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中一个为救百姓而放粮丢官的县委书记

太原道注：前段时间，太原道转载了丁东先生的一篇文章，《从饥荒年代三件事看山西人的大义》，读者周少卿先生说：河曲县委书记为救百姓，擅自动用国库粮并暗示瞒产储粮，结果三年大饥荒中当地没有饿死一个人，他个人却被问责……随即，周先生发来了关于此事的一篇文章。

作者简介：周少卿，曾任河曲县委秘书办主任，《河曲县志》总篡，河曲中学校长，县委调研员，出版著作有《九十行过》等8部200余万字。现已退休。

一个为救百姓而丢官的县委书记

在我还上初小的时候，刘毅之名就“如雷贯耳”。那时他任河曲县委书记，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河曲有“三才”，即三个才子，且名字末尾都有个“才”字：刘天才、李天才、贾伟才。为首的刘天才，大名就是刘毅。人们倾慕，当作偶像崇拜。及至上了初中，在巡镇人民礼堂听他的报告，一睹丰仪，就不由得和古小说中“豹头环眼”“虎背熊腰”联系，他英俊威武，讲起话来声若洪钟，且滔滔不绝，气吞山河。如他讲未来美好生活时说：“每人每天半斤猪肉，四个鸡蛋，二两黑糖，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吃不了，河曲县委不负这个责任。”再后来，我到外地上学，听说他被整，被撤职，调离河曲。此后又起用，又下狱，又复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他任了地委秘书长，我跟河曲县委书记王海元当随从，于是认识并渐渐与他熟悉。2000年，我受他委托，为《党史人物传》一书撰写关于他的文章：《刘毅其人》。文章在两家刊物登出后，朋友们多有鼓励，而刘却因我以“瞒产”定调而不赞同。我给他去信引用某外国名人话：“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就什么也不是”，说明他之“伟大”，即在“瞒产”，但他却始终未回复我。省纪委1984年为他平反，否定了“瞒产”，而我却以此为他立传，这就是矛盾。他不赞成，自有道理。时隔7年之后，我把他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加以考量，于是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刘毅的形象，似乎比原来更丰满，更立体了些。现在把他写出来，作对我们这位真正的“乡贤”永久的记念。

█ 刘毅照片

刘毅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这时势就是1959—1961年全国的大饥荒。过去的宣传口径一直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将饥荒归之于天灾，归之于“苏修”。这是文过饰非。刘少奇讲过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要上书的”。几十年之后，这话被证实，在那疯狂的年代，一切都失衡，多数人迷失自我，说着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做着连自己也觉荒唐的事。而刘毅，在那时，却是官场上的一个“另类”，他在做着一些和形势和潮流格格不入的傻事，而正是这些傻事，拯救了河曲人，也树起了一个活生生的刘毅形象。

“大跃进”时代有所谓“放卫星”，其实就是比赛吹牛皮，说大话。大到什么程度，大到1亩水稻产130435斤，真真字字，出在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党报登了的。整整700多麻袋，1平米土地“生产”1麻袋多稻谷。还有河南有个襄城公社，深翻土地1丈2尺。这不是个例，类似的，层出不穷。真是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人人争相邀宠，腾云驾雾。全国粮食产量“直线上升”：1958年9月3日，伟大领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踌躇满志地宣布：当年“粮食产量可增到7000几百亿斤……明年总是可能超过10000亿斤”，其实都不过2000多亿公斤。产得多了便要高征购，全国三年的粮食征购比例平均达到总产量的34.9%。而河曲三年粮食平均征购率仅为14.9%。刘毅“在粮食问题上决不浮夸”。1958年至1961年，河曲的粮食总产量依次为：5086万斤，3986万斤，3499万斤，4138万斤，无丝毫浮夸痕迹。河曲的“卫星”仅是北元农业社亩产的600斤小麦，当时被人耻笑。不仅如此，刘毅还想方设法向上级要粮，进出相抵，河曲三年净调入粮食616万斤。

