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零后家国往事（5）人生拐点，年近不惑毅然转型

1.多舛的童年

2.孤独的日子

3.“滚回老家去”

4.停课闹革命

5.心理被扭曲

以上5章请阅读《五零后家国往事（1）我的六零年代我的家国往事》

6.悲哀“好学生”

7.世代交替时

8.“恢复高考”冲击波

9.我为何从大学退学

以上4章请阅读《五零后家国往事（2）恢复高考，难得的机遇却演变为灾难》

10. 此事古难全

11. 从职场到家庭，怎一个“难”字了得

12. 注定无法亲近的亲情

以上3章请阅读《五零后家国往事（3）父子恩怨，注定无法亲近的亲情》

13. 不坠青云之志

14. 个人与国家，亲历1987~1992

15.在太原最大的合资企业里

以上3章请阅读《五零后家国往事（4）个人与国家，见证八十年代与下海大潮》

16.拐点来了

在太原万豪国际酒店，我第一次被“炒鱿鱼”。停薪留职半年，这才三个月就戛然而止。回原单位不可能，即使到了半年也不能回头。

一次路过太原市五一路小学，我看到“东大学校筹建处”几个字，就进去自荐了一番。张校长（名字忘了，是太原市一位有名的小学校长）很爽快，留我帮了一段时间的忙。这是一所私立学校（那时太原市也开始有了“贵族学校”），正在晋祠附近修建校舍，同时筹备招生。

在这里，或说我离开“万豪”后的变化，是从别人的话中感觉到的。一位少先队辅导员问我：“张老师，你是不是搞体育的？看见你的身体很好。”这话我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而在过去几十年里，不知有多少人问过我：张炜你是不是有什么病？看见你的脸色不好，煞白。看来，如果我不走出来，身体是好不起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如果天天都在见自己不愿见的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心情如何能舒畅？身体又怎能好起来？

那一段时间，我开始重新反思以往36年的人生，条分缕析，勇敢地直面过去有意无意回避的问题，排除了一些长期困扰自己的心理障碍，感觉比过去现实了许多，明白了许多，也开朗了许多。我当时的变化，连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了，比如父亲就对别人说：“黄玮现在的认识比过去深多了。”我将这个变化称之为“37岁平台”。可见，对于我这种先天不足的人来说，转换环境，是提升境界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控制很严：农民被牢牢地限制在土地上，城乡壁垒森严。城里人则主要由单位管理，几乎个个都是“单位人”。那时，熟人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吃了没有？”生人见面则先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可见单位对人的影响之大。这种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松动，“社会人”渐渐多了起来。

早在1990年代，我就有过几次“无处上班”的经历（实际就是短暂失业，但没人给一点儿“失业保险金”），当然这些都是自找的。开始时感到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经过几次后就变得从容了，为什么非要过“每天都在复印昨天”的生活呢？难道就是为了熬到退休那一天吗？尤其是我，更不会失去什么。但是亲属们不这样看，他们都是“单位人”。我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习惯，但是他们不理解已经变化了的我。有的人对我质疑、埋怨，甚至嫌弃。你对他们解释，他们也听不懂或不接受，因为没有过相似的经历和阅历。有的人急于“解救”我，忙着给我介绍工作，就好像忙着给大龄青年介绍对象似的。这期间，除了我毛遂自荐的东大学校外，他们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公关公司和太原煤气化公司的一个门市部。看来我确实太“另类”了，很难被人理解。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1994年春节期间，作者与女儿拍摄于太原市胜利桥头。女儿似乎也感受到了父亲当时沉重的心情。

机会的来临，往往是在不经意间。现在看，堪称我后半生拐点的一次考试——《生活晨报》招聘考试，在我正陷入迷茫的时候悄然降临。

我对语文似乎天生敏感，这可能与爱思考，甚至与爱“钻牛角”有关，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或说“语言是思维的建材”，你越想准确地状物抒情，你对语言的精确性就要求越高。长此以往，一个人的语文能力自然会提高，或说提高得更快。有的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对自己的长项或潜能，感觉是“无心插柳”，来得容易，因此不当回事，而总是被新奇的、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所吸引。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我的语文能力一次次将我从车间里，或其他相对艰苦的岗位上“解救”出来，帮我渡过了无数难关，但我却从未想过要靠母语来谋生。

