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是斯坦福大学东亚系的汉学讲座教授，致力于宋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已经出版《欧阳修的文学作品》（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苏轼生命中的言语、意象和行为》（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Shi）、《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等专著，在中西学术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艾朗诺教授曾经选译过钱锺书的《管锥编》，题为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最近几年，艾教授再次开启了他的翻译之旅。凭借对李清照的精深研究，艾教授于2019年出版了《李清照集》的译本，之后他意犹未尽，于两年前又开始了苏轼集的翻译。对汉学家来说，翻译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坐冷板凳，而艾教授依然乐此不疲，他希望通过翻译，让英语读者有机会欣赏到中国古代的伟大作家，走进他们精彩的文学世界。《上海书评》邀请正在斯坦福访学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毅副研究员采访了艾朗诺讲授，谈谈翻译苏轼的甘苦心得。众所周知您是苏轼研究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版了《苏轼生命中的言语、意象和行为》一书，对苏轼的生命历程与时代背景、文学写作与书法绘画等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近年来您也一直在继续苏轼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您之前于2019年在德国的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社出版了《李清照集》的译本，现在再次执笔翻译苏轼集，具体的现实契机是什么？或者说有什么缘起？艾朗诺：德古意特出版社策划了一系列中国文人别集的译本，叫做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目前不到十年的时间已经出版了九种。这些翻译文集的设计很漂亮，很干净，每一页留了很多空白，出版社并不觉得这些空白浪费纸张。翻译者也可以在每首诗歌下面做一些注解。中文一页，英文一页，读者可以对照着读。最好的一点是这些翻译文集可以直接在网上免费读到，还可以免费下载。当然有人会买实体书，但更多的读者可以直接在网上检索看到，会更有利于这些翻译文集的广泛传播。这个系列还包括了宇文所安翻译的《杜甫集》，总共六册，翻译了杜甫全部的诗文集。起初编委会要求每一个诗人的文集要全部译成英语，我是第一个可以译选本而不用译全部文集的人。这个系列刚开始策划的时候，我就想到苏轼，但是编委会要求翻译全部文集，我跟他们说如果我来翻译苏轼全集是不可能的，杜甫全部翻译已经六册了，如果翻译苏轼全集，可能要三十册，内容太多了，也没有必要，连杜甫都有很多应酬之作，苏轼更是如此，因此没有必要全部翻译。于是编委会同意了我只译选集。在中国学者中，翻译苏轼作品较多的是林语堂、许渊冲、杨宪益等人，您觉得他们的翻译有何特点？在西方的传播情况如何？ 艾朗诺：他们翻译的苏轼作品数量不多，重复翻译的作品多，大家都喜欢的作品他们当然已经翻译了，但是大家都喜欢的作品只有大概一百篇，所以总体上说他们翻译的作品数量很有限。在西方，林语堂的译本已经绝版了，也许旧书店还能找到。许渊冲的翻译是押韵的，诗歌押韵的翻译方式在美国学界已经过时了。大家会觉得押韵的翻译方式不准确、有问题，诗歌原本的意思一定会被改变。美国学界认为翻译诗词最重要的是忠实于原文，如果押韵，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扭曲原意以配合韵律的情况。从前的汉学家翻译诗歌也是有人保留押韵的，如今汉学界宁可牺牲诗歌的音乐性，也要保留诗歌意思的正确性。而且现在英美诗人写诗都很少押韵，所以中文诗翻译成英语也没有必要押韵。我们会在导读中告诉读者中国诗歌是押韵的，且有平仄。中国学者认为，目前苏轼诗词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呈现的特点是：起步晚、篇目零散、数量少、成功者鲜见。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艾朗诺：是的，我完全同意。现在被英语学界所知的只有华兹生（Burton Watson）翻译的《苏轼诗选》（Selected Poems of Su Tung-Po），数量仅一百多首。一般读者可能连这一本都不知道。