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两次令人难忘的考试
考试结果改变人的命运，考试经历也能促人奋进
六月，“考试”成为热门话题。家有考生（中考、高考）的人们，早已把“考试”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操心受累的家长不由自主地替孩子作着考前的精心准备，企盼着孩子跳上“龙门”，考进一所理想的学校。承受压力的考生则在作冲刺前最后的努力。诚然，考试的结果能够改变命运，让人期盼，同样，充满艰辛的考试经历也会使人感悟，促人奋进。
1965年秋我报名上小学，面试老师要提几个简单问题，考考你智商是不是正常。这是我对“考试”的最初感觉。第一个学期学习平静正常,随后“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教学秩序被打乱，破旧立新，考试制度作为“封资修”，遭到批判，学校把考试叫成测验。闭卷考试改为开卷，百分制变成不及格、及格、良好、优秀四个等级。这样一改，模糊学习标准，成绩考核失去了权威，师生压力全无。上学不用考试变成一种常态。记忆中，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二没经过一次严格正规的考试。
1971年我进入太原十二中读初中。第一任班主任老师张挺槐教我们英语，张老师爱在课堂上提问题。来弥补不考试的缺憾，一次我被叫到，回答的不理想。课后我就暗暗下决心好好学，下次可不能再丢人。张老师教学非常认真，为了能让我们把26个字母发音准确，他特有的动作是让大家看着他的口型，他把右手的无名指放在嘴角边，随着发音手指前后晃动，反复多次，不厌其烦，直至教会。他是安徽人，单身，腿上有些轻微残疾，在学校食堂，经常能碰上他拿个中等大小搪瓷碗打饭。一个南方人每天吃着玉米面窝窝头，喝着小米稀饭，就着咸菜，真够辛苦的。他教学的形象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现在我还常常想起！。
大概在1971年年底，“913”林彪叛逃事件渐渐公布，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开始批极左思潮。出现了一些拨乱反正的迹象。学校变相的恢复考试制度，有了竞赛，开始了闭卷考试。社会上推荐上大学也要附加文化考试。初中二年后半个学期，开学后，班主任李金玉老师就传达新精神：上高中不再免试要考试选拔，升学率为37.94％。李老师是语文老师，善写诗词，板书漂亮。他性子急，快人快语，点评学习不自觉的同学爱用“考试的时候看你们怎么办？”这句话。听说要考试升学，有的同学感到无所谓，本来他们就不打算上高中。想上高中的同学却有些紧张，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中毕业就得“上山下乡”或待业在家。大家都暗暗地开始了准备。恢复考试的威力马上显现：各科老师的教学积极性明显变得高涨，围绕升学制定教学计划，授课辅导有了具体的方向。学校暂停了学工学农，恢复了久违的早晚自习；清晨学校操场上出现了大量背诵单词、公式、课文的同学，浓厚的学习氛围与以前“突出政治、读书无用”的局面对比鲜明。之前受大环境的影响，自己对学习缺乏兴趣，不自觉，不努力，总感到学好学坏、学和不学都那样。但是从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升学备考氛围中，我感到了考试的威力和竞争的压力，我从早到晚不停地抓紧学习，觉得时间都不够用。上课专心听讲，课后认真复习，背单词、作习题、记公式、练作文。这个学期真正掌握了许多知识，想学爱学，充实上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地升入了高中。父亲当时高兴地对我说：“你是咱家祖孙三代的首个高中生。”但时隔四年后的那次考试却验证了我这个高中生是徒有其名的。
不久政治形势急转，试行了一年的升学考试，推荐上大学附加文化考试都被取消。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四人帮”利用了小学生黄帅反潮流日记、工农兵考生张铁生交白卷事件，批教育系统“右倾回潮”，实际就是批周恩来纠正极左思潮的正确主张。现在回想，如果没有周恩来全力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文革”中哪有恢复升学考试的可能。如果没有那次考试的激励，自己在学习上继续不求上进，最终会失去对学习的兴趣和追求。我真庆幸自己在特定环境中遇到了这次终身受益和难忘的考试。