这还不够，以下几件事更是出格，而且带有“故意”的性质。其一，发放国库存粮96万斤，时间在1960年7月。县委书记本无此权力，请示必遭拒绝，他干脆自作主张，将城市、农村供应和周转粮三项节余指标96万斤全放到公社，并对公社书记说：“粮食给你们放下去，谁饿死人谁负责。”胆大包天，闯禁区。而全国在不断饿死人的情况下，还连续两年出口粮食131亿斤，举国也没有听说有几个人擅自开国库放粮救人。其二，浮夸和高征购没有摧垮河曲，但食堂化的非理性消费却使河曲农民十室九空。1960年秋天，刘毅又作出一个惊人之举：给每个农民补20斤自留地粮，全县合计173万斤。为什么补？因为在“共产风”下，没收了农民的自留地，补得有理。但却正是这一条，成了刘毅瞒产的证据。其三，刘毅还嫌不够，在这一年的秋后，他又以口头形式告知公社书记：今年的小山药（土豆）、粃谷子、 粃糜子和牲口探青吃了的庄稼都不要计入产量。“小”和“ 粃 ”如何界定？没规定。应刨去多少？不知道。总而言之，是要藏粮于民。在“不要饿死人”的前提下，别的都不重要了。河曲粮食产量不浮夸，反下滑，与此关系不小。其四，在这三年中，河曲流传民谣：“扛上镢头牵上羊，羊吃苜蓿人开荒”“去岁开荒已经误，今春生产不后人。”沟沟岔岔的僻静之处，农民们“掏个坡坡，吃个窝窝”。县委明知如此，也不用力制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刘毅对此，当然应该负责。时有所谓“强迫命令风”，令行便可禁止，但刘没有这样做。偶有人提到，他也是“顾左右而言他”。他心中有一条扳不动的底线。

█ 1973年宣传画册中的河曲县曲峪大队（本系列图片与本文无关），感谢大同老翟供图

比较保守的《大英百科全书》在其“大饥荒”条目中称中国大饥荒为“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了2000万人丧生”（云儿：《大饥荒问答》）。再举一个四川省的例子，1957年底全省有7215.7万人，到1960年底只剩下6236万人，三年减少了1000万人。而上书中央揭露四川饿死人的3个人，尽管得到胡耀邦、邓小平的支持，但最终却被得到最高领导支持的李井泉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被打压了整整20年。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将20亿斤产量谎报为72亿斤，征购16亿斤，导致数十万人死亡，其中正阳一县死8万，新蔡一县死10万。而这个地区在反瞒产私分中，就逮捕了1774人，拘留了40720人。甘肃夹边沟农场，3000名右派，饿死2000多名，生者皆饿夫，无力掩埋，致累累白骨绵延两华里。报告地委书记，书记却说：“搞社会主义，死几个人就尻子松了吗？”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政治气候是何等险恶。

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9—1962年皆为负数，分别是：-2.4%、-4.7%、-5.2%、-3.8%。河曲呢？河曲 1958年人口总数 80637 人 ，

1961年为86245人，三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与以往一样属正常，所以说“河曲没有饿死人”是有本之谈，这在全国，也算一个“小气候”。

但在大大小小忌灾讳荒的当局者看来，刘毅是不可饶恕的：他在和党唱反调！对他的处分不断升级：1960年冬天，省委派一名副厅长带

270人的队伍驻河曲开了48天三干会，对他进行整肃；1961年6月

20日，晋北地委发出《关于对刘毅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撤销了他的县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月，省委加批语称刘“欺骗上级”“转移国家库存粮”“隐瞒粮食产量”，并且“采取了极为恶劣的手段”；196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1]663号文件，又将上述文件转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刘毅一下子成了“通天”的人物。他被罢了官，没有人再重视这位昔日的第一书记，他背着沉重的木箱，去地委机关上班，他的政治生涯也许已经到了尽头。他没有怨言，因为没有被打成反党集团，已属万幸。

█ 1973年宣传画册中的河曲县曲峪大队，感谢大同老翟供图

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乏有智慧的人，但缺乏有骨气的人”。普列汉诺夫说，布尔塞维克的绝大多数入党者“成为领袖意志的盲目执行者”，还有些入党者“是为了在革命的馅饼上得到一块大一点的，他们只会投赞成票。”刘毅不是这种人，但党内却充斥了这种人。尤其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打倒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党内的言路被堵塞，全国上下没有了不同声音。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甚至不惜以出卖同伴换取政治资本。当有人“指鹿为马”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只会“或阿顺”“或默”，“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以求政治和人生上的平安保险。更有一些“左”爷们，心术不正，专干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之事，打杀异己，将错误推向极至，酿造悲剧。一切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革命”可以吞噬一切，包括人们的道德和和良心。刘毅的可歌之处恰恰在于，在政治需要和良心之间的博弈中，他选择了后者。他竟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与整个体制对抗，他是具有智者勇者双重品格的人。他在83岁回顾此事时说：“我当时倒顶上买卖了!”多么精辟的语言！在河曲有记载的1012年历史上，曾先后出过184名“知县”，刘毅是唯一为了百姓生存而丢官的人，所以他将永远是不朽的。

