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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思云:闲话山西人——忠厚老实的“大儿童”

2015-07-23 林思云 太原道

  林思云,1963年出生于南京,祖籍日本福岛县会津,现居日本。林思云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1992年赴日留学,1996年获工学博士。毕业后曾在日本的化学材料公司工作。其著作(多为网络发表)包括《真实的汪精卫》、《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东方人的智慧和西方人的智慧》、《中国式的忠诚》、《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中国不需要思想家》、《中国人之劣根谈》等等。


林思云:闲话山西人——忠厚老实的“大儿童”

  赵无眠先生的《南人北人》甚是生动有趣。虽说都是中国人,南人和北人的差别,可能比德国人和奥国人的差别还要大。读了赵先生的《南人北人》后,不由想继续深入谈谈中国的地方人。

  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人们已经谈得不少,这次找个“冷门”谈谈山西人。我本以为在网上不会看到多少山西人,因为山西是个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小省,而且地处内陆,出国的人应该不太多。可是没想到网上看到的山西人还真不少,经常出没银河的山西干将李有才大概就是用了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的笔名,老吃先生还有一个爱发牢骚的山西表哥。

  山西作家赵树理虽然不象鲁迅、巴金那样有名,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因为他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山老祖。为什么叫“山药蛋派”呢?这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不知道英文中Potato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曹操肯定是没有吃过Potato,贾宝玉好象也没吃过,所以Potato传入中国大约是清朝中期吧。那时中国还没有人懂洋文,无法直接音译,只好拍脑袋乱起名字。广东人把Potato分到“薯”类,起名叫作“马铃薯”;南京人把Potato分到“芋”类,起名叫作“洋山芋”;北京人把Potato分到“豆”类,起名叫作“土豆”;而山西人又把Potato分到“蛋”类,给Potato起个爱称叫“山药蛋”。(从中国各地对Potato的乱称呼,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思维比较混乱,对事物分类的无科学性)。

  中国的文人(那时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历来自命清高,所谓清高就是不谈日常生活琐事。画家只画山水花鸟,绝不会去画一个锄地的老农;文士满口只是“之乎者也”,对身边的自然界,动物植物之类全无兴趣,文人雅士的文章中也从来不会“土豆”、“山药蛋”这些词,所以当时没人想到该给Potato起个正式名称,就任凭乡巴佬们对Potato乱叫起来。

  直到近代植物学传到中国,学者们才注意到这件事:Potato传到中国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名”。采用北京话“土豆”作为Potato学名显然不妥,因为在植物学上Potato并不属于豆类;采用山西人的爱称“山药蛋”,更犯动植物不分大忌;还是广东人把Potato分为“薯类”比较符合植物学,所以就把Potato的学名定为“马铃薯”。虽然现在Potato也有了正式的学名,但中国人的地方主义严重,各地还是坚持自己对Potato的俗名,在中国各地统一对Potato 的称呼,似乎比统一台湾还难。

  中国老百姓缺少自信,没有个人的主见,一看到洋人好,就开始盲目迷信和仿效洋人。既然洋人先进,那么洋人的礼仪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先进的;既然中国人后进,中国人的礼仪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后进的。一个人一旦有了“洋气”,连格调、水平也跟着高了起来;而传统的中国味十足的东西,则沦为下品之物,起一个诨名叫做“土气”。甚至连殖民地香港人的行为举止也沾上了“洋气”,成为国人羡慕模仿的对象。山西人比较保守,喜欢坚持老中国的传统风格,于是山西人的行为举止就成为“土气”的代表。陈永贵大叔头上裹一块白毛巾,就被大家传为“土气”的笑料,而如果香港人头上也裹一块白毛巾的话,就会被中国人视为时髦风尚,神州大地白毛巾恐怕就要一时脱销。



