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中国研究领域内，传统文人的转型研究和中国工业史少有交集。对近代文人士大夫的个案研究更多关注那些成为知名学者、文学家和政治家的近代著名人物，而近代中国工业史更关注西方技术引进与本土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哥伦比亚历史暨东亚系教授林郁沁的《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打破了这两个历史叙事之间的藩篱。在此之前，林教授最知名的著作是《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这部现代中国情感史的开创性作品在2007年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美妆帝国蝴蝶牌》延续了《施剑翘复仇案》的“微观史”角度，但题旨更宏大。林郁沁通过对陈蝶仙及其事业相关史料的细读，发掘了一位隐藏在鸳鸯蝴蝶派掌门人背后的成功企业家和知识传播者。林教授进一步以陈蝶仙从知名作家到工业大亨的经历为依据，提出了“民间工业主义”（vernacular industrialism）这个历史范畴。这本书围绕“民间工业主义”的讨论跳出了“发明-制造-扩散”的叙事窠臼，勾勒出一部从仿制、在地化到再仿制的去中心化的全球工业史。陈蝶仙正是一位善于利用自身优势和本地资源的仿制高手。这既是一部围绕着陈蝶仙的微观史，也是一次将文化史、科技史、经济史和经营史融为一炉的成功尝试。在《上海书评》的访谈中，林教授重点回顾了她是如何通过发掘陈蝶仙的故事来挑战传统历史叙事的。
美妆帝国蝴蝶牌：
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
[美]林郁沁著
陶磊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2023年6月出版
332页，89.00元
采访︱黄彦杰
许多中国读者都是通过《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Public Passions: The Shi Jianqiao Case and the Rise of Public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认识您的。这本书也是研究现代中国情感史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在那之后，有些读者可能期望您进一步开拓情感史这一领域。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您从情感史转向了科技史和工业史？林郁沁：我是一个倾向于从史料入手的历史学家。我心里总是萦绕着一些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大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所以我经常寻找有趣的案例来探索这些问题。在我第一本书里，我集中发掘了施剑翘的故事。当我在阅读她的背景资料，特别是在考察她向杀父仇人复仇这一案件的审判过程时，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情感史的课题。同样的，我在关注陈蝶仙之前就对科技史有一些比较宽泛的兴趣，比如民国时代的城市文化和媒体。我在浏览二十世纪初一本叫做《女子世界》的期刊时，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专栏，主要内容是口红、胭脂粉、补发剂以及各种化妆品的配方。它的目标读者是那种有闲暇时间把自己的家变成实验室的民国闺秀。这些配方的内容是相当科学的，它包括化学公式、复杂的实验室仪器和相当水平的化学知识。经过一番考察，我发现专栏作者竟然就是作家陈蝶仙。众所周知，陈蝶仙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一位浪漫派小说家。他经常在报纸上连载小说，赚了很多钱。当我着手研究这位一边撰写如何在家里制做化妆品的专栏文章，一边通过言情小说吸引读者的人物，我意识到我找到了一个相当丰富的案例。实际上，陈蝶仙也符合我对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和情感史的兴趣，因为他是从晚清文人的游戏文化中走出来的浪漫派作家，而“情”乃是晚清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由于陈蝶仙把这些情感元素注入了小说，所以他的浪漫小说都是关于爱的欢喜和悲怆的。因此，我对陈蝶仙的兴趣也还是有一些情感史的成分。陈蝶仙不仅是一位在印刷品市场上以情动人的传统文人，也是一个在商场上雄心勃勃的创业人士。后来，他逐渐从文学家转型成企业家，利用文学技巧和在上海编辑界的地位来推广工业制造和化学知识。这样一来，他的经历自然而然地把我引向科学史和工业史的一些问题。那时科技史在美国和欧洲史学界正好处于一个开疆拓土的时代，我可以借鉴当代科技史学者提出的很多有趣的问题，来分析陈蝶仙这个令人神往的人物。一开始，我还只是想分析《女子世界》里那个化妆品制造的专栏，写一篇文章或一个章节。但陈蝶仙的故事是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完全值得用一本书去研究他。您已经出版的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都算是“微观史”。微观史的大师当属卡洛·金茨堡（Carlo Ginsburg），他正好是您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的老师。请问您怎么看金茨堡式的微观史及其应用？