古语云：“家贫知孝子，国难识忠臣”。当大难临头的时候，刘毅不是软骨头，而是硬骨头；不是求自保，而是先“救人”。河曲粮食问题被查出后，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子岐、副县长邬溱、粮食局长杜周，个个如惊弓之鸟，他们有的出身富农，有的历史上有点瑕疵，大会批判已称之为“阶级异己分子”“富农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眼看要被戴上帽子，打入“另册”。“生死”关头，刘毅表态说：“是我叫他们干的，责任由我承担，再不要处理第二个人。”地委提出处分县长丁尚智，刘说：“这事是我主张的，与老丁无关，我本身就冤枉，处分他更冤枉。”最终，河曲粮食问题的责任由刘毅“一肩挑”。他在1961年被撤职后，1963年又被取消工资晋升资格，1964年又被中途取消静乐县委书记的任命。但他却无怨无悔。在河曲人心目中，刘毅是具有侠义精神的一条好汉，是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主儿。

█ 1973年宣传画册中的河曲县曲峪大队，感谢大同老翟供图

1947年土改的时候，刘毅只有22岁，只是一个小小的区贫农团委员。这年冬天，在晋绥土改极“左”路线背景下，河曲有32名党员干部被打死。晋绥分局一名姓贺的干部在邬家沙梁会议上介绍“经验”说，他们在试验阶段就打死3名党员干部。刘毅不顾自己位卑言轻，忽地站起来大声问道：“你试验倒打死3个人，再发动起来还准备死多少人？”主持会议的驻军九团团长、河曲土改工作团副团长李发膺大怒，质问刘：“小刘你什么意思？”刘不顾后面有人揪他衣襟，面不改色，回答：“就想知道还要打死多少人？”会场气氛骤然紧张。此时暗中赞同刘毅观点的新华社记者李彻、晋绥分局科长邢坚怕刘惹祸，急忙插话说：“小刘讲的也有道理。”李团长余怒未消：“毫无道理。”邢说：“还是有些道理。”由于有这二人相救，刘免于被审查。而就在当天，任景德（后任国家审计署顾问）却因家庭出身富农，又发表过“不当言论”被拘捕。当时正值三九天气，任被关在一间磨坊中，眼看要被冻死，别人怕受牵连，刘毅不怕，他不是只管自己的“自了汉”，他借了一条毛口袋，搜寻了一摞报纸，递进去，帮任渡过了一夜。此次会议还准备拘捕地主出身的贾光厚（后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却值蒙军进犯河曲，不得不草草收场。事后，刘毅庆幸地说：“幸亏敌人打过来了。”县长金熙英（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忙拉他一把：“可不敢这么说。”任景德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说此事是“因祸得福”。土改被打死的干部后来都得到了昭雪，但人死终不能复生。刘毅以一个小小人物，当时说那样的话，奇，既僭越本份，又象以草击钟。他的确与众不同。

刘毅的种种作为，皆源于他善良正直的本性。他大权在握，但是没有人害怕他。他火起来，表面上很凶：“杀王莽，剐刘秀”，眼似铜铃；但实际上“色厉内荏”，雷声大，雨点小。他的老朋友们第一说他“有点东郭先生的味道”，第二说他“嘴硬心软，永远也成不了铁腕人物，倒象是桃园结义的刘玄德。”

刘毅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的度量，大海一般，坦坦荡荡，永无烦恼。文革中，他被逮捕入狱，当晚便打鼾如雷，搅得四邻不安，齐声道：“这人没事”。夫人到监狱探望，他只安顿一句话：“别忘了交党费”。他从不懂得记恨别人，有时简直就是“以德报怨”。五寨县武装部的李部长，文革夺权后任县革委主任，极力主张将刘毅打成“三反分子”，并逮捕入狱。刘毅复出又任繁峙县委书记后，恰逢李到繁峙开会，刘亲自登门拜访，迎送超乎常人。1983年机构改革前夕，刘任行署副专员，五寨县派人找他调查“三种人”，此时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刘毅只回答了一句话：“五寨没有三种人”，将所有斗过他的造反派们一律解脱。他认为，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追究下面人干什么？计较个人恩怨干什么？

刘毅任过三个县的县委书记：河曲、五寨、繁峙，“走一处，兴一处”。在河曲，他仅用两年时间即变“锅驼机”水地1.3万亩，在省党代会上作了雄心万丈的发言：《要把黄河畔变成第二个河套川》，震惊全省。还发现培养了全国劳模王海元，可惜最终却落了个被罢官的结局。在五寨，在任只一年，即种柠条2.5万亩，扩建和新建了两大灌溉工程，出师未捷，已身陷囹圄。在繁峙，他将互相开枪射击的两派仇敌联合到了一起，还和代县合作兴修了容水3千万立米的下茹越水库，以及孤山水库、水泥厂、硫酸厂、铁矿选矿厂、磷肥厂等，水地大增，粮食过亿（斤）。他有着无比的敬业精神，工作起来不要命，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即使被“打倒”，趴起来，还是复旧如此。

