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五中“闹革命”
在太原市青年路上，有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那就是太原五中。每当我开车路过校门口，都会往里瞅几眼。看着那些骄傲的学子，我总能想起我在这里的读书经历。我知道他们今天读书是为了考大学，而我们当年读书却是为了“闹革命”。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席卷而来，没有人能躲过这场浩劫，身为小学生的我根本不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也不知道大人们究竟要干什么，我所在的三好小学，让我们戴着红小兵袖章，拿着红缨枪，一边上课一边扮演着红卫兵预备队红小兵的角色，似乎真的在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现在想起来其实就像是做游戏。没想到，这场运动愈演愈烈，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包括我的父亲也受到了冲击。1968年，我们勉强熬到了小学毕业，却没有中学可读。我们成了一群自由自在的羊，每天就是疯跑玩耍，随着社会动荡漂泊。因为年龄小，红卫兵大串联没我们的份，造反没我们的份，我们只是文革的旁观者。我记得那时候我跟着在山大附中初一上学的哥哥，跑到五一广场散发山大附中造反派组织印刷的传单，同时每天都能捡回许多其他造反派组织的传单和小报，回来再整理到一起阅读，最后再糊成风筝或者卖废纸。转眼间到了1969年，已经在社会上闲晃了一年的我们，听到中央传来的“复课闹革命”的声音，按照就近划片的原则，我们报社的子弟都到了位于青年路上的太原五中读书。学校按照军队建制，分连排班，我们68届小学毕业生一共两个连，我被分在二连十排。
█ 1970年7月14日，新建路小学五连七排全体留念，旺旺供图
█ 1970年7月12日，新建路小学六连三班毕业留念，太行石供图
太原五中是所老学校了，文革前就是华北地区的重点中学，直到今天，五中仍然是山西省的重点中学，高考升学率很高，家长们都为孩子能就读五中感到欣慰和骄傲。可是那时的我们却没有一点自豪感，因为那个时候五中大门洞开，只要是附近的人都能来读书。课是复了，但怎么闹革命，我们丝毫也不懂。我记得学校的教室里悬挂着毛主席语录，上面写着：“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那个时候课本编的很简单，什么工业基础知识（物理）、农业基础知识（化学）、语文、英语、数学、政治、军体课等。但是那个年代的老师却是很优秀的，许多老师是从北京上海支援内地建设到的太原五中。我们的英语老师谢甲武、语文老师周志善、政治老师孙以广、数学老师李景文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教学非常严谨认真。因为小学最后两年我们赶上文革，没好好读书，基础都差，有些代课老师就采取了速成补课办法。比如数学老师李景文，开学第一个星期补小学四年级的课程，第二个星期补五年级课程，第三个星期补六年级的课程，然后再开始讲授初中课程，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那时，社会上的文攻武卫的硝烟也飘散到学校里，许多男女学生结成了团伙，叫什么弟兄们、姐妹们。如有一人被欺负，团伙成员都伸出了手。上课期间，老师正在授课，经常会有一些社会上不明身份的人冲进教室，寻找某个学生要打架斗殴，老师也被吓得战战兢兢。下课期间，操场上也时有一些学生在打群架。放了学，校门外更是充满着一种紧张空气，三五成群的提着宽皮带自行车链子锁的社会青年似乎在寻衅什么人。戴黄军帽、系军用皮带、穿黄军衣成了厉害称霸的象征符号。虽然五中历史上被坊间称为爱跳舞的学校或者搞对象的学校，但是那时候男女生之间是绝对不说话的，课桌上划有三八线，基本没有早恋现象。可是我记得班里的两次打架事件都和女生有关。一次是一位爱打架的同学因为外校学生欺负我们班女生，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带领着一群学生和外校学生厮打起来，结果碰到警备区巡逻的解放军，这些同学如惊弓之鸟，四散逃离，跑进迎泽公园躲了起来。另一次是班里李海福在农村学农期间，遇到农民调戏我们班女生，李海福就和农民打了一架。本来农民要报复李海福，可是遇到村里百年不遇的洪水，李海福又勇敢地跳进水渠，用身体堵住决口，立了一大功，李海福变成了英雄，农民们又开始感谢他。那个时候，学校办有学习班，凡是打架斗殴有问题的学生，都被叫到学校的东小楼里，写检查、交代问题，可是学习班里也时常发生打架事件。那时没有团组织建制，班里只是发展学生入红卫兵，几个班干部入了红卫兵，胳膊上戴上菱形块的塑料袖章，上面写着红卫兵三个字，显得神气十足，让我们很羡慕。
█ 1973年7月13日，太原第十二中初二十七班毕业留念