由于社会的变化太快，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在20多年前，要想进入新闻出版单位，当一名编辑记者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是由于媒体是“党的喉舌”，被严格控制，而且数量很少。据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枪杆子，笔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可见他们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视程度。

最早发现我适合当编辑的人，是我的配偶。她当时是山西省体委体育文史办公室的编辑，后来又去省体育报刊社做了采编，常问我一些字词的用法。我随口就来，俨然是个“活字典”。她因此多次说：“你很适合当编辑。”但由于眼界狭窄，我的意识中从未有过采编这一行。《生活晨报》的招聘广告，印象中是刊登在《山西广播电视报》上，也是她看到后告诉我的。这也反映了不同背景给人带来的影响。她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后来又进入省级机关工作，起码在当时，眼界比我宽广。而我长期身处底层和狭隘封闭的环境中，虽然一直在努力地读书学习，但“暗中摸索总非真”，仍然是一只“井底之蛙”。

《生活晨报》是一份比较特殊的报纸，据说是私人创办的，创办者名叫张继军，1960年代出生，山西大学新闻专业毕业。该报的主管部门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是由一批山西籍和在山西工作过的老干部李雪峰、陶鲁笳、王谦等于1988年8月发起成立，由省委办公厅主管的一个“群团”组织。可以说，《生活晨报》其实也是一张“党报”。

报社招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对年龄的要求是35岁以下，而我当时已37岁。他们没有苛求。对于考试我没有太当回事，这与语文类考试“无法准备”有关，工夫全在平时。考试是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举行的，内容除了字词句、纠错、作文以外，还有改写等与编辑有关的内容。我被录取后，一位监考人员还说我：“你是唯一一个在考场上抽烟的。”现在看，那都是多年形成的不良习惯，写作时不自觉地要点燃一支烟。好在《生活晨报》以成绩为重，对此没有太在意。

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再牵挂此事，而是去了一家期货公司（地址在现桃园路银河证券营业部院内）学习期货的操作，同时挣着300元的月薪（钱不白给，是要这些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操盘）。结果还不到一个月，《生活晨报》就通知我去上班。当时应该是在1994年的夏天，因为一次食物中毒让我记忆深刻。

那是有一天家里叫我去吃饭。我吃了一副已经有点馊的鸭骨架，之后去了那个期货公司听课。听课中就感到肚子越来越难受，还伴随着头晕恶心。我尽量坚持到课程结束，还骑自行车返回了在省体委的家，刚进门就扑倒在床上，腹痛难忍，大汗淋漓，连背心都湿透了。妻子见状大惊失色，连忙找药让我吃下。当晚我又吐又泻，至后半夜才感觉体力恢复了一些。第二天，她要为此专门去一趟我家，我没能阻止。几天后我也回去了一趟，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仰着小脸儿，关切地问我：“爸爸你好了没有？”稚嫩的问候声，将我尚存的一点儿病痛一扫而光。

在那个期货公司虽然时间很短，但却有几个年轻人主动接近我，并称我为“老大”。临走前，其中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对我说：“回去吧！在外面真是不好干啊！”眼光中流露出一种羡慕和无奈的神色。他们不了解我的情况，误以为我要回原单位上班。不过这么说也是对的，重新做自己比较擅长的工作，也是一种“回去”。看样子，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很无奈。我无力帮助他们，只能默默地祝他们早日结束这种漂泊的日子。

语文是最重要的一门基础课，但与其他语文类专业，如新闻出版等等之间，却不能划等号。要跨越它们之间的鸿沟，还需要长年累月的不懈努力。但在当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

17.“省城新闻培训班”

《生活晨报》1994年面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原因是要扩版，即由原来的4个版扩大为8个版。在我的印象中，那次一共招了十几个人。

