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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黄梅老乡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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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文\陈宝成
继肖扬之后，中国最高法院再次迎来一位法学科班出身的院长周强。巧合的是，周强还曾经是肖扬主政司法部时的秘书。
2013年3月15日，身为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强当选为中国最高法院院长，从而成为继沈钧儒、董必武、谢觉哉、杨秀峰、江华、郑天翔、任建新、肖扬、王胜俊之后，最高法院第十位院长。
而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版图中，履新后的周强也成为继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之后，第三位“60后”副国家级领导人。
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从黄梅戏的故乡湖北黄梅走出的这位首席大法官，将承载起“法治中国”的社会期待。
生于黄梅
黄梅位于大别山尾南缘的鄂皖赣三省交界之处，鸡鸣三省，南临长江，古称“七省通衢”、“鄂东门户”；这个名字充满诗意的地方，是黄梅戏的故乡，也是著名法学家、东京审判的国际大法官梅汝璈的祖籍。
1960年4月，正值中国“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周强出生在黄梅县新开镇，这里是周氏族人的聚居地，他的父亲周善教，是当地乡镇的一名干部。不过那时候，没有谁会预料，这个乡镇干部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的首席大法官。
中学时代，周强就读于黄梅一中，在班上年龄最小、成绩最好。据《财经界》2010年8月9日刊引述其中学语文老师周胜先的回忆，“他（周强）最突出的是语文成绩。”
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人一样，1976年7月，周强在黄梅县的独山公社周边大队插队，成为知青。不过此时的他仍不忘学习，劳动之余，看书成为其生活的重要内容，节假日回家就找高中老师，请教自学中碰到的问题。
求学西政
1977年底，邓小平亲自拍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一消息给当时中国的上山下乡青年以极大的震撼，周强也不例外。经过努力，1978年秋，周强顺利考入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成为该校复校后首批学生。
西南政法学院的前身是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77年经中央批准恢复招生，次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尽管“文革”期间一度被停办，但恢复招生时原有教师没有离散，为日后西政的辉煌传承了香火。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西政七八级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当时18岁的周强算是“小字辈”，但学习用功。据《人民画报》2008年4月刊引述其同学回忆，周强经常半夜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学习，被喻为“囊萤映雪”。
在西南政法学院，周强前后度过了七年时光。因为品学兼优，本科毕业后，周强又攻读了三年研究生。严格的法学训练，为周强日后的从政初步奠基。
金平是中国当代知名民法学家，也是西南政法学院的教授；从1954年起，先后三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民法起草，在中国民法学界享有“北佟柔，南金平”之誉。他是周强读硕士阶段的导师。
据《人民画报》2008年4月刊报道，金平回忆，周强学习非常勤奋，同学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好，对老师也很尊重。他们那一代大学生，对国家、对民族充满希望，对社会负有强烈的责任感。这一切，深刻地影响着西南政法学院七八级的学生。
特殊的历史际遇，造就了这一级学生将来的辉煌。据不完全统计，出任副省部级以上职务的，就有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景汉朝，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胡泽君、朱孝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等14人之多，而周强是其中首位跻身副国家级者。
历练司法部
1985年夏天，结束了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周强被分配到司法部，北上成为该部法律政策研究室法规处的一名普通干部，走上从政之路。
此后，周强和导师金平仍有书信往来。金平常勉励他好好为官，并为此曾赋诗一首给周强，“许国不畏身家累，除弊应如金石坚”。金平曾对周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很多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不要做政客。”
1993年3月，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扬转任司法部长。他对周强的干练颇为赏识，便将他派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挂职担任司法局局长助理，这也是周强仕途中首次“南下”。
经过半年历练之后，是年9月，周强重归司法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兼部长办公室主任，从而成为肖扬的秘书；一年半以后升任法制司司长。这段经历为日后周强在中国政坛的起步奠定了基础。
任职团中央
1995年11月，共青团十三届四中全会增补孙金龙和35岁的周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意味着周强成为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的同事。不过周强并没有立即赴任，而是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了近1年，毕业后才正式报到。
1997年11月，周强当选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次年6月，在共青团十四届一中全会上，38岁的周强接替比他年长5岁的李克强，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五年后，共青团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周强连任，从而成为1978年以来在该职位上任期最长者。
任职共青团中央期间，周强长期关注环境问题，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抓住世界水日、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契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并倡议发起了“保护母亲河行动”，为黄河水资源和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2005年4月，周强以全国青联名誉主席身份，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届“地球卫士奖”。当年的团中央机关同事回忆周强时说，他讲过一句能代表他工作风格的话：“要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令人印象深刻。
法治湖南
