散播在各类兜售宏观人类史的畅销书和网文中，成为文化快餐中又一剂刺激香料，其中夹杂着现代性的怀旧与迷失，或有今人在生存处境上深层的体同。
可以用生态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提出的“农业数理”（agrilogistics）概念将上面的内容再消化一遍。农业数理是伴随农业起源的程序，经济方式的转变与思维的转变互为动因。“Logistics”在此同时指涉数学化算法化的统筹、被奉为律令的逻辑法则，以及逻各斯（logos，在古希腊语中指计算、理性逻辑和言词，蕴含了深度勾连的文明史）。在《黑暗生态》（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中，莫顿论述了农业数理的哲学三定理：无矛盾律（Law
of noncontradiction）、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存在好于任何质量的存在”。非此即彼的无矛盾律隐含了思维分化和逻辑成形，带来了一系列对事物的概念划分，比如根本的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分化。在场的形而上学可联系解构主义所处理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下的实体（substance）本体论，对于农业数理的存在观，存在就是“实体”持续在场。例如，一块土地即始终在场的“土地”，无论土壤微生物、蚂蚁、玉米或麻雀的状态如何变化；或如，一个人可能作为“人力”或理念化的“人”（一种被认为有别于其他事物的实体）而在场，无论她爱吃什么菜或心情好坏，更无论肠道细菌群或啭叫的鸟儿如何牵引着她的行为。事物成为单一的本质化乃至理念化实体，其本体存在最大化地排除了歧义、表象或偶性，因而（或因为）更可被视如同一地操控、布局、规模化。这便联系到定理三，（在场的）存在至上，亦即数量至上，要多、大、高效。在此我们看到，理生于数，数成于理。
按照莫顿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未跳出新石器时代，一直是农业数理程序的不断升级。从美索不达米亚版本开始，我们不用太久便可来到罗安清重点批判的种植园版本，也能看到为何她所倡议的“种植园世”（Plantationocene）同“人类世”（Anthropocene）和“资本世”（Capitalocene）的概念一样对理解当下的世界至为关键。资本世的提出意在批判被当作实体的“人类”（世上尚有未被谷物驯化的人类），指出全球社会“发展”的不公，各群体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不对等的地位和责任，从而将矛头对准运作的机制本身。任何将经济理论置于真实生态世界的人，无论立场，恐怕都能理解“气候vs资本”的迫切。“种植园世”一词诞生于2014年10月罗安清组织的奥胡斯大学人类世研究（AURA）项目的讨论，由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议，是数位学者共同讨论的结果。在这一年早些时候，“资本世”一词刚由彼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提出，进入了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哈拉维等人的讨论视野（参见Andreas Malm and Alf Hornborg, “The Geology of Mankind? A Critique of the Anthropocene Narrative,” The Anthropocene Review 1 [1] 2014: 62-69; Jason W. Moore, The Capitalocene, Part I & II
[unpublished paper],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hamton University,
2014;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Sympoièse, figures de
ficelle, embrouilles multispécifiques,” in Gestes spéculatifs, ed. and trans. Isabelle Stengers, Paris: Les presses du reel, 2015）。罗安清与哈拉维已在各自研究中涉及种植园问题，也在她们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共同教授的课程中对其展开过很多讨论，会上哈拉维悟到，奴隶制农业 ，而非煤炭，才是问题的关键，并很快将“种植园世”加入了自己的批评术语（参见Donna
Haraway, Noboru Ishikawa, Scott F. Gilbert, Kenneth Olwig, Anna L.
