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导师也需要督导：国内外六位学者的思考（下）
关键词：基于胜任力 跨文化 督导培训 远程督导
来源：Duan C., Falender C., Goodyear R., Qian M., Jia X., Jiang G. (2019). Telesupervision‐of‐supervision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5(2), 302–312. https://doi.org/10.1002/jclp.22723
（本文版权归作者与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所有。本次使用已获得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与通讯作者授权许可。）
个案研究
本个案研究描述了一个督导的远程督导团体，由两位美国督导师带领。这两位督导师主持了为期5天的地面工作坊，教授基于胜任力的督导理论和整合的督导理论。他们使用英语，按顺序为7名中国心理咨询专家提供督导的督导（每位督导师提供10次督导的督导）。这个些团体成员（包括6名女性和1名男性，均处于中年和职业中期）都是中国知名的督导学者和培训师。考虑到成员的督导经验水平，相较于更大规模的培训项目中的督导受训者，这个团体的学习需求更侧重于获得更广泛的理论理解。
6.1 督导设置
团体中有五位成员肩负临床心理学或咨询心理学博士培养项目的学术职务，第六位成员是一名精神病学家，她之后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并成为了临床心理学教授。第七名成员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在医院就职，同时为当地两所大学的咨询中心工作人员提供督导。他们的英语水平不同，所以由英语水平最高的团体成员担任翻译。团体成员曾在一系列背景和环境中提供过督导：
一些成员在大学的学术环境中提供实习课督导，如同美国心理学教授所做的那样（尽管中国法律规定督导师的把关功能有限）。
有两名成员（包括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为当地大学咨询中心工作人员提供外部督导。
有四名成员以个人或团体形式为当地的从业者提供持续督导，受督导者按小时支付费用。
有五名成员在不同场所(包括CCPRS建立的督导点)为临床工作者团体提供单次督导，受督导者报名并支付费用后可加入团体。
6.2 结构和程序问题
对于任何八位繁忙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团体来说，约到一个共同的见面时间都是一项挑战。加上时区差异，安排会议变得更加困难。在一年的不同时段里，团体成员的时间比美国督导师早15或16个小时（美国均在太平洋时区，整个中国处同一时区且没有夏令时）。这导致适合的时间范围很窄，最可行的会议时间在美国的晚上和中国的早上，这意味着有时美国督导师需要将周六或者周日晚上的时间空出来。
一些技术问题也亟需解决。在培训早期，团体成员通过Skype进行会面，但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导致会谈无法持续进行，最终改用Zoom进行会谈。这一改变使得培训体验得到显著改善，但即便如此，偶尔出现的互联网带宽问题依旧难以根除。
这些团体要么依靠翻译者进行沟通，要么自身精通英语而选择了该团体。培训者相当幸运，他们的翻译不仅精通英语，而且了解心理学概念和相关过程，有些翻译者是在美国受训过的高年级心理学研究生和教师。对于翻译的依赖极大地影响了整个过程。例如，相对于直接交流，互动变得不那么自然，参与者各自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然后等待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有时语言差异还意味着督导师会错失本可以更清楚的细节，并且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去处理不清楚的地方。但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这种时间滞后使得督导师有机会对于交流内容进行更多反思，并提前思考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在为美国的研究生提供督导的督导的过程中，培训者会大量使用录像。但是语言差异导致该培训团体很难使用视频形式。取而代之的是，督导基于口头报告（进行适当脱敏以保护相关人员隐私），并配套一份由培训者设计的文本。该文本督促受训督导师回复关于受督导者的工作设置、督导会谈的次数、理论取向、督导目标，比如“在我们的督导会议中，哪些问题可能对你是有帮助的？”等一系列问题。在远程会议开始前，参加会议的人用中文完成这些表格，表格内容被翻译成英语提交给督导师。
6.3 团体过程问题
两位元督导师都表示，团体呈现的材料里体现了许多文化和政策问题，随着他们这些对这些问题的了解越来越多，他们也学到了很多。这些学习涉及到文化和背景差异、语言差异和中国人在处理情绪经验时面临的挑战。
6.3.1 来自文化和背景差异的挑战
虽然在美国，团体平等交换意见是督导团体的主要工作方式，但这个督导的督导团体面临着挑战——他们迫切想知道专家的看法。这种现象基于文化期待，而且十分明显，甚至有类似等级体系的势头。例如发言者会对“专家”提出问题，这些问题与团体的回应没有太大联系。发言者会问：“X博士，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团体呈现的绝大部分材料严格来说更像是会商而非督导，因为中国的督导师没有把关的责任。此外，受督导者通常直接向督导师支付费用，这也影响了督导双方的权力动力。在美国，督导师凭借其评价职能而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在直接支付费用的情况下，督导师实质上是受督导者的雇员，如果受督导者不满意，他们可能随时被解雇。因此，与美国相比，在这种背景下对督导师和受督导者的关系破裂的处理有着不同的动力。