█ 在《生活晨报》时，作者（右二）正参加一个座谈会

像我这样没有新闻从业经验的人，刚去就和另外几个人被安排为头版（要闻版）的编辑。总编辑张继军认为我们能够胜任，也清楚这样做要冒多大风险。

新闻被称为“易碎品”，时效性极强，一期期报纸必须按时出版，否则就是重大事故。对于刚入职的新手，没有时间进行专门培训，张继军只是把我们集中起来，大致讲了讲。内容我记住的很少，后来印象深的，都是在遇到具体问题后，他和几位“前辈”（也只有几年的经验）的具体指点。张继军寡言少语，与实际年龄相比，明显老成，属于“水深流缓，人贵语迟”那一类人。

媒体，在过去分为三种：报纸、广播和电视。它们的产生，显然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报纸（包括新闻杂志）被称为“平面媒体”，也称“纸媒”。广播电视是“电子媒体”。前些年又出现了网络媒体，被叫做“第四媒体”，或“新媒体”。继而又衍生出所谓的“自媒体”，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采集、制作和发布者。对于这一现象，有人认为是“自文明以来最不可思议的发明”。

我从事新闻工作后，目睹了媒体的剧烈变化，常有“瞠目结舌”和“恍如隔世”之感。个中原因，应该与新闻本身的性质有关。新闻本来就是记录最新变化的，“新”和“变”是它的本质特征。这也迫使新闻从业者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

“纸媒”的业务工作可用四个字概括：采编画校。其他媒体和出版业务（杂志和书籍）与此类似。我们上岗后，每人每周负责编辑两个头版（包括画版和校对）。

编辑既是一种职业的名称，也是一项工作的内容。这项工作很古老，分类也很复杂。比如按工作内容，可分为新闻编辑、图片编辑、美术编辑等等；按行业，可分为报纸编辑、杂志编辑、图书编辑、网络编辑、新媒体编辑等等。不论是哪一个门类的编辑，都必须十分熟悉相关专业，否则怎么“为别人做嫁衣”，又如何指导作者？我的问题就出在了这里：不了解新闻。

虽然新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真正懂新闻的人却不多。即便是初步了解新闻，开始具备新闻敏感，起码也需要一两年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我还在企业的时候，上级部门和《太原日报》就曾举办过两期“新闻培训班”，我都参加了。老师是《太原日报》的名记者，每期一两周时间。但每次都是课听完了，饭吃过了，回到单位后依然故我，还是只会写公文，不会写新闻。后来我意识到，既然新闻体是一类文体，那么就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思维模式。这当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既没有干过新闻，工作任务还那么重，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恶补。我开始购买和阅读新闻专业书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记者萧乾、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和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梁衡等前辈写的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原来新闻是这么一回事：大致分为消息、通讯、言论等几大部分，消息的结构像“倒金字塔”或者列车，有导语及“5个W” （where, who, how, what, why），形成这种结构的原因及目的；通讯和言论的一般写法等等……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其实自己早就具备了搞新闻的禀赋，如喜欢观察、思考，记忆力好，语文基础比较扎实等等，只是有那么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罢了。当然，在学习任何一门知识或技能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那层窗户纸就好像是用牛皮做的，捅破绝非易事。

█ 1995年7月，太原警民为在侦破629抢劫运钞车大案中牺牲的烈士郭曾送行

新手上路，付出代价是难免的。在编稿中，由于把握不准等原因，我也曾将记者辛苦采写回来的稿件删得面目全非，导致作者去找总编告状。结果当然是，将人家的稿件恢复了事。

在当时，激光照排技术尚未普及，画版还是编辑的工作之一。画版就是将已经三审（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三级审核）的稿件按重要程度画在版样纸上，排版人员据此排出版面，再出胶片，之后上胶印机印刷报纸。画版也有不少技巧和要点，比如标题不能碰在一起，上下、左右不能“通气”等等，同时也体现着一个人的审美观。我在这方面比较有感觉，时间不长，画的一个版面就受到了张继军的赞赏。他对此印象深刻，后来还多次提到过那块版面。