Tsing and Nils Bubandt, “Anthropologists Are Talking – About the
Anthropocene,” Ethnos: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81 [3], 2016: 535-564; Donna Haraway,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 Chthulucene: Making Kin”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6 [1], 2015: 159-165）。另一与会生物史学家司各特·吉尔伯特（Scott F. Gilbert）也很快在其再版的《生态发展生物学》（Ecological Developmental Biology: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Development, Health, and Evolution）中补上这一概念。从2019年春到2020年春，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大学的纳尔逊环境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三学期、以“质询种植园世”（Interrogating the Plantationocene）为主题的索耶研讨班，继续汇集了多方学者思路，在其网刊《边缘效应》（Edge Effects）上持续刊发种植园批判的区域史料挖掘和理论与文艺介入。
种植园，大规模经济作物的单一种植，可与历史上各式奴隶制相连，更贯穿于近现代全球殖民史，直接推动了殖民扩张。在触及殖民批评语境的同时，“种植园世”要突出的问题有：种植园即为原型资本主义，不仅在时间上先于通常所说的人类世和资本世，还是资本主义得以出现的物质与社会结构基础和经济模型，也是地球地貌和生态改变的重要成因；种植园仍是当代事物，仍是现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基础，从其发展出的工业化资本化养殖业和农林业，仍是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社会环境不公的主要原因；种植园模型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经济模型，而是塑造了我们世界的根本模型（a
world-making）。可将这一模型简单描述为：首先是对物种和人力在空间上的调度与重组，将原土地上的植物、动物和人铲除或驱赶，再将另一片土地上的事物移植过来，常伴随以暴力方式将他们或它们拔离出原土壤（印第安人被黑人取替，原始丛林被甘蔗棉花取替）；然后是将它们或他们视为分离的单纯的产量或劳力，将生产关系简化为少数可随意调控的变量（还原至化肥的元素、农药的剂量、种子的基因），尽可能排除“无用”“干扰”“竞争”项（谷物的茎叶、鸡的骨质、蜜蜂的肠壁、土里的虫豸和微生物、母牛的非哺乳期、屠宰工的创伤后遗症）；而后，从“成功”案例中将关系和要素标准化，从而不断复制和规模化，淘汰其他“低效”的方式（跨国农业公司、垄断种子公司、全球同一品种）。
农业数理程序显现在种植园的主要特征中：简化事物为单独同质的“实体”，从而可以规模化地对其进行剥夺、移植、置换，异化地开发，数据化地增殖（同时将“退场”视作最为恐怖的失败）。对“土地”和“资源”的抽象化带来的大规模空间转移使人类世（原本为地质学概念）展现为块状斑驳的地理空间（patchy
Anthropocene）。毫不意外，种植园模型带来了物种、品质、方式的单一化，如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在《1493》（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中所称的“同质世”（Homogenocene）；带来了地球史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尤其是作为生态网基础角色的小昆虫的急剧消亡；带来了对大地共同体（以奥尔多·利奥波德的说法）的侵蚀和摧毁，土地复原力显著下降；还有对少数品种的过度依赖，会导致更大的灾病和食物风险……建立在此之上的粮食和食物的“应激性”增长，已在几十年间显出疲态和重重危机。对这一揠苗助长（榨土助长）的模式，纨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从社会环境正义立场批判垄断农业的“偷”的概念，形象地揭示了工业化种植在共生自然界的运作：偷取谷物的茎秆，偷取土壤有机物，偷取土地动物，偷取其他植物，偷取传统农民，最重要的是，偷取未来（Stolen Harvest: The Hijacking of the Global Food Supply,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0）。