虽然是以学为主，其实学工、学农、学军活动似乎超过了学习。那个年代，赶上要和苏修打仗，报纸上说“老虎爬窗野狼敲门”了。毛主席号召全国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伟人一声号召，我们就拿起了工具，寒冬腊月把校园下面挖了个空。我记得是在操场跑道旁边，采取的方法是先把地面挖开，然后往下挖几米深几米宽的一个壕沟，然后砌砖，顶子是拱形，最后上面填土。那时候是四个连轮流劳动，三个连上课时，一个连劳动。我们班的劳动委员叫焦文堂，大冬天，他早早就从家里跑来，用柴火烤热地面的冻土。有一次，洞壁塌方，把一位姓张的同学的腿压住了，腿拐了好长时间。修建防空洞的砖瓦、水泥、沙子、白灰，都靠我们从外面拉回校园。排里按照体力强弱、男女搭配，四个人一组一辆小平车，分别派到汾河迎泽桥下拉沙子，去东太堡劳改砖厂拉砖，去乱石滩拉石灰。由于年龄小、平车重，经常就把驾辕的同学吊了起来，还是靠路人帮忙，才能平衡压下去。经过一冬天的努力，我们最终挖成了几米深几百米长的防空洞，防空演习时，四个连几百名学生都钻了进去。学军活动除了在操场走步训练，就是学习解放军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背着行李徒步拉练，地点是去北营，来回整整走了一天，许多同学到了地点腿都站不直了，脚上也打起了泡。在部队农场的庄稼地里，我们架锅做饭，其实就是喝了一顿稀饭。班主任孙老师骑着自行车，谁走不动了就拿车子推着谁。学农活动的内容就是春天去黄陵公社马练营大队和去郝庄公社黑坨大队平整土地，一周时间，我们就住到农村老乡家里没门窗的窑洞里，说是和农民实行三同，其实我们住的条件比农民差远了。在村里时，一位胖胖的同学因为饭量大，吃不饱，和老师闹起事来。老师就组织全排开了一个批判会，要求这位同学斗私批修，检查自己的多吃多占思想。我们在农村时，学校还派了由学生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下去慰问演出。学工就是去太原卫生材料厂，和那些女工们挤坐在一起，用手工叠纸盒子装橡皮膏，开始还新鲜，后来就觉得枯燥乏味极了，后来又去了太原第一机床厂学习钳工技术。我们还参加了修南沙河工程，除掉河道里的杂草、疏通河道、加高河坝。学工学农学军活动确实增强了我们的劳动观念，拉近了我们和工农的距离，锻炼了我们的体魄。
█ 1975年7月16日，太原十二中高六班毕业照，太行石供图
太原五中和迎泽公园一墙之隔，那时候公园的围墙早就被推倒很长一段，守着那么大一片湖水，我们的心都是痒痒的。下了课我们男生就集体跑进公园，纷纷跳进水里游泳。有的穿游泳裤衩，有的只是穿着睡觉的大裤衩，有的干脆光着屁股。班里最活泼好动的李海福几次在水里垂死挣扎，被人拽上岸。可是有一次，我们看到公园湖边停着许多小游船，李海福就解开一条船的缆绳，跳了上去，其他同学跳上另一条船，双方都学着水泊梁山好汉，拿着划桨，在水上展开了一场大战，被打掉到水里的爬上船再继续战斗，李海福被打到水里好几次，钻到水底一会儿又浮了上来，像水浒传里的浪里白条，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以前不会水是装出来的。这场惊心动魄的博弈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 迎泽公园老照片
复课闹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我们除了早请示晚汇报，政治课就是每天集体学习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毛主席语录，开斗私批修会。那时学校批判资产阶级臭老九的运动已经告一段落，大部分老师参加了复课闹革命，个别人还在被批斗改造中，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工宣队占据了领导岗位。我们的班主任孙以广老师虽然是1956年入党的知识分子，但是文革期间因为家庭出身是上海的资本家，被说成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每天夹着尾巴做人，也不敢大胆管理我们，而我们也没有很尊重孙老师，甚至连孙老师不长胡子也琢磨讨论很久。
1970年7月1日，省直机关干部从中央办的山西干部学习班回来，大部分人被下放外地或者插队农村，我的父母被下放到雁北大同工作，班里的20几个干部子弟也随着家长要转学离开2连10排了，掐指算来，我在五中读书整整一年。临别时，全班人去太原红旗照相馆照了一张分别照，那张照片上，孙老师站在最后一排最把边的一个，可见那时候老师的地位。照片洗出来后，上面写了一行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太原五中二连十排分别留念”，照相时，排里有个叫杨建萍的女生因病戴着一顶帽子，坐在女生堆里，照片洗出来后，我觉得她戴着帽子滑稽，像个男生，就在照片上给她画了个胡子。至今，这张照片我还保存着，每当看到它，就会想起许多五中的往事，想起许多同学的笑容，想起那个特殊荒唐的年代，想起我们做过的许多傻事，想起我们的复课闹革命。历史是很难复制的，这样的“复课闹革命”，我想后人可能再也不会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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