林郁沁：是的，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微观史非常流行。那时微观历史之父金茨堡正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我有幸得其亲炙，受益匪浅。他最有名的书《奶酪与蛆虫》（The Cosmos and the Worms）研究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十六世纪意大利磨坊主，他对宇宙有自己的理论，即宇宙的结构类似于一个里面有蛆虫的奶酪。金茨堡出色地利用这个在法律审判史料中出现的古怪人物来理解十六世纪意大利农村的流行文化以及更大的结构性问题，他还通过这个案例来理解当时印刷业的兴起。虽然金茨堡只探索了一个案例，但却提出了大问题。微观历史的长处就在于你能够用一个案例分析更广阔的历史进程，但人需要一点运气才能做微观史，你必须找到合适的人物或者合适的案例加以研究。通常这些作为案例的人物或事件有很多围绕他们的材料，使得你可以利用这些材料来思考更大的问题。在金茨堡的书中，那个古怪的磨坊主正好接受过宗教审判，因此有很多关于他的司法记录，我们可以通过审判记录听到他的声音。金茨堡也参考了当时一些关于宇宙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方兴未艾的印刷术帮助下广泛传播。磨坊主正好能够接触和阅读到一些异端邪说，从而形成一些对宇宙的文化理解。与此类似，我在写《施剑翘复仇案》和《美妆帝国蝴蝶牌》这两本书时正好也找到了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们的行为不一定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我认为，只有当你有非常特殊的人物或事件时，微观历史才是最好的研究方法。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研究那些在当时看来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们又不能代表当时的普通人。这会不会让你的微观历史缺乏解释力？”我的回答是，不是这样。无论是施剑翘还是陈蝶仙，都不是当时的寻常人物，但这正好是他们的吸引力所在。当你的分析对象是那些非同寻常的个体，他们的独特性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历史意义，事实上，一个案例的独特性意味着它们有极其丰富的分析节点。它的丰富内涵允许你探讨各种可能性。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人或一件事是否代表了社会规范或历史发展方向，而是在于它们是否提供丰富的分析材料。你可以通过这些节点解读那些使这些奇怪的人和事成为可能的历史条件。我喜欢微观史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让我有一种回到传统写史方法的感觉。传统史学常常采用一种传记写作的形式。当然，我并不是要回到传统的传记写法，更不是要回到伟人史观，或者要去歌颂某个被遗忘的人物。事实上，我喜欢那些有缺陷的人，尤其是那些有些偏激和争议性的人物。他们有时是成功人士，有时是悲剧英雄。然而，正是这些人身上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为何在那个历史时刻吸引大众注意的原因，让我们作为微观历史学家能够将他们与更大的历史趋势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这就是微观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极为有效的地方。我的第一本书在2007年问世，第二本在2020年出版。我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坚持微观历史的研究，即使最近历史学的主流趋势已经转向深层历史（deep history）和长时段历史。这些历史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弱点，我自己更偏爱也更擅长微观历史，我喜欢细密地分析关于一个人或一个案例的丰富材料。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美]林郁沁著，陈湘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284页，68.00元那么您如何看待微观史作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一种方法？林郁沁：因为我专注于二十世纪，有很多围绕个别案件和个别事件的材料。但当你回溯到更远的时代，在中国做微观史的确变得更难。我们刚才说的金茨堡，他研究的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农村。还有一位著名的微观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主要研究近代早期的法国。她的《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通过一个十七世纪的奇特案件研究法国社会。如果我们要研究早期现代或更早的中国历史，类似分量的资料是比较难以获得的，主要因为中国司法档案的记录和保存制度跟欧洲不一样。这里我想到的一本中国微观史的成功例子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当然，这本书还不能算典型的微观史，不过，史景迁是一个顶级的讲述者。他以一个叫王氏的女人的死亡及其意义为线索，带我们进入到清初一个普通山东村庄的生活世界，探索晚期帝国性别、法律和乡村生活之间的关系。他还善于用诗歌和小说来补充一些历史材料的不足之处。