校对很难，也很艰苦，是文字功底与校对经验的结合。一些人做不好校对，还轻视这项工作，这与整个社会拜金、浮躁的风气有关。《生活晨报》对校对工作很重视，采取的方法也很有效，就是专门安排了两个既有经验，又严谨细致的人做报纸的审校工作，也就是专挑毛病。审校结果公布在评报栏上，差错与工资挂钩。这种方法提高了编辑们对校对的重视程度，每次公布后都忙不迭地去看结果。差错率也涉及到一个编辑的荣誉和自尊。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也是校对。我原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不含糊的，没想到差错率还挺高，一个版面上错七八处的时候都有。我是当时报社年纪最大的人之一，这让我感到很没面子。我总结原因，一是对一些字的形、音、义原本就不明确（毕竟是在文革时期上的学）；二是缺乏经验，对于易错、容易混淆的字缺乏警觉。校对和开汽车相似，也有事故多发、易发路段，到这些地方就要格外小心谨慎。

即便找到了症结，也不是说改就能改得了的。这是一个缓慢的革故鼎新的过程。但是工作任务很重，版面一块接着一块，容不得你慢条斯理地去提高。我当时已到了急火攻心的程度，终于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那时的《生活晨报》是在《山西工人报》的印刷车间里排版印刷。出报前一天，在签字付印之前，编辑是不能下班的，因此，编辑工作到晚上9、10点钟是常有的事。因此，有的大报设有专职的夜班编辑。据说以前报馆的工作就是这样紧张。

记得那是1995年的一天，雨下得不小，但我的嗓子却像冒了烟一样难受，可见已经病得不轻。我很少买药，那天还不得不买了一瓶润喉片。开始校对后，想想总是突破不了，不免心急火燎，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人一下子就趴在了桌子上，连抬头的力气也没有了。同事见状，赶紧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将我的自行车放了上去，扶我上了车。我有气无力地告诉司机我的住址，回家后才发现，那瓶药也落在车里了。

那一段时间我是一个人在家（老婆去了北京，孩子在她奶奶家）。这一场病让我休息了5天，病好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饿，尤其想吃香蕉。那种强烈的饥饿感让我终生难忘。记得当时买了不少水果，香蕉连吃了两根。可见那段时间的消耗是多么的大。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的校对水平明显提升，差错率越来越低，直至为零。开始时，那两名审校难以相信，怎么会没有错呢？就给我扣上一个。我就搬上字典去理论，结果当然是给我划掉，还是无差错版面。那时报社推出一项改革，就是在每期报纸付印前，再安排两名校对水平高的编辑，各负责4个版面的三校（前两校由版面编辑负责）。我被指定为其中之一。即便一次校对4个版，我仍然保持了无差错版面的记录。

一年多后，总是当编辑已不能让我满足，我提出了去新闻部当记者的申请。获准后，我开始学习采写新闻。1996年春节前，针对假水仙花充斥市场等现象，我写了“记者观察”《真假水仙争迎春》等文章。一次路过太原市桥头街，看到一座钢架上有喜鹊正在搭窝，回去后写了新闻稿《工程停工，喜鹊报悲》。虽然我当时的采写还显得幼稚，比如有同事指出，你要是能够再深度挖掘一下就更好了，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至此，采编画校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我又想跳槽了。

《生活晨报》不能说是小报，但也不是大报。在这样的报社里，得到的锻炼和提高是比较全面的。如果在一家大的媒体里，可能会长期从事一个单项工作。但是，“小”又容易让我产生跳槽的想法，以增广见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采访任务很重（每个记者每月必须见报十几篇稿件）。如果不是一个熟练的记者，是很难完成的。恰巧在当时，《山西妇女报》招聘采编，我去试了试，人家接纳我。

向张继军告辞时，他再次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境界。他的答复大致是：有人说，《生活晨报》是“省城新闻培训班”，这正是《生活晨报》的一大价值所在。

█ 1996年太原八四洪灾后的迎泽西大街，图片来源于阿水制造

我走后约一年左右，隶属《山西日报》的《山西晚报》复刊，我的好几个同事考了进去。据说，张继军本人后来牵涉到一桩经济官司中，被迫离开了《生活晨报》总编辑的岗位，去一家私企当了办公室主任。《生活晨报》至今仍是山西省一份颇有影响的都市类报纸，对此，他功不可没。