经历了十年多的共青团工作历练之后，2006年9月，46岁的周强终获外放机会，仕途中二次“南下”，接替转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的周伯华，出任湖南省代省长，2007年2月当选省长，从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长；2010年4月，再度接替转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张春贤，出任湖南省委书记。
2006年的湖南，刚曝出郴州等地系列腐败大案；刚履新的周强被湖南民众寄予荡涤官场的厚望。上任演讲中，周强承诺：常怀感激之情，常葆进取之心，常存敬畏之念，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周强履新湖南伊始，湖南省宣布，将辖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清单”公布于众。这被视为有法科背景的周强带给湖南的第一个变化，“阳光执法”成为他向湖南展示的决心。不足半年，周强走遍了全省14市州。
2007年2月，当选省长的周强开始致力于打造法治政府。这年全国“两会”期间，周强驻地偶遇西南政法大学老同学、时任湖南高院院长的江必新和时任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司委委员应松年。这次“偶遇”，为未来“法治湖南”试验埋下伏笔。
多年后，应松年曾对记者回忆当时情景说，他正苦于所参与的《行政程序法》历经15次起草而流产，于是试探性地问周强：“能不能考虑先在湖南试点？”
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民告官”、“行政程序合法”等理念渐入人心，但作为行政法律核心的《行政程序法》却无下文。应松年的建议暗合了周强在酝酿的一个“大动作”：今后湖南凡是容易引起官员腐败、社会冲突的决策，县级以上政府必须严守行政程序。双方就此一拍即合，从而开启了行政程序立法“先地方，后中央”的探索。
此后，应松年应周强之邀牵头组成专家组，湖南省政府法制办也成立了工作小组，双方合力，历时一年多，以“权利本位”指导立法，在周强的支持下出台《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于2008年10月实施。至此，中国首部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呱呱坠地。
湖南的做法给其他地方树立了参照。一年两个月后，四川省《凉山州行政程序规定（试行）》实施，成为民族自治地方第一部行政程序立法；2011年5月1日，《汕头市行政程序规定》实施，开创了全国较大市和经济特区统一性行政程序立法的先河；2012年1月22日，《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实施；此间，武汉、西安等地的行政程序规定也在起草审议之中。
此后，《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相继出台，为“法治湖南”的实践画好了蓝图。不过，纸面上的法治要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此，周强有着自己的认识。在201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周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法治湖南”的路程还很长，需要坚持不懈地长期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实现建设法治湖南的目标。
法治中国梦
随着周强的履新，其绘就的“法治湖南”蓝图将交棒继任者，但另一个更大的蓝图“法治中国”却有待周强及其同事，还有众多法律人去实现。
“法治既是国家提出来的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也是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保障。没有法治，人民民主难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也难以实现。”
201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周强讲过的这段话，在今天听起来，仍让公众心有所期；乐观者期望，“法治中国梦”，能由此肇始，并大步向前。（此文写于2013年）
人物素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文\陈宝成
继肖扬之后，中国最高法院再次迎来一位法学科班出身的院长周强。巧合的是，周强还曾经是肖扬主政司法部时的秘书。
2013年3月15日，身为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强当选为中国最高法院院长，从而成为继沈钧儒、董必武、谢觉哉、杨秀峰、江华、郑天翔、任建新、肖扬、王胜俊之后，最高法院第十位院长。
而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版图中，履新后的周强也成为继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之后，第三位“60后”副国家级领导人。
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从黄梅戏的故乡湖北黄梅走出的这位首席大法官，将承载起“法治中国”的社会期待。
生于黄梅
黄梅位于大别山尾南缘的鄂皖赣三省交界之处，鸡鸣三省，南临长江，古称“七省通衢”、“鄂东门户”；这个名字充满诗意的地方，是黄梅戏的故乡，也是著名法学家、东京审判的国际大法官梅汝璈的祖籍。
1960年4月，正值中国“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周强出生在黄梅县新开镇，这里是周氏族人的聚居地，他的父亲周善教，是当地乡镇的一名干部。不过那时候，没有谁会预料，这个乡镇干部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的首席大法官。
中学时代，周强就读于黄梅一中，在班上年龄最小、成绩最好。据《财经界》2010年8月9日刊引述其中学语文老师周胜先的回忆，“他（周强）最突出的是语文成绩。”
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人一样，1976年7月，周强在黄梅县的独山公社周边大队插队，成为知青。不过此时的他仍不忘学习，劳动之余，看书成为其生活的重要内容，节假日回家就找高中老师，请教自学中碰到的问题。
求学西政
1977年底，邓小平亲自拍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一消息给当时中国的上山下乡青年以极大的震撼，周强也不例外。经过努力，1978年秋，周强顺利考入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成为该校复校后首批学生。
西南政法学院的前身是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77年经中央批准恢复招生，次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尽管“文革”期间一度被停办，但恢复招生时原有教师没有离散，为日后西政的辉煌传承了香火。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西政七八级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当时18岁的周强算是“小字辈”，但学习用功。据《人民画报》2008年4月刊引述其同学回忆，周强经常半夜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学习，被喻为“囊萤映雪”。
在西南政法学院，周强前后度过了七年时光。因为品学兼优，本科毕业后，周强又攻读了三年研究生。严格的法学训练，为周强日后的从政初步奠基。
金平是中国当代知名民法学家，也是西南政法学院的教授；从1954年起，先后三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民法起草，在中国民法学界享有“北佟柔，南金平”之誉。他是周强读硕士阶段的导师。