由于他讲故事的能力无出其右，所以能够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把虚构与非虚构编织得严丝合缝。不过，我认为他的作品还是跟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卡洛·金茨堡等以近代早期欧洲为背景的微观史有所不同。另一个中国史语境下的微观史的例子就是曼素恩（Susan Mann）的《张门才女》（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这本书描绘出了一幅十九世纪的有教养的士绅家庭生活图景，它用一个家族案例来理解宗族或大家庭的衰落这一历史大势。当然，人们可能对她这本书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她有时需要通过解读诗歌来补充历史记录，有时又需要用历史学家的想象力来理解这些大家族的妇女为何在特定背景下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我认为《张门才女》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前中国史作品中比较成功的微观史研究，曼素恩通过诗谱这种家庭内部记录解读出一个家庭的生活，进而讲述了一个关于十九世纪历史变迁的故事，尤其是大家庭所面临的压力。进入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后，研究者开始有足够的史料在中国史的背景下做非常丰富的微观史研究，这样我们就不用像史景迁和曼素恩那样用文学材料补充史料的不足。我在阅读您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最有趣的还是陈蝶仙的多重身份。他几乎可以算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或者说算是我们当代流行语说的“斜杠青年”。他在文人、杂志编辑和工业家这三种角色中间灵活转换。当然，他也得益于一个职业的边界尚未完全形成的转型年代。请问陈蝶仙是如何扮演好这三种角色的？这些不同但重叠的角色之间是否存在一些张力？林郁沁：陈蝶仙的多重身份正是我觉得他最吸引人的地方。你把他描述为文艺复兴式的人，那时候有一些天才人物通常会在各种事情上施展才华，而他们施展才华的那些领域会跨越我们作为现代人所熟悉的界限。陈蝶仙也生活在一个职业之间的边界尚未建立的时代。在这之前不久，传统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通过在帝国各级机构中担任官员，获得社会地位和声望。随着清廷在1905年废止了科举制度，这条通向成功的路线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到了1911年，以儒家意识形态构建的帝国体制结构也走向了终结。因此，陈蝶仙的时代是一个过渡时期。对非常有才华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代。陈蝶仙最早接受的教育也为了准备科举考试。他考取了贡生，在小地方当过芝麻官。但是，在他成为基层官员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新的生存方式。这是因为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给了雄心勃勃的青年男女新的机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除了科举体制的崩解和废除，还出现了新型的城市，欣欣向荣的商业中心。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了系列不平等条约，上海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科举体制提供的机会逐渐消失之后，有古典文化教养的男男女女开始涌入这些口岸城市。陈蝶仙出生于杭州，虽然彼时传统文人对商业活动还是嗤之以鼻的，但陈蝶仙年纪轻轻就在杭州办了一家新报馆，还开了一家卖科学用具的商店。陈蝶仙从杭州搬到上海之后很快就在商界崭露头角。在上海，他不仅作为一个编辑、翻译家和小说家继续活跃在文化界，还逐渐作为一个日用化工品制造商活跃在商界。我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是文学家或文学涉猎者，同时做着编辑工作，那么他就不太可能成为制造业大亨。然而，我这本书的一个论点就是，所谓职业边界是一个非常现代或当代的概念。如果我们假设陈的这些角色在过去的紧张关系，其实是我们把时代错置了。陈蝶仙的时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转型时期，他的多重角色在这个时代并不冲突。事实上，当时陈蝶仙以及许多像他一样的人都有多重身份和职业，他们受益于我前面描述的那些科举制度终结之后的一些结构性变化。您两本书的两个核心人物施剑翘和陈蝶仙，似乎都深谙现代大众传媒操纵术。他们都知道如何利用媒体来实现个人的目标。施剑翘懂得利用媒体捕获道德人心，陈蝶仙精于媒体营销和传播手腕。请问陈蝶仙的案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大众传媒在中国现代转型中的角色？林郁沁：在陈蝶仙的时代，大众传媒对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机械化的文本生产和现代印刷工业的兴起。在这方面，我的同事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写了一本精彩的专著《古腾堡在上海》（Gutenberg in Shanghai）。