亚马逊雨林的边界，周围的土地已经去森林化，留待种植大豆，摄于巴西马托格洛索州，2015年。如果以上叙述显得不像人们期待中的文哲讨论，不妨想一下种植园模式已经如何在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化、常态化，它超越经济，不仅仅是隐喻，毋宁来自一种缺省的同构的思维机制，即莫顿希望指出的“无声运作的形而上学”。我们也熟悉了对于社会种植园世的批评，譬如它所带来的社会的同质世、算法化、生活方式的大灭绝、对“作物化”的人事进行早熟而透支地催收（“韭菜”“社畜”）；在批评的同时，农业数理价值观下高效运作的生活，成为我们惟能享受的生活，因为早在很久以前，这就是我们惟一能想象的生活。另一方面，种植园世的严峻生态现状在社会公共话语空间里的缺失，乃至听上去如此不“人文”，无关乎“为人”，这样的事实反映了人群和社会本身的离根移植——在一个无法共情也无法行动的人造时空里，关心抽象的数字和价值，而对食物的来源、垃圾的归宿、它者的命运茫然无知，更难以在思想和决策之中考虑那些细微却致命的联系。对种植园世的叙述之所以显得耸听而不真切，还因为农业数理程序之效应显现所需的时间尺度，长于我们的心理标尺。这便是心理学家彼得·卡恩（Peter
H. Kahn, Jr.）在《人与自然的关系》（The Human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Development and Culture）所说的代际环境失忆（environmental
generational
amnesia）：昆虫的渐消、动物的退却、温度的暖化、水土的蚀损，都在每一代人那里重设体验标尺。若非一切到了大加速阶段，跨代际的得失难以被察觉，而程序设定框架内的眼下利好却很合“理”。因此，在如今分工割裂的生活中强调农业模型是人类世的基础（不仅仅在经济和环境上，更在心理和思维上）——强调我们一直是大地共同体中的原住民之一，是在认知与情感上与后者重建联系的第一步。
蘑菇正是从这样的土壤中生发。雨后，稀疏或成簇，蘑菇从地下、树上、权力旮旯、视野边缘冒出，生成规划下的偶然，程式中的风险，整齐板结间的光怪陆离，按部就班时的出其不意，祛魅眼角边的奇幻致幻。松茸抵制种植效率，无法被有效培育。蘑菇不受规训，挑战着归类和界限，适环境易形，顺荣枯无常。真菌持续威胁单一种植，每每令“成功”品种大面积染上枯萎病，引发程度不一的食物危机，面对杀菌剂常常适应出更强的变异力。而更深处的菌丝体（mycelium）承载着共生的信息，释放的酶分解着土里的基质，在自我缠结蔓生的同时，给予周围其它生物养分，时常成为植被根系的伴生物和交流界面。勾连的菌根（mycorrhiza）在生物符号学的意义上被誉为根茎的神经元，通过菌根吸收和传递水、矿物和养分，树与树之间建立起庞大的地下交流网络，互通水源、入侵者、营养素和毒害物等信号，形成盘根错节的“木维网”（wood
wide
web），树木凭此在险情中互助，时而也相互争夺。此般，菌丝在根基处维系着多样的土壤有机世界：腐殖物、藻类、菌类、微生物、蠕虫、小昆虫……一片活的森林在时间中一点点成形，与冰川一样，更大的世界在看不见的地下（寒武纪出现在陆地的真菌，可能先于并帮助了初级植物的出现）。反之，独霸养分的单一作物或经济林木，以及对之迫不及待的收割与砍伐，塑造的是走向退化的土壤和死寂的语言。不是快速的分化和摘割，而是缓慢、坚韧的联结。不是预制理念，而是随物赋形。
从这里延伸，与根茎相伴生的菌根，是比德勒兹更德勒兹的哲学概念。菌丝是不受数理控制的人文艺术，也即游逸出逻辑价值的行思、自然流露和遭遇的生态存在状态。在罗安清的学术写作中，不乏诗意地描写松茸色香味的感官愉悦，穿插短歌俳句，品味在林间漫步寻遇蘑菇的期待和惊喜，细述经由非人类主体联系起来的人和历史，这些本身就是以一种非种植式的语言讲述蘑菇所代表的事物，让在日益坚固的学术写作生态里的语言，保持其充满可能的菌丝性。在这个生态和社会都充满压抑与不确定性的时代，一波波蘑菇也在文化中冒出头来。约翰·凯奇的《蘑菇书》（初版于1972年）也于去年7月再版，连带问世的还有与之有关的影像、日记、音乐场记，以及他和数位艺术家的蘑菇食谱（John Cage: A Mycological Foray: Variations on Mushrooms, ed. Ananda Pellerin, London: Atelier Éditions, 2020）。在菌菇面前，凯奇放弃为它们赋名，他闲来去森林采菇卖给四季大饭店，沉醉于蘑菇成为他理解《易经》、禅和音乐的方式。同样在去年7月发生的还有艺术作家弗兰切斯卡·嘉文（Francesca