据《人民画报》2008年4月刊报道，金平回忆，周强学习非常勤奋，同学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好，对老师也很尊重。他们那一代大学生，对国家、对民族充满希望，对社会负有强烈的责任感。这一切，深刻地影响着西南政法学院七八级的学生。
特殊的历史际遇，造就了这一级学生将来的辉煌。据不完全统计，出任副省部级以上职务的，就有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景汉朝，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胡泽君、朱孝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等14人之多，而周强是其中首位跻身副国家级者。
历练司法部
1985年夏天，结束了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周强被分配到司法部，北上成为该部法律政策研究室法规处的一名普通干部，走上从政之路。
此后，周强和导师金平仍有书信往来。金平常勉励他好好为官，并为此曾赋诗一首给周强，“许国不畏身家累，除弊应如金石坚”。金平曾对周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很多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不要做政客。”
1993年3月，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扬转任司法部长。他对周强的干练颇为赏识，便将他派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挂职担任司法局局长助理，这也是周强仕途中首次“南下”。
经过半年历练之后，是年9月，周强重归司法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兼部长办公室主任，从而成为肖扬的秘书；一年半以后升任法制司司长。这段经历为日后周强在中国政坛的起步奠定了基础。
任职团中央
1995年11月，共青团十三届四中全会增补孙金龙和35岁的周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意味着周强成为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的同事。不过周强并没有立即赴任，而是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了近1年，毕业后才正式报到。
1997年11月，周强当选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次年6月，在共青团十四届一中全会上，38岁的周强接替比他年长5岁的李克强，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五年后，共青团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周强连任，从而成为1978年以来在该职位上任期最长者。
任职共青团中央期间，周强长期关注环境问题，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抓住世界水日、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契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并倡议发起了“保护母亲河行动”，为黄河水资源和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2005年4月，周强以全国青联名誉主席身份，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届“地球卫士奖”。当年的团中央机关同事回忆周强时说，他讲过一句能代表他工作风格的话：“要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令人印象深刻。
法治湖南
经历了十年多的共青团工作历练之后，2006年9月，46岁的周强终获外放机会，仕途中二次“南下”，接替转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的周伯华，出任湖南省代省长，2007年2月当选省长，从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长；2010年4月，再度接替转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张春贤，出任湖南省委书记。
2006年的湖南，刚曝出郴州等地系列腐败大案；刚履新的周强被湖南民众寄予荡涤官场的厚望。上任演讲中，周强承诺：常怀感激之情，常葆进取之心，常存敬畏之念，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周强履新湖南伊始，湖南省宣布，将辖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清单”公布于众。这被视为有法科背景的周强带给湖南的第一个变化，“阳光执法”成为他向湖南展示的决心。不足半年，周强走遍了全省14市州。
2007年2月，当选省长的周强开始致力于打造法治政府。这年全国“两会”期间，周强驻地偶遇西南政法大学老同学、时任湖南高院院长的江必新和时任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司委委员应松年。这次“偶遇”，为未来“法治湖南”试验埋下伏笔。
多年后，应松年曾对记者回忆当时情景说，他正苦于所参与的《行政程序法》历经15次起草而流产，于是试探性地问周强：“能不能考虑先在湖南试点？”
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民告官”、“行政程序合法”等理念渐入人心，但作为行政法律核心的《行政程序法》却无下文。应松年的建议暗合了周强在酝酿的一个“大动作”：今后湖南凡是容易引起官员腐败、社会冲突的决策，县级以上政府必须严守行政程序。双方就此一拍即合，从而开启了行政程序立法“先地方，后中央”的探索。
此后，应松年应周强之邀牵头组成专家组，湖南省政府法制办也成立了工作小组，双方合力，历时一年多，以“权利本位”指导立法，在周强的支持下出台《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于2008年10月实施。至此，中国首部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呱呱坠地。
湖南的做法给其他地方树立了参照。一年两个月后，四川省《凉山州行政程序规定（试行）》实施，成为民族自治地方第一部行政程序立法；2011年5月1日，《汕头市行政程序规定》实施，开创了全国较大市和经济特区统一性行政程序立法的先河；2012年1月22日，《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实施；此间，武汉、西安等地的行政程序规定也在起草审议之中。
此后，《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相继出台，为“法治湖南”的实践画好了蓝图。不过，纸面上的法治要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此，周强有着自己的认识。在201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周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法治湖南”的路程还很长，需要坚持不懈地长期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实现建设法治湖南的目标。
法治中国梦
随着周强的履新，其绘就的“法治湖南”蓝图将交棒继任者，但另一个更大的蓝图“法治中国”却有待周强及其同事，还有众多法律人去实现。
“法治既是国家提出来的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也是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保障。没有法治，人民民主难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也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