█ 1973年宣传画册中的河曲县曲峪大队，感谢大同老翟供图

刘毅只上过二年半私塾，一年半国民小学，一年中央团校，但能写漂亮的字，流利的文章，还有非凡的口才。四个小时的讲话，对象是初中生，居然无半点喧哗。人云刘“才华横溢”，似不为过。至于他的领导能力，这里引用给他做了七年办公室主任的杨在泉的一段自体诗：“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不磨磨蹭蹭；以民为本，为民谋利，不伤财劳民；心直口快，表里如一，不存‘弯弯绕 ’；大将风度，敢作敢为，不委过于人；色厉内荏，心慈手软，无整人之心；善听良言，博采众长，不忌讳批评；倒头便息，鼾声大作，不记挂琐事。”

刘毅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容易轻信别人，但那是神仙都容易犯的错误。他似乎很完美。河曲人把他当作了偶像。在五寨，文革中围绕他的斗争不断，他尚在狱中，农民们便在三干会上发动“骚乱”，逼县革委解放刘毅，并拒绝会议的一切日程安排。得不到答复，有“新五师兵团”就借批判之名，将他从监狱带出，拒绝送还。县革委眼看众叛亲离，毫无办法，只得将他遣送农村“劳改”，但劳改期间，又被农民们评为“五好社员”。

刘毅13岁丧父，当时母亲30岁，弟弟5岁，他从此成了家庭的顶梁柱。母亲终身守寡，且有一付菩萨心肠。刘事母至孝，他和妻子每月的工资都要交给妈妈，花钱时再去领。文革中，母子在监狱会面时，妈妈拉着他的手哭道：“天才，听妈的话，咱回坪头种地吧！”

█ 1973年宣传画册中的河曲县曲峪大队，感谢大同老翟供图

刘毅患冠心病逾三十年。2007年腊月病危，其堂弟在山委托我写简介，简介交过去后，好久没有回音。到了旧历年底，他的病又缓开了，他又躲过了一劫。其后身体恢复尚可。他经常给我打电话，不厌其烦地询问诸如大电厂、引黄工程一类的事儿。尽管他的耳朵很聋。今年元旦的前两天（农历十月二十四）我们还通过电话。想不到，在一个月零四天后的年三十早晨，他就作古了。他是在睡梦中静静地走的，如同他的人生一样，没有惊扰任何人。他和他的妈妈、他的爱人秦青莲，又可以在河曲老家的坪头梁“团聚”了。

回想我们30年来交往的点点滴滴，我的心好痛！一个好人，一个仁慈的人，一个纯洁无瑕的人，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出卖良心的人，走了！历史会永远记住他，河曲的子孙后代会永远记住他，他将永远是不朽的！

█ 1973年宣传画册中的河曲县曲峪大队，感谢大同老翟供图

附：刘毅简历

刘毅小名天才，河曲县坪头村人，1925年6月生，中农家庭。因家境艰难，只上过四年私塾和国民小学。13 岁父亲夭亡后即失学挑起家庭生活重担。15岁参加儿童团，不久转为民兵，因抓汉奸有功受过嘉奖。1942年调任二区治安员，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二区抗联青年部长。1946年3月赴晋绥二地委党校学习，其间曾在五寨县河湾村参加土改试点工作。同年秋回河曲一区工作，带领民兵参加过激烈的南梁阻击战，并被《晋绥日报》登载表扬。1947年初冬被选为一区贫农团委员并任南元行政村土改工作团长，因数次制止肉刑被认为“右倾”。后又两次参战，均以勇敢著称，1948年3月调任二区宣传委员，5月调任县青委书记，7月赴中央团校学习，11月随解放军接管天津，任电信三分局军代表。1949年11月回县任团县委书记，1952年1月改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6月升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54年11月任县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55年8月任县委书记。1959年1月任河、保、偏三县合并后的河曲县委第一书记，7月分县后复任河曲县委第一书记。1961年8月因粮食问题而被撤职，10月又被中共中央通报全国。其后任地委办公室副主任，1963年6月任专署水利局长。1965年5月起用为五寨县委书记，次年秋在文革造反中受到冲击，1967年2月被逮捕入狱，11月出狱，继续受审查。1971年11月起用为忻州地区革委农林水利局第一副局长。1972年11月调任中共繁峙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1975年11月升任中共忻县地委常委、秘书长，两年后任常委兼党校第一副校长，1979年4月任常委、农工部长、农委主任，1980年8月任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1983年8月退二线任行署顾问，省人大农业委员会顾问，1985年12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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