6.3.2 应对独特的督导情境
学员提交的督导案例有相当数量发生在单次的大型团体会谈中。这对于学员应用培训所学的理论是一种挑战，例如制定督导协议，评估受督导者，防止不胜任的受督导者接待当事人，或者找到提升胜任力的方法，等等。督导协议的一般要素并不适用，而且如果受督导者表现出胜任力严重不足，那么除了为受督导者提供尽可能最好的督导体验，希望他们能够至少从这些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这也让身在美国的团体领导者体验到一些相对独特的问题。例如，如何应对受督导者参与了某个大型的单次督导，并同时处于另一个培训项目的持续督导关系中的情况。有时，主要督导师显然没有解决报告者提到的当事人自我危险的问题，那么，督导的远程督导师如何在不质疑报告者的现任督导师的情况下，对受督导者有所帮助呢？
6.3.3 督导的远程督导会谈中有限的非言语线索
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有多年的从业经验，并且是该领域的杰出领头人。然而，“督导的督导”这个术语在中文中的使用，使元督导师（团体领导者）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受训者会表现出对“专家”的遵从。在非言语线索不明显的线上会谈中，对权力差距相关的动力做出灵敏有效的回应变得更加困难。失去可观察的非言语线索，督导师会更加难以有效缩小权力差距。
此外，有很多讨论关于为什么难以给出矫正性反馈，原因在于这可能导致“丢脸”（在中国常用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尴尬感或羞耻感），而且会导致督导关系的终止。“外国专家”(一个经常使用的尊称，指的是来自外国的学者)被认为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反馈，特别是不太积极的反馈，会被严肃看待。有时即使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建议，也会被视为文化上的不合时宜。这也会发生在团体成员和他们的受督导者的工作之中，但在他们接受督导的督导时，这也成为了和他们工作中的一个问题。由于无法通过非语言表达对隐藏的情绪进行细致观察，示范督导干预成为一种挑战。
6.3.4 来自语言差异的挑战
与语言相关的困难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翻译过程。当翻译者充当团体领导者和成员间或各成员之间的中间人时，被传达的信息细节或传达者的语调可能会遗失。同时，它破坏了交流的流畅性。这两点在中国情境中都是有效沟通的重要特征。
其次，当团体被要求讨论一个话题（这是团体督导常使用的一种技巧）时，团体领导者无法倾听和参与讨论，因为成员们用一种不同的语言在进行讨论。同时领导者很难监测每一位成员的参与程度，尤其是参与的类型。因此，在团体中进行的讨论可能尚未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6.3.5 来自被弱化的情绪体验的挑战
团体领导者和成员有时会怀念可以接收面对面的线索和进行情绪表达的时候，这两者对于理解口头表达内容的临床含义都很重要。这可能限制了焦点讨论和情绪或一般信息的自我表露。即使出现了这样的表露，也只是发生在会谈的结束阶段。一个例子是，当一名成员开始报告时，她描述她的受督导者的当事人“非常消极”，受督导的咨询师“不喜欢”这个当事人。团体领导者鼓励受训的督导师思考消极体验的三层平行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是螺旋式的，即督导师对受督导者的消极态度与受督导者对当事人的消极态度。最后，这位督导师（受训的督导师）表示，很感激老师的指导和鼓励，她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过程，并了解了如何进行接下来的工作。她现在认识到，她自身的情绪和咨询师的情绪是如何对会谈产生影响的。
之后是对咨询师胜任力的审查。讨论的范围涉及咨询师多方面的需求，包括建立工作关系/同盟、处理治疗关系的张力和破裂、管理反移情/反应性、多元文化因素、世界观以及自我关怀。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所有水平的反移情管理都发生了巨大转机，共情水平提升，当事人愈发感到被理解，聚焦于在协商一致的理论框架下工作。但由于语言的差异以及远程会议平台给监测非言语交流带来的困难，做到这一点变得极具挑战性。
督导的远程督导项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实验。我们认为，它已经成功地展示了基于互联网的通讯工具为身处外国的受训者提供督导的督导的潜力。在美国，已有研究表明基于互联网的心理治疗干预是持久有效的(Barak, Hen, Boniel‐Nissim, & Shapira, 2008)。通过我们观察到的和成员报告的远程督导的有效性，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此外，该项目还创建了一个学习社区，参与者可了解其他国家的督导从业情况。这些在美国的督导师也通过合作学习和文化欣赏提高了跨文化胜任力。我们观察到，中国同事在督导胜任力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学习上是最谦逊的学习者，在致力于解决当今中国心理咨询和督导的发展问题上是最富有勇气和创新精神的专家，我们深感佩服。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中作为团体成员经历过督导的督导的一部分人，见证了临床督导已发展为基于科学的专业实践领域，这在心理咨询实务的质量保障中发挥着重大且直接的作用。我们能够有机会与一流的督导理论专家不断交流，交换我们对于文化和督导的想法，以及如何在中国实现临床督导专业化，并将督导整合到咨询师培训中去，这令我们获益匪浅。在美国同行的学术和实践建议的激励下，我们能够更好地开展督导研究，以解决中国督导相关的具体问题，并为美国的督导研究贡献一些力量。