他考察了印刷机的进口如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印刷业的机械化，改变了中国的印刷品市场，使得中国印刷与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这种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文本的能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相当多的文人的生计，他们拥有了更庞大的读者群。《施剑翘复仇案》主要考察了施剑翘如何成为媒体宠儿，她通过塑造自己的媒体形象，确保了公众对她非常暴力的凶杀行为的同情。她利用公众对其为父报仇行为的道义支持不仅获得了法庭轻判，甚至赢得了民国政府的赦免。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力量。陈蝶仙的事迹足以构成一个经典的媒体研究案例，他利用媒体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在杭州便开始从事报纸的生产，在上海更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编辑，可以在市场上强力推销他的小说，并拥有了巨大的读者群。然后，他又利用这些媒体平台来构建产业资本。当时许多接受过古典训练的人都以非常精明的方式利用大众传媒将古典知识商业化。陈蝶仙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随后将他在大众媒体世界的成功转化为工业世界的商业成功。他利用从写爱情小说中赚到的钱来开设制药公司——家庭工业社，他一方面利用了印刷的机械化，一方面把这些收益作为工业生产的资本。我们看到这两种趋势同时在中国出现：语言文字和工业品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陈蝶仙销售化妆品的例子可以说明他是何等精明。众所周知，大规模生产时代，商品和商品之间看起来很像，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制造商都力图将自己的商品跟别人区别开来。他们需要建立品牌，给商品打上标签，然后用商标的形式得到法律保护。商家建立品牌得依靠打广告。陈蝶仙也得用广告推销他最有名的产品——无敌牌牙粉或者说无人匹敌的牙粉，一种可以兼作抹面粉的牙粉。他懂得许多读者和消费者仍然钟情于晚清文人文化盛行的文学游戏，试图把他的牙粉打造成一个替代外国和敌国产品的民族产品。“无敌”这个名字带有一点军事竞争的火药味，这在国货运动的背景下无疑很有吸引力。然而“无敌”也蕴含了一个巧妙的同音字游戏，上海话里“蝴蝶”和“无敌”的发音很接近，呼应了蝶仙这个笔名。陈蝶仙正是通过诸如文人游戏这样的主题吸引到顾客的，无敌牌取得巨大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比起陈蝶仙这样的文人，中国工业史的学者似乎更关注那些有留学或海外经验的商人和科学家是如何把那些成熟的工业技术和组织引进到中国的。这些人大概不是你说的“民间工业主义”（Vernacular Industrialism）。不过，这些关于技术和制度引进史是中国如何工业化的主流叙事。那么您所说的民间工业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它跟其他的工业文化例如引进工业或本土工业相比，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点？林郁沁：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民间工业化的概念是我研究的核心，它在标题本身中也有体现。但我也把它作为一种探索手段（heuristic decide）或分析范畴，来打破你刚才描述的那种二元论叙事，即中国的工业发展要么是进口的，要么是本地发展的。陈蝶仙的事迹说明，中国的工业文化常常是对在对外国技术和经验翻译基础上的再创造。陈蝶仙在翻译全球流通的制造业知识时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代理人，事实上，他非常关注国内的品味和当地条件。这些本土情况决定他如何采购和制造商品。陈蝶仙引介这些全球流通的配方和技术，表现了相当的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我之所以使用Vernacular一词，就是为了跟乡土化区分开，因为乡土化意味着一切都是本地的。尽管陈蝶仙不会说任何外语，而且从未出国旅行，但他仍然能够获取和利用那些全球流通的商品、知识和材料。这些经由中国在全世界流转的要素对陈蝶仙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陈蝶仙并没有发明牙粉的配方，而是通过广泛阅读和翻译国外书籍。他的翻译行为往往是合作的，聘请一个翻译团队开展一种“传送带”式的翻译互动。他们会翻译各种文本，有时是小说，有时是法律论文，有时是科学公式，或者工业配方。他常常从日本找来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本，而这些日语配方经常是从欧洲、法国、美国翻译而来。《美妆帝国蝴蝶牌》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工业化没有真正的源头，并非所有的工业知识都来自西方。工业知识是一种全球流通的知识，它在流通过程中在通过不同的节点的时候，总是经过了环境的改造，这里包括在中国。因此，我特别关注陈蝶仙如何获取化妆品的配方，然后追踪他如何根据中国的情况选取和改进配方。举个例子，陈蝶仙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传统配方需要碳酸钙，这种粉末在很多化妆品中都是必需的。最初他试图用“本土化”的方法寻找碳酸钙，因为从外国化学供应商进口会被认为违反了国货运动。