  近代中国人的崇洋之风也波及到Potato的名称,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马铃薯”,就会被人认为是具有“洋味”的新派人物;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山药蛋”,肯定被人笑话为土老冒。所以赵树理这样把Potato叫作“山药蛋”的小说家,就被人谈笑为“山药蛋派”,表示其人和其作品都是土气十足。虽然赵树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写得不错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一片洋风热浪里,赵树理的作品独树一帜,亦是难能可贵。不过在崇洋心态严重的现代中国人看来,一提到“山药蛋派”,就认为是上不了台面的下里巴人俗货。

  也许是一种成见,人们提到山西,往往就不由地和贫穷落后联系起来。我查了一下统计数据,1999年中国各省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排行表中,广东省第一,山西省则倒数第二,比新疆宁夏人的收入还少一大块,仅比最穷的甘肃省略好一些。然而山西人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如此“穷”过,余秋雨还写过一篇《愧对山西》的散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山西也本应成为一个富省,山西人口不多,人口压力不大,粮食等一直能够自给自足。特别是山西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现在中国能源的70%依靠煤炭,而中国煤炭的60%又靠山西,如果山西有独立自治权,象中东石油国家那样专门出口煤炭的话,山西人早就富甲中国了。现在山西之穷主要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只让山西搞煤炭和煤炭关联的工业,而煤炭的价格又被压得极低,卖煤炭越卖越穷,以至于穷到中国之最的边缘。



  山西出的历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辈出:民国时有在山西搞独立王国的阎锡山总督,毛泽东时代有国人皆知的“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总理,更有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一脸憨傻表情的华国锋主席。不过在山西的历史名人中,最有名的还是关云长。关云长是中国人“忠”的模范代表,被历代皇帝册封为“关帝”,比岳飞的爵位“岳王”要高一个档次,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规模也比“岳王庙”的规格大出一块。关云长的“忠”的程度,的确没人可比,曹操给他高官厚碌、骏马美女,都留不住他(现在的中国人好象用几块美元就能收买),非要去找他那个落魄的刘备大哥。而岳飞的“忠”,除了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字外,却没有什么凭证,谁知道岳飞打下江山后会不会谋反。但近代中国人净受外国人欺,就把抵抗外族侵略的岳飞拔高成为“忠义爱国”的模范,其实关云长的“忠义爱国”精神应该比岳飞更可颂。

  虽然关云长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关云长的性格还是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这就是“忠厚老实”。山西诗人王维的作品风格纯朴,和俄罗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风格实有天壤之别。现代的山西名人陈永贵、华国锋,也都是“忠厚老实”的代表人物。山西历史上尽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实”的缘故吧。

  现在中国人说到“老实”,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一说起某某人“太老实”,那绝对不是什么赞美,而是“没用没出息”的同意语。介绍对象时,如果说到该人“老实”,这婚事大致就要告吹,姑娘们哪有愿意嫁给老实人的。我们也不能当面说某个人“老实”,否则对方就要怒气上冲:“凭什么说我老实?”


  中国人心目中比较欣赏那种会耍小聪明、油滑狡诈的人物。可是中国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明白“老实”才是办大事的根本。以前山西的“晋商”行遍中国各地,大买卖基本上都让“晋商”包了。山西人之所以能作这么大的买卖,其最主要因素还是在于“老实”。当时中国并没用银行、保险公司这样的信用机构,作大买卖所需要的数以万计的银两本钱,全靠向亲戚朋友借贷。那时借钱没有什么担保,借钱的信用全靠当事人的一句许诺。如果你借钱的话,是愿意借给忠厚老实的人?还是愿意借给油滑狡诈的人?显然油滑狡诈的人不易借到钱,而忠厚老实的人反而能借到钱,这就是“你办事我放心”效果。