█ 1973年7月13日，太原第十二中初二十七班毕业留念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力排阻力，果断决策，恢复大中院校招生考试，震惊国内外。由于时间紧迫，一时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不够。中央特批，动用了印刷“毛选”五卷的纸张，才解了燃眉之急，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还把原定一元的考试报名费降到了五角。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意义非凡的考试。当时在农村插队两年的我，思想比较迷芒，盼望能早日回城工作。那时人们心存余悸，还不敢理直气壮的谈论考试，生怕别人议论不安心插队。但身边不少预先得到恢复招生考试内部消息的人，都心照不宣地以各种理由先后请假回城悄悄复习，准备应考。我听到恢复招生考试的消息大概是在10月中旬，一位热心的老知青对我说，“电台都广播要恢复考试招生了，你还等什么，赶快回家复习准备考试吧。”我厚着脸皮去和“知青点”的头头请假，他沉着难看的脸说，“你们这些城里的‘知青’呀就是不安心，回去吧！”等我回家开始复习时，离考试的时间已经只有一个多月。丢下课本两年多，开始复习还真叫人头大。为了抢时间，多复习，我每天天都学习到深夜。初中的部分有升学考试复习的功底，学起来顺利容易。但高中的部分就很吃力。特别是遇到难点，解不开难题，复习不下去的时候，我都无奈地趴在桌子上，怨从心生，眼泪都想流出来！为什么自己潜能不足后天不补呢？耽误浪费了高中宝贵的学习时间。
我在的十二中高八班，由初中17班和27班考上高中的同学组成。17班是小学六年一贯制，我们是五年一贯制。17班的同学文革前比我们多正常学习了一年，学习普遍比我们扎实。开学不久，数学老师就拿着17班王学全同学的数学作业本让大家效仿，我看到作业本上公式书写工整清秀，答题步骤清晰完整，页面干净整洁，每道题都打着红色的对号。王学全是我的邻居，在班里是好学生，和他一比就看出自己学习潜质的差距。对我这样的中等生，如果再延续考试的制度，有考试的压力，或许能促进自己跟上好学生的步子。但大环境却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那时高中就短短的两年，第一年是反击“右倾回潮”，学校不再注重抓教学，“读书无用”风气卷土重来，学好学坏一个样，学懂和不懂不误事。给我的感觉，部分老师讲课就像大学上选修课那样，想听就听，不听也罢。教学的好坏对老师和学生都无关紧要。上了高中我理科差的弱点就暴露出来。数学、物理课开始还能反应过来，渐渐的就是似懂非懂，到后来越难越不会，入耳难入脑。高二又推行什么“开门办学”新方针，半天学习半天走向社会学技能。高中的班主任是智恒俊老师，智老师腰板直直的，走路轻轻的，言语不多很有经验。他迫于形势，开门办学走在全年级的前面。记得班里大的活动不断：组织全班同学到祁县北谷丰“五七农校”参观学习他们治理流沙；上榆次山区到访全国知名的北京知青蔡立坚插队的杜家山村；请蔡立坚专门到班里做报告，进行“上山下乡”的教育。记得我和同学杨永峰通过他爸的关系到海边街的一个小工厂，学木匠半个月。下午我俩去跟木匠师傅学拉锯、刨板、做卯榫，在师傅的手把手的帮助下，做成一个有卯榫的长凳，智老师还让我们把长凳拿到学校，参加开门办学的成果展。像我这样学习不主动、不刻苦的学生面对这样的局面，可想而知高中的学习有多么差。“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本该好好学习的时光，高中两年就在无所适从，懵懵懂懂中度过。
█ 全班参观祁县北谷丰“五七农校”留影
█ 请蔡立坚（穿格格上衣）来班作报告后的合影
█ 在杜家山和蔡立坚留影
第一年恢复招生考试，也没正规的补习班，部分老师都是利用晚上时间免费为不同年龄段的听课者补课，教室内坐不下，大家就站在教室内外听。我也不管有没有用，只要是有补课，不管什么地方，我都想去听。我记得，我踩着砖头在十中和十二中教室的窗外听了几回课，那时的老师不求物质回报，无私奉献，阅历不同的听课者如饥似渴，生怕落下老师讲的每句话。这样的场面难以复制，感人至深！当时越复习越觉得差距大，报考时我和家里人商量，放弃高考就低选报了中专。现在看报考中专是务实的。因为高中我学的那点东西，如何能考上大学？只能是白白浪费考试机会。凭着四年前考高中的功底，我顺利达到了中专的录取线。被太原卫生学校录取。后来我又应征入伍（1978年春季征兵和招生时间相叠），两难的选择摆在眼前，由于受父亲军旅情结的影响，从小向往当兵，再三权衡，我放弃了上学深造。听到王学全、曹国雄、宋小飞等同班同学被大学录取，我高兴羡慕。考试的筛选使他们金榜题名。
█ 和杨永峰同学合影
█ 和王学全、曹国雄同学合影
1977年恢复考试招生让入学者梦想成真。我虽然没能上学深造，但也是一名受益者。复习和考试的过程使我感受颇深，有所开悟。虽然有考取成功和回城的喜悦，但重要的是我看清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初尝了放弃的无奈滋味，亲历了选择取舍的痛苦，感悟到了“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人生哲理，激发了自己努力学习和积极上进的潜能。这样的收获，让我以后的人生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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