在《生活晨报》的两年时间，对我后来的人生至关重要。我从37岁走到39岁，已过了社会认可的转行的上限（“35岁以下”是招聘的不成文规定）。我涉险过关，成功转型，为未来的人生开辟了新的方向，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对此，我后来可能没有很珍惜，但值得为当时的选择和努力额手称庆。

18.成长离不开“半边天”

我在《山西妇女报》工作了3年时间。这对我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丰富多彩的经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性格。

说起来去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96年4月初，我去了位于山西省政府旁的一座陈旧的二层楼上，推开《山西妇女报》的大门，说明了来意。编辑部主任杨静询问我几句后，起身去了对面的总编办公室，对总编辑曹有林说：“来了一个应聘的，39岁，要不要？”曹总编一听39岁，手一摆，只说了两个字：“不要！”杨静又说：“人家可是有经验的，在《生活晨报》干过几年。”这时曹总编动心了，每一个“老新闻”都知道：新闻工作的操作性很强，经验很重要，对杨静说：“让他过来一趟吧！”这些都是我后来知道的。

总编辑是山西临猗县人，比我大十岁左右。见了面后，我觉得事情就基本定下来了。虽说“人不可貌相”，但是还有一个词“相由心生”。许多人或当时或后来，都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当然曹总编当时没说这样的话，只是与我谈了谈新闻，之后就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就这样，我跳槽到了《山西妇女报》。

上班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1996年4月9日，“事久”。我希望“事情”能够“长久”，跳槽应该兼顾稳定。

《山西妇女报》是山西省妇联的机关报，当时已创刊十几年，在山西算一家老资格的报纸，4开4版，每周出3期，有员工30人左右。这类报纸，包括“工人报”“农民报”等等，属于“专业报”，区别于“党报”。我被安排编第2版，一周编3块。

《山西妇女报》的办公条件不太好，地方陈旧而狭窄，所有编辑都挤在一个办公室里，不过也因此“营造”了“家”的氛围。《生活晨报》由于没有固定编制，员工都是聘用的，人与人之间似乎也“寡”一些。我在那里两年，就没有与他们一起吃过一次饭，虽然经常回家很晚，他们也叫过我几次。妇女报就不同，明显热闹得多。

刚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服水土”。在这一点上，其实哪里都一样，包括监狱，只不过内容不同罢了。任何一个团体，不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都不会轻易地接纳新人，尤其是在心理层面上。

《山西妇女报》考察新人的方法是：先去采访，而且是自己找选题。那时太原南宫广场正举行一个大型招聘会，我去采写了一篇侧记，被采纳。还有一件事，就是一个主任，拿着一篇基层妇联写来的通讯，要我改成消息。内行都知道，这是一个荒唐的要求，既无必要，又很难，因为文中已不具备新闻的“五要素”。我勉强改了，但此后对此人难有好感。

新人的缺点是不了解情况，但也有优势，就是敏感。比如久居一间屋子里的人，应该重视新来者的反应，因为只有后者才能觉察到，这间屋子里的空气是否还新鲜。我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人问我：“张炜你怎么不喝水？”我说：“这里的水有味儿。”他们纷纷表示，我们喝了这么多年，怎么没有感觉到？接着又反思：难怪那么多人请病假，还有两人得了肝炎，可能真有什么问题啊！那一块儿的建筑叫“东花园”，是阎锡山时期遗留下来的，水管陈旧，自来水难免不被污染（后来被拆除）。

█ 作者（左二）与同事在《山西妇女报》

搞新闻的人比较开朗，放得开，再加上工作压力大，突发情况多，因此比较喜欢参加娱乐活动，以此作为减压的手段。那时正流行唱卡拉OK，一般一两周总有一个晚上，报社一帮人下班后，先出去吃顿饭，再去歌厅唱歌（全是AA制）。我这种刻板的人，早已习惯了到点上下班，开始对此是不接受的。如果让我等的时间长一点，我就自行回家了。但进了几次歌厅后，为几个同事的演唱水平所折服，我也慢慢地开始琢磨起唱歌的技巧了。我没有多少音乐天分，但据说音色还不错，后来能应付一下场面，也是在妇女报锻炼的结果，不过我至今仍不会跳舞（可以蹦蹦迪）。