  “聪明人做小买卖,老实人做大买卖”。其他省份的人太油滑一些,所以只能做小买卖。山西“晋商”传给后代的古训,并不是什么坑蒙拐骗的奸商密诀,而是厚道信用、不怕吃亏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作人原则。其实现在世界上各个成功的大公司,也都是在“三老”的原则下办起来的。这些公司一分价钱一分货,绝不干“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骗行径,对顾客讲信誉,宁可自己吃亏,不让顾客吃亏。现在中国的商人往往喜欢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小聪明,虽然能够一时得逞,但由于失去了信用,买卖终究无法做大。前些时候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人向日本出口的松蘑中插入铅条,向韩国出口的螃蟹中塞入铁钉来增加重量,都是中国商人耍小聪明短视症的典型。

  近代的银行等金融机关兴起后,私人信用不再那么重要了,山西的晋商也开始衰败。现在山西人看着外省的假货大发其财,也难免心手发痒,开始学着作起假来。但山西人还是老实,作假的水平也低劣。精明省份的人作的假货不是100%的假货,而是半真半假,让你上了当也发觉不了;而山西人作的假货就是100%的假货,往往让人一眼就能识破。前些时候的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山西人做的假酒就假到能毒死人的地步,精明省份作的假酒哪有假到毒死人的?

  出国后,感到外国人的老实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有人把美国人戏称为“大儿童”,而中国人从小就被培养成心计十足的“小大人”。中国人虽然在耍小聪明、玩小诡计方面大大胜过洋人,整人、骗人、坑人的本事,绝对让洋人们自叹佛如。但在发明创造等大智慧方面,中国人就相差太远了。中国有句格言“大智若愚”,可惜中国人没把这句格言当回事,和外国人打了一些交道后,我才体会到“大智若愚”的真正含义。

  老实人组成的团体有个最大优点就是彼此信任,相互团结。而聪明人组成的团体则是相互猜忌,一盘散沙。在和平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点还不是特别突出,但到了战争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越性就出来了。所以老实的山西人一般比较抱团,山西人碰到山西老乡,不认识也会热心帮忙,以前中国各地都有山西同乡会的“山西会馆”。

  山西人打仗也颇为勇敢,抗战时日军从北路进攻山西,阎锡山搞了一个“忻口战役”,这是日军在中国北方战场遭到的最顽强抵抗。阎锡山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不同,没有精良的装备,全靠将士的勇敢。阎锡山把全数精锐都投入了“忻口战役”,仗打得十分惨烈,士兵打完军官上,硬是挡住了日军的猛攻。最后守卫石家庄的国军望风而逃,日军乘虚从南路进入山西,阎锡山军才撤退到山区打游击。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遇到的最难打的一仗就是“太原战役”。在三大战役以后,长江以北已经全部成为共产党的地盘,唯独山西的阎锡山军还在死守太原一座孤城。在四面楚歌、毫无取胜可能的情况下,山西人死守太原长达一年之久,太原城的解放(19495月)比南京还晚(19494月)。解放军和阎军在太原周围展开了拉锯战,解放军攻下一个阵地,阎军再反攻夺回,双方的伤亡都极大。最后解放军采用围而不打的围困战术,围困在太原的阎军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士兵多数患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

  阎锡山的部下劝阎锡山说:“长官,太原早晚是守不住的,您还是走吧,只要长官在,将来山西就有希望。死守太原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阎锡山乘飞机逃出太原后,阎军将士对阎锡山仍是极忠,守卫太原坚持到最后一人。解放军攻入太原城后,守城的阎军高级将领集体自杀,现在台北还有一个“太原五百壮士”纪念碑,纪念太原战役中的阎军将士的忠勇。



  华国锋时代提倡过“三老四严”(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晋商古训),但伶俐的小邓上台后,老实人就没市场了。现在中国是一个鼓励奸诈,老实人吃亏的社会,这样一来大家都向奸诈看齐,老实人也学得不老实了。在这股油滑狡诈的浪潮中,山西人还能不能保持那份老实忠厚,的确让人担心。

  虽然山西深在内陆,但我感到山西人在性格气质上,倒比沿海省份的人更接近洋人的“大儿童”性格。说山西人“面土心洋”,似乎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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