Gavin）策展的、在伦敦萨默塞特府的主题展《蘑菇：真菌的艺术、设计和未来》（Mushrooms: The Art, Design and Future of Fungi, 16 Jul. – 13 Sep. 2020, Somerset House, London）。展览集中呈现了蘑菇作为形色、材质和象征给予当代艺术家的各式灵感，在艺术和时尚界再掀一轮热议。2019年路易·施华兹伯格（Louis Schwartzberg）的纪录片《神奇真菌》（Fantastic Fungi）在微镜延时摄影的惊艳景观下，再叙了真菌学家保罗·史塔曼兹、食物文化作家迈克尔·波伦等人对菌菇在净化环境、修复身体和治愈精神上的论述。在国内暑期档，伴随云南菌子市集掀起的年度欢乐和罗安清的书，还有澳大利亚蘑菇摄影师史蒂芬·埃克斯福德作的《一席》讲谈，这位前程序员在机遇的指引下，开始追随蘑菇遍历世界，在木维网中找到胜过人工网络的复杂精微；受到意外关注的还有豆瓣话题“记录你偶遇的蘑菇”，对菌菇的分享使网络友邻回到童年，纷纷自制起孢子印……
菌丝还以济慈式的“消极感受力”汲取和转化周遭，无论周遭是含混无定，还是荒废萧索，乃至从毒污、辐射、灰烬中，都能得出养分。广岛的蘑菇云后，蘑菇是首先长出的生物。墨西哥湾原油泄漏后，菌类被用于生物降解修复。澳洲山火几天后，蘑菇延展在仍温热的地面。这不仅是史塔曼兹所钻研的真菌修复（mycoremediation），也是哈拉维喜欢讲述的宫崎骏《风之谷》的寓言，看似毒害的真菌“腐海”实则在深处净化了大地。在这个已满目疮痍、污废反噬的世界，出路不是火星或其他星球，不是逃离、转移或掩盖，而是与浑浊、毒害、麻烦等等不愉悦的事物共处，从细处分解转化（参见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Ithaka: Duke UP, 2016）。在这一表面的污废处理问题背后，还有思维模式的分化问题。在多个层面上，蘑菇主题展上再度出彩的韩国艺术家李宰润（Jae Rhim Lee）的《无限土葬计划》（Infinity Burial Project,
2011）完成了一次视角和思维的撬动。她平日以自己的皮屑、毛发和指甲“喂养”菌株，然后以“培育”好的菌株缝制成“蘑菇寿衣”，以待死后穿上它，这样便会让蘑菇自发地“吃掉”自己那充满化学毒素、无论土葬还是火化都会污染环境的躯体，完成一次自然界的净化和转化。对生死的态度联系着在场的形而上学，影响着脏污和洁净的概念，潜伏在我们的认知、行为及其后果之下。在一个需要关注灭绝、学习死亡的世代，菌丝是老师。重新认识我们自身的死亡，不是拼命留住一个不可降解的自我，而是逐渐打开那分化出的自我，融入真实联结中的变形，接纳枯萎与消解的过程，如同接纳它们生成的过程一样。
道恒无为而无不为，缓慢的联结通往缓慢的来临。在这个关注期限愈加短暂、收效期待愈加急切的时代，人们看不到暴力，也看不到希望。因为最沉重的深层暴力在缓慢地发生，而希望也需要缓慢地到来（此处联系环境人文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慢暴力”与“慢希望”，参见Rob Nixon,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11; Christof Mauch, “Slow Hope: Rethinking Ecologies of Crisis and Fear,” Rachel Carson Center Perspectives: Transformations i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2019, no. 1）。在哈拉维的虚构里，是以五代人的时间尺度为设计，让一代代卡密尔们去与一个濒危物种相伴生，在童年被《风之谷》中娜乌西卡的故事所打动。虚构提出的是，我们可以在怎样的时间视野下来觉察和行动。生活在种植园世的菌丝微不足道，随时可能被新机器铲除，或在烈日下安静地消亡。但它们潜移默化，生成蘑菇为废墟上的信号。一丛初生的蘑菇，无论多么痩小而颤抖，就是希望。
周星月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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