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过去，吾辈青年岂容解甲，惟有自请长缨，日夜兼程！

南平团市委 2020-02-03

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每个世纪的第二个1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决定了这个世纪的独特风格。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的决定性事件。五四运动作为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爱国革命运动和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确认了救亡强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廓清了发展道路的迷雾，准备了领导政党的诞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新阶段。贯穿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主线就是谋求民族复兴，五四运动成为了这条历史主线的伟大起点。

过去100年里，五四运动不但没有被人忘记，而且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1921年，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两周年时撰文说：“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

如今，我们又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面对实现百年夙愿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

这100年间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

五四精神有着怎样的时代价值？

我们当下处在怎样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当代青年，肩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

从时间的维度上看，1919年前后，正是国人旧的自我认同衰朽、新的自我认同诞生的关键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构，对中国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古老的中国走向全新世界舞台时，当何以自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诛灭六国，开启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史。其间，中国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起落兴衰，但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里，作为中国社会最高秩序的封建帝制却罕有动摇。黑格尔曾经不无激烈地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大清的灭亡，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终结，也敲响了整个封建帝制在中华大地上的丧钟。从此之后，“王朝”与“天下”的观念，彻底失去了主宰地位，中国人不得不重新摸索出新的自我认同。

“世界进入中国，使中国进入世界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势下，此时被视为西方富强本源的“民族国家”——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遂开始成为政治精英追求的理想模式。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建立，中国开始在与世界各国的对照中建构起自我的“存在”，在全球座标上标定现代化方向，并由此踏上了融入世界秩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征程。

20世纪初叶，正是中国被列强欺凌、国运跌入谷底的时期，中国人一朝梦醒，便“自知”自己的弱国地位，巴黎和会的外交完败更是刺痛了中国人的国耻意识，五四运动正是这种全民族初醒下重塑与抗争的双重变奏。

1840年英帝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开始了长达百年屈辱的近代史。这期间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刺痛最为剧烈。

19世纪中叶，曾经由各路宗藩贵族主宰的封建日本，在塑造出民族国家认同后快速实现了近代化并称霸亚洲。实际上，日本跻身世界列强，正是以甲午战败的大清国为垫脚石。完败于以往的“蕞尔小国”，这无异于给昏睡帝国的一记猛掌，一如梁启超所云“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陈独秀所云“甲午一役，军败国削，举国乃大梦始醒”。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敌为师，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日本作为桥梁，成为师从西学的首选之国。大家抱有“勾践种蠡坚忍自奋之图”，一时赴日留学人数之巨令朝廷不得不出面整治，“学部以留日学生达万二三千人，通电各省停派赴日速成学生”。

采撷西学的涓涓细流，终在1915年前后汇聚成思潮激荡的浩浩洪流，这一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创办《青年杂志》，以此为标志，中国迎来了一个大师辈出，百舸争流，中西对垒，新旧激辩的思想解放的大时代。

“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来了，工读和新村来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来了，思潮的混杂与主义的翻新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有研究者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股偶尔漫出了河道的激流，汪洋恣肆，脱缰而去。

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事件”是整个五四运动的漩涡。这一天，3000多名北京的大学生齐聚天安门前，呼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大游行。

“五四事件”的主体是青年学生。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新式学堂渐渐兴起，现代学生群体逐步形成。他们接触先进文化较早，较有组织性，又天然具有精神的纯粹和敏感，当时中国既无集中民意的政府，也不具备迅速改造国民素质的条件，于是在民族危难的重压之下，青年学生爆发出空前的爱国热忱，自觉要担起天下的兴亡。

那一年，美国哲学家杜威正好在北京讲学，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数十万爱国青年在整个运动中所爆发出的能量与勇气，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青年开始以一个整体登上政治舞台，并被大众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在一个长幼有序、师道尊严的社会，青年能得到如此尊崇，发挥这样的作用，要得益于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真真是一个青春崇拜的年代，社会对青年的赞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新文化运动助推的近代化浪潮，让原本资历最浅的年轻人，成了最先“开眼看世界”，最容易接受新知的人。于是，他们第一次担当先锋推动国家前进，“老大帝国”，成为了朝气昂扬的“少年中国”。

毛泽东同志曾经对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有过准确描述：

“‘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

这种作用贯穿了此后100年的革命历程，千万青年志士冲锋在前，前仆后继，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接续奋斗。青年勇开风气之先的光荣传统发韧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由此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起点。

沉迷于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战后秩序的鼓吹，一战刚结束时，中国社会对民族复兴充满乐观情绪，人们普遍相信中国战胜国的身份，“将予中国以绝好机会，中国将乘此时机，以其悬案诉于世界，将来巴黎和约，中国必可与各国列于平等之地，而所谓不平等条约者，皆将从而废除”。

