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云：闲话山西人——忠厚老实的“大儿童”
林思云，1963年出生于南京，祖籍日本福岛县会津,现居日本。林思云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1992年赴日留学，1996年获工学博士。毕业后曾在日本的化学材料公司工作。其著作（多为网络发表）包括《真实的汪精卫》、《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东方人的智慧和西方人的智慧》、《中国式的忠诚》、《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中国不需要思想家》、《中国人之劣根谈》等等。
林思云：闲话山西人——忠厚老实的“大儿童”
赵无眠先生的《南人北人》甚是生动有趣。虽说都是中国人，南人和北人的差别，可能比德国人和奥国人的差别还要大。读了赵先生的《南人北人》后，不由想继续深入谈谈中国的地方人。
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人们已经谈得不少，这次找个“冷门”谈谈山西人。我本以为在网上不会看到多少山西人，因为山西是个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小省，而且地处内陆，出国的人应该不太多。可是没想到网上看到的山西人还真不少，经常出没银河的山西干将李有才大概就是用了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的笔名，老吃先生还有一个爱发牢骚的山西表哥。
山西作家赵树理虽然不象鲁迅、巴金那样有名，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因为他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山老祖。为什么叫“山药蛋派”呢？这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不知道英文中Potato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曹操肯定是没有吃过Potato，贾宝玉好象也没吃过，所以Potato传入中国大约是清朝中期吧。那时中国还没有人懂洋文，无法直接音译，只好拍脑袋乱起名字。广东人把Potato分到“薯”类，起名叫作“马铃薯”；南京人把Potato分到“芋”类，起名叫作“洋山芋”；北京人把Potato分到“豆”类，起名叫作“土豆”；而山西人又把Potato分到“蛋”类，给Potato起个爱称叫“山药蛋”。（从中国各地对Potato的乱称呼，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思维比较混乱，对事物分类的无科学性）。
中国的文人（那时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历来自命清高，所谓清高就是不谈日常生活琐事。画家只画山水花鸟，绝不会去画一个锄地的老农；文士满口只是“之乎者也”，对身边的自然界，动物植物之类全无兴趣，文人雅士的文章中也从来不会“土豆”、“山药蛋”这些词，所以当时没人想到该给Potato起个正式名称，就任凭乡巴佬们对Potato乱叫起来。
直到近代植物学传到中国，学者们才注意到这件事：Potato传到中国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名”。采用北京话“土豆”作为Potato学名显然不妥，因为在植物学上Potato并不属于豆类；采用山西人的爱称“山药蛋”，更犯动植物不分大忌；还是广东人把Potato分为“薯类”比较符合植物学，所以就把Potato的学名定为“马铃薯”。虽然现在Potato也有了正式的学名，但中国人的地方主义严重，各地还是坚持自己对Potato的俗名，在中国各地统一对Potato 的称呼，似乎比统一台湾还难。
中国老百姓缺少自信，没有个人的主见，一看到洋人好，就开始盲目迷信和仿效洋人。既然洋人先进，那么洋人的礼仪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先进的；既然中国人后进，中国人的礼仪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后进的。一个人一旦有了“洋气”，连格调、水平也跟着高了起来；而传统的中国味十足的东西，则沦为下品之物，起一个诨名叫做“土气”。甚至连殖民地香港人的行为举止也沾上了“洋气”，成为国人羡慕模仿的对象。山西人比较保守，喜欢坚持老中国的传统风格，于是山西人的行为举止就成为“土气”的代表。陈永贵大叔头上裹一块白毛巾，就被大家传为“土气”的笑料，而如果香港人头上也裹一块白毛巾的话，就会被中国人视为时髦风尚，神州大地白毛巾恐怕就要一时脱销。