使用线上形式进行这个项目有利有弊，最主要的优势是便利。大部分成员是全职的员工或者从业者，线上交流节省时间的特点让成员比较满意。Zoom平台操作简单，不需要复杂的操作技巧。学员可以使用不同的设备，包括电脑、平板电脑或者手机进行连接。Zoom提供高质量的音频和视频功能，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便捷地录制会议，而且与会者之间的屏幕共享也十分简单，允许与会者在会议期间发送即时消息的功能也非常有用。Zoom还允许用户创建周期性会议，同一个组可一直使用相同的链接。
线上交流的一个主要局限是损失了表达中非言语线索的丰富性，阻碍了觉察和促进个体情绪的胜任力。与面对面交流不同，我们很难分辨一些成员为什么会沉默或“躲起来”（暂时离开了摄像头）。因此，成员的自我表露可能会减少，影响到督导师的口头干预效果。因此，与面对面的团体相比，在远程会谈中建立关系可能需要更多努力和更长时间。而且督导师和受训者一致表示，在第一次会谈中建立的关系很难持续到下一次会谈。有时物理距离转化为了情感距离。当文化差异、语言差异以及环境差异已经对督导师构成挑战时，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加严重了。由于非言语线索的接收受限，督导师对于情绪反应的关注可能会减少，而这些反应本需要更直接地处理，所以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在文化层面被视为不敏感的表现。在远程会谈中，成员需要更多时间、安抚和信任才能表达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或者担忧是什么。
一个技术上的挑战是，任何参会者都可以私自“录制”这些会谈。如果在会谈中使用视频和可视的督导师-当事人互动，那么会谈中的信息在进入和离开互联网系统时很难确保绝对的保密。如果需要共享任何音频或视频文件，那么就需要在信息脱敏上做出更多的努力。时区也是一个挑战。由于中美两国存在较大时差，可达成一致的会议时间范围很短，双方的可上线时间往往会很早或很晚。
我们鼓励各位同仁参与这样的跨国服务和学习。这是一种专业回报和知识激励。一方面，这样的工作让我们有机会分享我们所知道的，另一方面，我们能从新的文化中学习到我们尚未知道的。在此，我们通过一系列问答分享一些与中国同行合作的策略。
1. 如何更好地开启并参与在中国情境中的工作呢？我们高度推荐与一个或多个在中国具有良好声誉和扎实专业基础的专业人员或非盈利组织合作。这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心理治疗市场”的人来说尤为重要。
2.在保证专业性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通讯技术？中国大众对于日常通讯技术的掌握程度较高。美国的督导师了解通讯技术，对开展督导的远程督导是有帮助的。使用当下效率最高的方式和平台进行督导是更为明智的选择，有利于保障督导过程和避免技术故障(Deane, Gonsalvez, Blackman, Saffioti, & Andresen, 2015)。
3. 如何有意识地促进关系的建立？事物在所处的情境中呈现出来的样子总有其缘由。不要对“难以接受的”情况感到震惊，用尊重的态度和专业的方法对待文化、临床和个体的“差异”。有时，我们思考事情的方式（即使是科学的方式）需要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调整。以尊重为前提，才会有分享不同的观点甚至判断和评价的空间，从而能够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
4. 有哪些“要”与“不要”呢？
要注重文化理解，强调伦理准则和专业规范。熟悉中国的专业伦理和相关的精神卫生法律法规。
要教授和提升基本的助人和督导技术，并示范恰当的督导行为。留意受训者的具体学习需求。
要关注团体动力和成员间的关系。你与个体成员和整个团体的关系都十分重要。
不要鼓励像临床医生那样下诊断或贴标签。中国的法律只允许精神科医生进行诊断。
不要仅仅依赖视觉反馈，因为它通常是非决定性的和不可靠的，这是因为线上形式获得的非言语线索（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很有限(Rees & Haythornthwaite, 2004)。
不要让一两个成员主导整个会谈。有效使用口头互动框架以获得每个成员的反馈。框架可以是“还有问题吗？还有不理解的地方吗？”，而不是关于一般理解水平的粗略询问。
不要让所有的互动集中在领导者和某一个成员之间。应通过积极的指导以增强团体责任意识和成员互动。
像这样推动团体凝聚力和团体过程，这是该培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在心理健康服务方面，无论在何处进行培训，国际背景注定会对所有参与者、培训者和受训者产生影响。目前，我们已经注意到进一步国际合作的需求和好处，也意识到这个过程不可避免伴随着伦理和多元文化世界观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上我们仍缺乏理论指导。在开发和实施督导的远程督导项目方面，我们收获了一些经验，我们希望这些经验对致力于将临床督导发展为基于国际的专业的同仁来说，是可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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