首次进歌厅是在妇女报时期，当然第一次看见“小姐”也是在那个时候，虽然人们对此早已议论纷纷。我开始不敢相信，歌厅里的那些女孩子们就是所谓的“小姐”，她们与歌厅外的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有的甚至可用“清纯”来形容。当然也有浓妆艳抹的，但已是“资深小姐”了。那会儿不时开展“扫黄”行动，好像也只是走走过场，似乎越扫越多。个中原因，我想与市场经济和“猫论”的影响，“社会人”的急剧增多，及国人“性观念”的巨大改变有很大关系。这些原因相互叠加，难免不产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现象。

我在妇女报时期，采访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至于编画校，刚去就受到了从总编辑到其他编辑的称道。这归功于《生活晨报》对我的严格训练（当然也有自己的努力）。我不能不提到一个对我有明显帮助的人——李丽娜。她和我是同龄人，曾是部队的一名文艺兵。后来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与军人出身的人大都比较投缘。我的朋友，或与我来往比较多的，有很多都曾是军人。这也许与我有一些军人气质有关。父亲曾是军人，我从小就羡慕军人，曾长期自觉地用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比如每天按时作息，雷厉风行，坐似钟、站似松、行似风等等，后来又喜欢驴行、户外运动等等，都与这种心理有关。曾有人在猜测我的职业时，直截了当地说：“我看你是一名军人。”

采访是我当时的弱项，毕竟是“半路出家”，刚刚入行才两年。曹总编就评价我：“你是一个好编辑，但不能说是一个好记者。”

如果拿编辑工作和记者工作比较一番，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明显相反的特点。前者要求内向，后者要求外向；前者要求坐得住，后者要求喜欢跑；前者要求严谨细致，对后者的要求，则主要是能采回来新闻……很明显，在个性上，我更适合当编辑。《山西妇女报》与《生活晨报》不同，是“采编合一”，不设专职编辑或专职记者。事实证明，采编兼备的人是可以培养和锻炼出来的，包括我在内。《山西妇女报》就不乏“复合型”的新闻人。

1998年我跟李丽娜去山西太谷县采访，有关县妇联带领农村妇女科学种田的长篇通讯《遍地黄花遍地香》在《山西妇女报》上连载了3期，第二年获“全国妇联第四届妇女报刊好作品”二等奖。我的名字虽忝列其中，其实采访和写作主要靠她，其驾驭大稿件的能力让我感到惊讶（她的先生杨培忠是省城的名记者）。

█ 1998年在太谷县采访时留影。左起：作者、县委书记、李丽娜、县妇联主席

我也独立完成过几次大的采访任务。1998年5月初的一天，长治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首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赵雪芳逝世，并将在第二天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传来。作为省妇联的机关报，《山西妇女报》必须迅速做出反应，派人采访报道。当时是星期五的下午，多数人已经下班，这个“急难险重”的任务交给谁？曹总编想到了我。我接受任务后，先去财务科支取了一点儿路费，只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就直接去了太原市五一广场旁的长途汽车站。那时山西还没有高速公路，印象中，长途汽车颠簸了五六个小时才到达长治。待我找到接待的宾馆后，不仅夜幕早已降临，就连晚饭也快没有了。我还记得，当时长治的女市长阎爱英还在现场指挥。

第二天（周六）一早，我随其他媒体的记者们坐车去了殡仪馆，对有关活动做了采访和记录，还遇到了山西省人民医院的一位副书记。我与之相识，是因为曾去采访过他们医院的一位优秀护士。午饭后才知道，我的房间已被其他旅客登记入住，而我的东西还在里面。在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才取出了自己的物品。