造成现在这样的情况原因在于：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过程中，大家起先注意到的是唐诗，而后才注意到宋诗；又因为华兹生翻译苏轼较早，所以大家会觉得苏轼已经有人翻译了，何必再做呢？苏轼是宋代非常重要的文学家，在诗词文赋各体文学中都有所创新，是一位非常多产的文人，作品数量巨大。这次翻译您大概会选择苏轼的多少篇作品？出版后大概有几册？会以什么方式来编排这些作品？ 艾朗诺：我大概会选出苏轼的一千篇作品，出版后会分成四册。我不用文体分类，而是以时间分类，根据苏轼的生平经历编排作品。诗、词、奏、表、题跋、尺牍等不分文体，按照时间编排。第一册是苏轼早年到乌台诗案，第二册是贬谪黄州时期，第三册是元祐时期，大概八年，第四册是岭南贬所，也有八年。这样编排的好处是：第一，苏轼写作的时候就是不分文体的，按时间编排可以反映苏轼创作的原貌；第二，把一个时期苏轼创作的不同文体放在一起，读者可以看出他在写作不同的文体时，表达的思想或情感不同，文体不同带来的创作差异很清楚，读者更容易看得出来；第三，给读者一个新鲜的苏轼图像。以往的选集多数是根据文体来分的，目前我只看到过一个选本是按照时间来编排的——王水照、朱刚撰写的《苏轼诗词文选评》，但是所选篇目太少，只有七十篇。华兹生说他选诗的标准是“I have naturally chosen poems which I like and which I think go well into English”,即他喜欢的诗和易于翻成英语的诗。请问您会选择苏轼什么样的作品？您会考虑英语读者的需要吗？您选择作品的标准是什么？艾朗诺：华兹生翻译得很好，但是翻的数量太少了。我在选择苏轼的作品时，比起中文的选本，我会更多地选择苏轼的文章。一是诗歌在翻译过程中失去的味道很多，而文章更容易翻，能够翻得感动人；二是我非常喜欢苏轼的尺牍、题跋、杂文、杂记等文章，这些都十分有趣。而且这类文章在苏轼之前出现的很少，比如在苏轼之前有多少人写过题跋呢，欧阳修、晏殊、文彦博、范仲淹等人写得非常少，超过二十篇的人几乎没有，而苏轼写了七百篇。至于尺牍，肯定有很多人写了很多，但是留下来的并不多，苏轼留下的尺牍则非常多——一是因为苏轼的名气，二是因为苏轼的书法，三是其文学性很高，所以大家保留的多。《苏轼全集校注》二十册中有两册半是尺牍，共一千五百封，其中写得好的很多，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和性格。有些尺牍上下文清楚，比较容易翻译，有些不那么容易译，因为只有苏轼的回信，我们不清楚写信对象的背景以及之前往来书信的前因后果。此外，我选译的苏轼散文比一般的选本多，比如尺牍，在四册的每一册里我都会选译五十篇到一百篇。而到了元祐时期和岭南时期，题跋特别多，杂记、游记也越来越多，这部分内容我翻的也会更多。文章的数量大概占到译文的百分之五六十。早年苏轼的文章中序、书、记较多，但后来较为低等的文体也多起来，比如题跋、杂记、杂文，一般文人看不起的文体他越写越多。这是因为乌台诗案中，诗、序、记等这些高等的文体写作让他遇到问题，所以乌台诗案后他要尽量避免。而且他越写这些比较不传统的文体，越慢慢发现这些文体能够更好地表达他的新的思想感情。以前的选本大多会选序、记等最传统的文体，而这些不传统的、新颖的文体基本不受关注。至于选择作品的标准，除了我自己喜欢的作品，像奏、状等作品虽然不是我喜欢的但却是我很佩服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不可以不选，因为要给大家展示一个丰富多彩的苏东坡。苏轼有各种各样的感情，面对各种哲学、美学、政治的问题都会有他的想法。目前苏轼文集、诗集和词集的注释本比较多，苏轼作品的选集也很多。请问您主要是依据什么版本进行翻译的？您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注释本的错误或者问题？或者有所补充的地方？艾朗诺：我依据的是201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二十册），这套校注本的水平非常高，考证很精确，很全面，很多从前没有注解的地方这套书中都有注解。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尺牍，以前的苏轼集中很多作品的写作时间不确定，而这套书对每份尺牍都花费了很多篇幅来考证写作时间。这套校注比苏轼年谱大有进步，基本上对每一篇作品都有考证和注解。我读了两三年才发现两三个错字，错误非常少，学术水平很高。苏轼诗中某些用语虽然有典故、出处，但不知道典故出处，直接翻译它们的意思也是很清楚的，比如“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的“大雅”意思是雅正之诗，“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中的“齐物”意思是平等看待万物，直接翻译的话意思很清楚，但是大雅和齐物都是有出处有典故的，请问您在翻译的时候怎么处理这样的语词，会把内涵典故注释出来吗？艾朗诺：典故一般会注释出来。