然而和会既开，就显露了其分赃的残酷真相。原来此前两年，日本既与英、法、意、俄达成夙约，将战后德国在华利益转至日本，以换取日本应允中国参战。因此从一开始，中国指望达致的主要目的，收回山东和胶济铁路权宜以及废除“二十一条”等就注定要失败。弱国无外交，“国际间之黑幕竟如此，而犹表张公理正义！恐公理正义，将呼冤不置也。”

和会的最后摊牌，意味着协约国道德的破产与西方现代性的祛魅，中国社会的情绪急转直下，“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摇篮也给偷走了。”绝望的中国精英开始质疑西方的价值观，甚至质疑中国认同西方的可能性，重新谋求中国的出路与自我救赎之道。

这种质疑也植根于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现实。民国成立后，不单挂出了共和国的招牌，连议会制、多党制、普选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一度也被热热闹闹地搬到中国来。结果不但党同伐异，争论不休，而且在袁世凯旧势力的反扑下，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中国的历史，在这里与辛亥革命重新接轨，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人们必须切实思考，在列强环伺的情景下，如何创建制度适合的国家，来实现民族的复兴。一度漫出河道的激流，终于再次纳入河道。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国大地徘徊。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热”骤然升温。胡适曾描述过这种突变：“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慕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

社会主义新思潮一开始也是包罗万象，十分庞杂。在辩争推究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决定走俄国人的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济世药方，一些志同道合者在新的旗帜下开始集结。

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导师式人物之外，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先进青年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赵世炎、李达、李汉俊等人，以及老同盟会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也都经过各自的努力，较早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早年的毛泽东曾说：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并且“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在理论学习和与工农结合的实践中，先行者们也发现，“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

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建党19年后，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作用给出了评价：正是这场伟大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锚定科学社会主义之前，五四运动的次年，曾有过一场意义深远的论战。

这场“关于社会主义”论争的一方是以张东荪、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另一方则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张东荪们认为，当时中国太贫穷落后，没有现代工人阶级、劳动阶级, 商人也不构成有力的阶级,“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又似乎太越阶了”，因此应该埋头实业，而开发实业只能以资本主义方式，正如张东荪所说“在开发实业以裕民生的大要求下, 我们是可极力提倡协社, 然而无法阻止资本主义的进行。”

依现在的视域看来，当时的中国，国内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又缺乏足够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国外列强掌控政经命脉，也绝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张东荪等开出的与政治脱钩的救国方案只能是黄粱一梦。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进行了激烈的批驳，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但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 却无有不同。另一方面，欧美、日本产业大革命的影响, 使中国大多数无产阶级直接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 因此之故, “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所以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 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时，主要强调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与对中国的影响，忽视了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经济实体的特殊性, 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 忽视现实与理论的历史的、具体的结合。这带来了他们在认识上的偏差。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找到了正确答案：新民主主义把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中间需要有个过渡时期，等条件成熟后再迈入社会主义。

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五四运动标定为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四”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

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离不开五四知识青年的发动和唤醒。这是五四运动成为分水岭的根本依据。

学者费正清曾断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体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它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极其遥远。在建立民主共和国后的几年里，民众仍然处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的懵懂状态。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爱国革命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通过思想启蒙和全民教育，改白话文，创报刊，使国家观念得以普及，国民意识得以唤醒，弥补了辛亥革命的不足。运动后期，青年学生北上南下，进工厂去乡村，深入工农群众，动员百姓，宣讲新知，更是有力促进了全民的觉悟和积极参与。

毛泽东曾描述：

1919年5月《远东每周评论》报道说，成百上千万个农民、商

1919年5月《远东每周评论》报道说，成百上千万个农民、商人和工匠破天荒第一次谈论国内和国际大事，以前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对此发表意见。你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食品店，所有人都纷纷在你周围谈这个话题。通常在各茶馆里贴着的‘莫谈国事’标语已经不再时兴了。这些青年勇士的所作所为，真不平凡——大概中国终于真正觉醒了。

青年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群众的交流中也得到了成长。五四运动直接目标的实现，让青年看到自身的局限，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力，开始自觉接受人民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锤炼。

1939年5月4日，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对五四肇始的青年运动作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与他们一起奋斗，最终实现人民解放，民族复兴，这，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些在开国大典上立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身影，有数位正是当年满怀热血的五四青年。

此时，离1919年开启救亡之旅，已过去了30年之久。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终于完成。中国人百年来卑躬曲膝的历史就此封存。站起来，这正是无数仁人志士魂牵梦绕孜孜以求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面临着阶级压迫和民族危亡的双重压力，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与其他政党不同，我们党立党为公，自立为国家公器，民族公器，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就有了根本保证。