返程又是一个问题。我找到医院方的有关领导，问有无去太原的车，可不可以把我捎回去。还真有一辆桑塔纳2000，正准备送山西电视台的两名记者回太原，就把我也捎上了。那两人中的男士姓孙；女士的名字特殊，我记住了：虞炜。汽车驰骋在盘山公路上，险象不断，回到太原已近黄昏。当晚我又加班写完了报道，第二天（周日）送到山西新华印刷厂，换下了原定的头版头条。星期一我仍按时上班，随大家一起走进编辑部，最新一期、还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山西妇女报》接踵而至。记得原润丽在拿到报纸后，脱口而出一句话：张炜你是“美国特种部队”的吧！她是“老新闻”，知道其中的难度。

这一趟采访，时间紧、难度大、效率高，费用还很低。妇女报只有一辆汽车，当然不可能为我派出了。

对我有过关心帮助的领导和同事还有很多：副社长尚鑫，编辑袁德善、任静芳、蔡建英，会计老梁，工作人员小孟等等。尚社长对我的评价好高，说我是“成熟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太过奖了，但是我很感谢他对我的鼓励。许多同事都很关心我的工作问题，希望我能调进去，并为我出谋划策。我理解和感谢他们。但他们不了解，我也挺“享受”这种状态的，来去了无牵挂。凡事都有利弊，就看你更看重哪一面了。

我禁不住他们的反复劝说，还是写了一个情况说明，递给了省妇联副主席田九英（分管妇女报）。田主席很和蔼，但是也没了下文。我知道，要调进这样的单位也很难。当时我已经40岁，对于看重稳定的人来说，早已到了最后的关头，“还敢晃啊！”这是我多次听到的一句话。袁德善的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这是本儿啊！”

他们的看法确实有道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次“独创”，保持自己的独特性，经历一些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不也挺好嘛！最后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呢！后来《山西妇女报》调进去一个人，是太原市一位前副市长的孩子。我这种人，就没必要做这样的无用功了。不过妇女报对我确实不薄，虽然我不是在编的采编人员，但也为我申领了“记者证”，许多事情都对我不见外。

善良实在的人都认可我。会计老梁（我应该叫她梁大姐）的联系点是吕梁地区（现在叫吕梁市），她愿意叫我去配合她的工作，就是认为我踏实可靠。吕梁妇联系统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对我印象良好。其实我也仅仅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信守诺言，及时妥善地将有关稿件处理完毕。我的态度体现在了报纸上，几次之后，她们就对我产生了信任感。记得有一次去吕梁采访，地区妇联的一位副主席（名字很雅，现在回忆不起来了），已经与我很熟，还请我去她家吃了一顿饺子。她爱人在地区公安处工作，亲手为我包饺子。他们的女儿当时十几岁。

█ 在兴县蔡家崖贺龙故居前，与《山西妇女报》会计梁大姐合影

这么多人认可我，连曹总编都说:“张炜你很会处人啊!”这话我也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而且也就这么一次。因为在人际关系方面，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直都属于比较腼腆、退缩、冷漠、被动的，怎么会被认为“很会处人”呢？我想原因主要是《山西妇女报》和妇联系统的人们对我的热情和扶持所致，当然，他们也赞赏我的诚实、善良和认真。既然相处融洽，工作顺风顺水，那干嘛又要走呢? 还是同样的原因：我在寻找着一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答案，也许这个答案就是：我这样做是错的。

1998年初，一家杂志社招聘编辑，我报名并参加了笔试和面试，但在此后，除了让我和另一人去临汾市采访了一次以外，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内没有音信。这其实是一个不祥之兆。拖了那么长的时间，《山西妇女报》的领导也知道了，曹总编对我说了不少挽留的话，我很感谢。对于那么融洽的同事们，我从内心来说也是依依不舍。临走前他们为我举行了欢送会，走以后我们还保持了多年的来往。有的同事曾多次表示希望我回去，大家继续在一起共事。

那确实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

█ 《山西妇女报》同事欢送作者（左二），当时正高歌《难忘今宵》

在《山西妇女报》期间，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在1998年考上了山西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新闻专业的“专升本”。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我苦苦寻找了20多年，终于找到了，可也40多岁了。对此应该高兴呢，还是悲哀？

二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初恋”。原本想在本篇里顺带谈一谈，现在看，这类事太复杂，还是在了解得更全面后，再谈比较慎重。

直接点击文字链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