近代中国人的崇洋之风也波及到Potato的名称，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马铃薯”，就会被人认为是具有“洋味”的新派人物；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山药蛋”，肯定被人笑话为土老冒。所以赵树理这样把Potato叫作“山药蛋”的小说家，就被人谈笑为“山药蛋派”，表示其人和其作品都是土气十足。虽然赵树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写得不错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一片洋风热浪里，赵树理的作品独树一帜，亦是难能可贵。不过在崇洋心态严重的现代中国人看来，一提到“山药蛋派”，就认为是上不了台面的下里巴人俗货。
也许是一种成见，人们提到山西，往往就不由地和贫穷落后联系起来。我查了一下统计数据，1999年中国各省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排行表中，广东省第一，山西省则倒数第二，比新疆宁夏人的收入还少一大块，仅比最穷的甘肃省略好一些。然而山西人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如此“穷”过，余秋雨还写过一篇《愧对山西》的散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山西也本应成为一个富省，山西人口不多，人口压力不大，粮食等一直能够自给自足。特别是山西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现在中国能源的70％依靠煤炭，而中国煤炭的60％又靠山西，如果山西有独立自治权，象中东石油国家那样专门出口煤炭的话，山西人早就富甲中国了。现在山西之穷主要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只让山西搞煤炭和煤炭关联的工业，而煤炭的价格又被压得极低，卖煤炭越卖越穷，以至于穷到中国之最的边缘。
山西出的历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辈出：民国时有在山西搞独立王国的阎锡山总督，毛泽东时代有国人皆知的“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总理，更有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一脸憨傻表情的华国锋主席。不过在山西的历史名人中，最有名的还是关云长。关云长是中国人“忠”的模范代表，被历代皇帝册封为“关帝”，比岳飞的爵位“岳王”要高一个档次，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规模也比“岳王庙”的规格大出一块。关云长的“忠”的程度，的确没人可比，曹操给他高官厚碌、骏马美女，都留不住他（现在的中国人好象用几块美元就能收买），非要去找他那个落魄的刘备大哥。而岳飞的“忠”，除了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字外，却没有什么凭证，谁知道岳飞打下江山后会不会谋反。但近代中国人净受外国人欺，就把抵抗外族侵略的岳飞拔高成为“忠义爱国”的模范，其实关云长的“忠义爱国”精神应该比岳飞更可颂。
虽然关云长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关云长的性格还是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这就是“忠厚老实”。山西诗人王维的作品风格纯朴，和俄罗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风格实有天壤之别。现代的山西名人陈永贵、华国锋，也都是“忠厚老实”的代表人物。山西历史上尽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实”的缘故吧。
现在中国人说到“老实”，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一说起某某人“太老实”，那绝对不是什么赞美，而是“没用没出息”的同意语。介绍对象时，如果说到该人“老实”，这婚事大致就要告吹，姑娘们哪有愿意嫁给老实人的。我们也不能当面说某个人“老实”，否则对方就要怒气上冲：“凭什么说我老实？”
中国人心目中比较欣赏那种会耍小聪明、油滑狡诈的人物。可是中国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明白“老实”才是办大事的根本。以前山西的“晋商”行遍中国各地，大买卖基本上都让“晋商”包了。山西人之所以能作这么大的买卖，其最主要因素还是在于“老实”。当时中国并没用银行、保险公司这样的信用机构，作大买卖所需要的数以万计的银两本钱，全靠向亲戚朋友借贷。那时借钱没有什么担保，借钱的信用全靠当事人的一句许诺。如果你借钱的话，是愿意借给忠厚老实的人？还是愿意借给油滑狡诈的人？显然油滑狡诈的人不易借到钱，而忠厚老实的人反而能借到钱，这就是“你办事我放心”效果。