党成立后的前28年，一直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无数次的试错摸索后，中国人民选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用一个集中了全体人民意志的新中国，来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为民族复兴扫清根本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中国共产党始终葆有的一颗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强国梦复兴梦，贯穿着党的奋斗史。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接着，我们党又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它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而五四运动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从那以后，社会主义成了中国人民自觉的道路选择和思想指引。

经过一代代人的探索和奋斗，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这个新时代，是当代共产党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与“五四青年”一样，当代青年是中国发展史上又一个不寻常的重要代群，二者时代不同，发展任务不同，但同处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样肩负历史重任。当代青年生逢强国时代，生命的黄金时期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正相吻合，是亲身投入实践，亲手完成夙愿的“强国一代”。这是当代青年千载难逢的历史荣光，更是当代青年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党和人民对当代青年寄予了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青年，要重视青年作用，依靠青年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五四先驱李大钊曾这样寄语中国青年：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00年过去，先辈的叮嘱言犹在耳，吾辈青年岂容解甲，惟有自请长缨，日夜兼程！

2010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在被日本GDP超越50年后，中国终于实现反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00多年前，中国赴日留学生都怀揣着这样的心愿：日人向西学而胜之，吾将学日人而胜之。但当GDP实现超越的时候，各方的反应却出奇的平静。对！甲午战争时，中国的GDP就高于日本，可那又如何？

“世界第二”的位置，很像是泰山上的“快活三里”，在登顶前突然迎来一段缓坡，风景迷人，充满诱惑。可背山工知道，一旦在此松劲，就很难实现登顶。“世上最大的诱惑就是停歇的诱惑”，越是靠近终点，停歇的欲念就越强烈。初步富起来的中国人也正经历着“沉于安乐”的考验。

当今的90后、00后们，相较父辈兄辈，生于富足年代，思想新锐，视野开阔，但因为没有筚路蓝缕的经历，缺少前后阶段的对照，更易小富即安，甚而未富先老，未强先丧，在这个大时代里，满足于“小确幸”，丧失掉进取的精神，忘却了奋斗的目标。

每个时代都应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尤其是那些关键的大时代。美国崛起时期，新教伦理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新教教义鼓励教友努力工作，勤俭节约，“上帝不会让一个人具有五分的才干只得到二分报酬”。马克斯·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中国的强国之路无法也绝不会从宗教中去吸取精神力量。那么，新时代，我们应当构建怎样的价值驱动，寻求怎样的精神支撑？

中国人的精神密码只能到自己的基因序列中去解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

中国的爱国主义有其迥异于西方的精神内核，它更多体现为一种“家国情怀”，体现为“家国同构”的共同体意识。在长达2000多年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把家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血缘和政治的联姻是家国一体伦理政治的存在前提和纽带，血缘关系和政治生活的相互渗透，保证了家国同构政治模式的合法化和合理化。

在传统文化中，中国社会没有宗教的外在超越，不会从上帝那里求得心理安慰，更多依靠的是一种“人文信仰”，从个体为价值共同体作出贡献，为国家民族奉献甚至牺牲的过程中产生道德感和神圣感，由此生成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也正是籍此历经磨难，精魂不散，生生不息。

但是，传统的家国情怀也有其局限性。在早前中国人的意识里，中华帝国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而是由承受天命的天子来统治的所谓“天下”。在忠孝道德观影响下，移孝为忠，朕即天下，皇家即国家，因此，很大程度上，报国尽忠的是李唐王朝、赵宋江山、朱明社稷、大清天下。这种以私利为计的体制注定缺少更坚实的民意基础，落后的“国家观”也限制了其精神凝聚的深度和广度。

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这种彻底的不妥协，让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从根本上超越了历史局限，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也开始注入爱国主义，使其具有了全新的灵魂，民主要把人民当做治理国家的主体，科学要求寻找符合规律的发展道路。“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不再寄希望于当政者和上层社会，转而唤起民众以实现救亡爱国，于是一种以人民民主为灵魂的新的爱国主义观念诞生了。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责任和担当，乃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由于“新国家观”的灌注，五四运动承继并超越了传统的家国情怀，成为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各阶层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达成了空前的团结，这使得五四运动最终实现了既定目标，而五四勇士们也在救亡壮举中获得了精神激励和自我圆满。

那个年代，青年们智性勃发，血脉贲张，为济世救民，不惜舍身取义，慷慨赴难，“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五四青年演绎了最“燃爆”的青春，展现了最热血的担当！

秉承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家国同构，以复兴宏愿激发个体的道德感和神圣感，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籍此建立起当代青年的精神支撑和奋斗动力，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与人民一起奋斗，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这才是五四精神最大的当代价值，也才是我们对五四运动100周年最好的纪念。

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青年“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小我”同“大国”本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100年前如此，当今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