据说某日他在写诗时意识到墨鱼骨头可能成为碳酸钙的来源，这则轶事后来成了他自传中关于起源故事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没什么大用，因为他无法获得足够的碳酸钙来批量生产化妆品。好在他很快就发现了廉价替代物碳酸镁，后来还开了一家工厂专门生产碳酸镁。这段轶事很好诠释了我感兴趣的民间工业主义的一个关键课题：美国、日本、中国等世界各地的工业家如何因地制宜、举一反三，把这些全球流通的配方转化成工业制成品。事实上，陈蝶仙不仅把配方转化成了制成品，还通过他主编的报章分享这些作为常识的配方，从而超越了自身的成功，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民间工业主义的目的正是为了理解全球南方或者西方以外的地方是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这些地方的工业化往往需要翻译、创造和因地制宜，需要在套用外国公式的同时根据国内条件进行调整，需要在正式结构之外思考的能力。陈蝶仙是一个做事相当即兴且有独创精神的人，我希望中国的民间工业主义框架能够概括这种以随机应变、出人意料的方式运用工业知识的模式。所以这本书不只是要讲陈蝶仙的故事，更是要说明世界各地像陈蝶仙这样的人物如何帮助他们的社会走向工业化。您在书中提到陈蝶仙代表的民间工业化是世界各地后工业化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工业化历史的缩影。那么请问世界上还有哪些类似的例子？林郁沁：民间工业化在中国是有特殊语境的。这包括科举废止之后文人的转型，通商口岸的出现和大规模的城市化等。广义上的“民间工业化”其实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特别是在全球南方，而且不仅限于全球南方。例如，十九世纪的美国制造商也常常需要跟更强大的欧洲公司竞争，而他们竞争的主要方式也是模仿，或者说通过我们可以称之为“流氓制造”（rogue manufacturing）的方式。许多十九世纪美国公司从已完成工业化的老牌欧洲公司取得化妆品等制成品的配方，然后他们做了跟陈蝶仙完全一样的事，即采用这些配方并复制它们，并在国内建立自己的品牌。后来引进到中国市场的面霜夏士莲雪花膏（Hazline Snow）就是欧洲品牌。有证据表明，夏士莲雪花膏的英国制造商首先瞄准的就是一家美国企业。他们发现该面霜的配方竟然被人公布在圣路易斯的一本制药杂志上了。这家名为Burroughs Wellcome的英国公司不是针对中国人的抄袭，而是针对在圣路易斯市发表这个配方的杂志。这本杂志不得不把这些配方撤下来，并且公开承认是自己印错了，因为Burroughs Wellcome公司已经为它注册了商标。这些欧洲公司发现他们比较容易追踪那些所谓“复制者”的美国公司，而一进入中国就要面临语言障碍，因此追踪复制者就比较困难。这件轶事让我注意到，所有的新兴工业社会都使用一些临时性的策略来发展其产业。全球厂商都在复制和改造那些全球流动的配方，并运用本地资源努力让这些配方能在地化生产。然而这样的故事往往被传统的世界史或传统的资本主义史、工业史和科技史所忽视，我希望通过民间工业主义的概念来挑战这一传统叙事。林郁沁：我很乐意向大家推荐两本近期读过非常喜欢的书。其中一本是布朗大学的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女士写的《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Floating Coas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Bering Straits)，作者围绕包括人类和动物在内的不同行为者，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或导致白令海峡的环境变化，是一本将环境史、动物史和资本主义史熔于一炉的出色历史著作，也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有原创性的历史之一。作者懂俄语，也懂美国史，更重要的是，她能够通过将资本主义与环境史相结合，从而为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一种非常新颖的方法。另一本我也想推荐的书还没有正式出版。作者瓦妮莎·奥格尔（Vanessa Ogle）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写过一本获奖的专著（《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她的新书叫《群岛资本主义：离岸世界的历史，1920s-1980s》（Archipelago Capitalism：A History of the Offshore World, 1920s-1980s），用一种很吸引人的方法重新书写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她的研究证明，随着大英帝国等帝国的衰落和战后英国及其他西方社会的干预主义福利国家兴起，这些战后福利国家完全依赖于她所说的离岸或群岛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世界秩序的边缘地带，在不存在民族国家的一些群岛和岛屿，西方资本建立起了一套高度资本化的，而且无人管制的经济秩序。正是这些资本主义的境外活动滋养了战后西方的福利国家。这两本书对我来说都很有启发，因为我目前也试图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资本主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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