“聪明人做小买卖，老实人做大买卖”。其他省份的人太油滑一些，所以只能做小买卖。山西“晋商”传给后代的古训，并不是什么坑蒙拐骗的奸商密诀，而是厚道信用、不怕吃亏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作人原则。其实现在世界上各个成功的大公司，也都是在“三老”的原则下办起来的。这些公司一分价钱一分货，绝不干“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骗行径，对顾客讲信誉，宁可自己吃亏，不让顾客吃亏。现在中国的商人往往喜欢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小聪明，虽然能够一时得逞，但由于失去了信用，买卖终究无法做大。前些时候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人向日本出口的松蘑中插入铅条，向韩国出口的螃蟹中塞入铁钉来增加重量，都是中国商人耍小聪明短视症的典型。
近代的银行等金融机关兴起后，私人信用不再那么重要了，山西的晋商也开始衰败。现在山西人看着外省的假货大发其财，也难免心手发痒，开始学着作起假来。但山西人还是老实，作假的水平也低劣。精明省份的人作的假货不是100％的假货，而是半真半假，让你上了当也发觉不了；而山西人作的假货就是100％的假货，往往让人一眼就能识破。前些时候的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山西人做的假酒就假到能毒死人的地步，精明省份作的假酒哪有假到毒死人的？
出国后，感到外国人的老实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有人把美国人戏称为“大儿童”，而中国人从小就被培养成心计十足的“小大人”。中国人虽然在耍小聪明、玩小诡计方面大大胜过洋人，整人、骗人、坑人的本事，绝对让洋人们自叹佛如。但在发明创造等大智慧方面，中国人就相差太远了。中国有句格言“大智若愚”，可惜中国人没把这句格言当回事，和外国人打了一些交道后，我才体会到“大智若愚”的真正含义。
老实人组成的团体有个最大优点就是彼此信任，相互团结。而聪明人组成的团体则是相互猜忌，一盘散沙。在和平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点还不是特别突出，但到了战争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越性就出来了。所以老实的山西人一般比较抱团，山西人碰到山西老乡，不认识也会热心帮忙，以前中国各地都有山西同乡会的“山西会馆”。
山西人打仗也颇为勇敢，抗战时日军从北路进攻山西，阎锡山搞了一个“忻口战役”，这是日军在中国北方战场遭到的最顽强抵抗。阎锡山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不同，没有精良的装备，全靠将士的勇敢。阎锡山把全数精锐都投入了“忻口战役”，仗打得十分惨烈，士兵打完军官上，硬是挡住了日军的猛攻。最后守卫石家庄的国军望风而逃，日军乘虚从南路进入山西，阎锡山军才撤退到山区打游击。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遇到的最难打的一仗就是“太原战役”。在三大战役以后，长江以北已经全部成为共产党的地盘，唯独山西的阎锡山军还在死守太原一座孤城。在四面楚歌、毫无取胜可能的情况下，山西人死守太原长达一年之久，太原城的解放（1949年5月）比南京还晚（1949年4月）。解放军和阎军在太原周围展开了拉锯战，解放军攻下一个阵地，阎军再反攻夺回，双方的伤亡都极大。最后解放军采用围而不打的围困战术，围困在太原的阎军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士兵多数患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
阎锡山的部下劝阎锡山说：“长官，太原早晚是守不住的，您还是走吧，只要长官在，将来山西就有希望。死守太原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阎锡山乘飞机逃出太原后，阎军将士对阎锡山仍是极忠，守卫太原坚持到最后一人。解放军攻入太原城后，守城的阎军高级将领集体自杀，现在台北还有一个“太原五百壮士”纪念碑，纪念太原战役中的阎军将士的忠勇。
华国锋时代提倡过“三老四严”（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晋商古训），但伶俐的小邓上台后，老实人就没市场了。现在中国是一个鼓励奸诈，老实人吃亏的社会，这样一来大家都向奸诈看齐，老实人也学得不老实了。在这股油滑狡诈的浪潮中，山西人还能不能保持那份老实忠厚，的确让人担心。
虽然山西深在内陆，但我感到山西人在性格气质上，倒比沿海省份的人更接近洋人的“大儿童”性格。说山西人“面土心洋”，似乎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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