有时候我会把典故的解释放在翻译里面，比如“大雅”的意思是classic elegant，可以直接放在翻译里，因而不必提到《诗经》，因为大雅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词了。但是“齐物”我会在注释中解释，会提到《庄子》。因为怕读者看不懂，会根据典故出处具体的情况来做注释。苏轼非常善于在诗歌中使用比喻。比如他著名的《海棠》一诗中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用美人比喻海棠花；再比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中连用了两个比喻。请问您在翻译这样的比喻句时，怎样翻译更能体现出比喻的妙处？艾朗诺：这句诗会用注释解释，因为英文读者很难理解，而且用英语翻译这句话太长了。我会根据英语读者能否看懂这个比喻来决定是否做注释。我如果怀疑英语读者可能遇到理解困难，就会加注释。如果前文已经注过的，再次出现则不再出注。诗无达诂。中国古典诗词的模糊性导致了人们对某些诗词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念奴娇 赤壁怀古》中“羽扇纶巾”到底指诸葛亮还是周瑜，没有定说。这时您会怎么翻译，是加以说明，还是选择一个您理解的含义直接译呢？艾朗诺：如果以前的解释是错的，现在的解释是对的，那我就直接用现在的。但是如果同时有两三个解释，我会选择其中一个来翻译，然后做一个注释。对于一句诗词的不同译法，有译者风格的因素，有翻译策略的问题，有选词择句的不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对原文的理解问题。比如对“明月几时有”的翻译，林语堂译为“How rare the moon, so round and clear!”，许渊冲译为“How long will the full moon appear? ”，英国汉学家John A. Turner译为“When did this glorious moon begin to be”，您觉得他们的翻译为何会有这些不同？艾朗诺：他们对这句诗的理解不同，所以翻译会不同。中国学者对这句诗应该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吧。苏轼对佛教、禅宗有很深的造诣，禅宗语录《五灯会元》中有其记载。像苏轼著名的《定风波》最后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包含了禅宗思想。如果您直接翻译“也无风雨也无晴”，西方读者会了解其深层次的内涵吗？您怎么处理这种诗句的翻译？艾朗诺：这个估计一般西方读者不一定能懂，需要解释。我会在翻译一首诗词之前在题目下面加几句话，稍微解释一下作品的主旨、写作目的等，相当于题解。或者说明诗词中有哪一句是名句，受到了后人的称赞等。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篇目我会写这样的题解。苏轼是一个旷达的文人，他人生中多次遭遇苦难却能用自己的智慧化解它们，请问苏轼最打动您的地方是什么？通过翻译您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苏轼形象？会和中国文学史中大家熟知的苏轼形象有所不同吗？会对我们熟知的苏轼形象有所补充吗？艾朗诺：苏轼的作品非常丰富，数量巨大，他有着无尽的创造力，这是最打动我的地方。比如说他写雨中梅花五首，每一首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写。又如赤壁，苏轼写了赋、词等等，每一次写赤壁时写法都不同。《东坡八首》也是，每一首都不同。别的作家也许也有这种创造力，而苏轼保持了一生。苏轼这个人是可爱的，幽默的，同情别人，尤其是穷人。但是我不敢说我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苏轼。苏轼随着经历和心境变化，对种种文体都有新的驾驭。以前人不太注意他的题跋、尺牍等等，但这些写作在他越晚期的作品中愈发重要，这一点大概是一般人不太关注的地方。在翻译苏轼集的过程中，您觉得最有挑战性、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艾朗诺：诗词翻译最困难。《苏轼全集校注》没有出版以前，是很难翻译的。因为对苏轼作品本身还有一些没有弄清楚的地方。但是这套校注出版之后，很多内容都考证清楚了，书中还有辑评。如果没有《校注》，我都不一定敢接这个翻译。您对自己的译本有什么预期吗？您认为什么样的翻译是成功的翻译？艾朗诺：我希望更多的人来欣赏苏轼这位多才多艺的伟大作家的作品。翻译能被人看到就算是一半成功了，等到下一次再有人想翻译苏轼集的时候，如果他觉得我的翻译是有贡献的，我就很满足了。艾朗诺：我大概一年可以翻译一册的量，现在已经完成了两本，还有大概两年的时间来做接下来的两册。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