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里的临汾
引言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是我国第一部以水道为纲，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历史地理巨著，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它还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被誉为山水文学的开创者。清代刘献廷称：“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而清人沈德潜甚至认为《水经注》是“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著作；皆因《水经注》文笔精妙内涵幽深独步古今，无能出其右者，遂成“不容有二”之千古绝唱。
《水经注》的系统探究对于修复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治理改良自然地理景观，延续历史文脉，促进生态和谐乃至经济转型升级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把文化旅游业作为地域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呼声亦越来越高；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同志指出：“要使文化旅游产业成为转型的新引擎新支柱，加快把文化旅游产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把山西打造成富有特色和魅力的文化旅游强省”。诚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水经注》相关探究的现实意义亦逐步显现。近年来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便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呼吁展开对《水经注》的地理学研究，以重建公元六世纪以前中国的河流水道体系以及人文地理景观，进而为今天的山川治理与景观改造提供重要参考，同时又指出就学术领域而言，这是现阶段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新的重要的学术增长点[1]"。
从历史上看对《水经注》的研究历经宋、明到清代达到鼎盛。有清一代名儒辈出，而其中不少学人争相以复原《水经注》的原貌为荣誉，甚至连乾隆皇帝本人也以能纠正《水经注》之误为荣。如乾隆在《御制文集二集》之《热河考》一文中，指摘《水经注》所讲武列水（即热河）“三川合流之序则不足据。”批评郦道元“徒尚耳食耳，而未尝亲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络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
王国维先生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90多年前的“二重证据法”已无法更好地适应当今科技日新月异之发展，历史地理学需要注入新的高科技元素，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水经注》卷十三、卷三、卷六、卷十二等河段极为繁琐艰难的考证探究中笔者逐步提炼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完备的考证方法即“三层二维法”。“三层二维法”本质而言属多重考证法的范畴；三层即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面；二维即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维度；通常而言宏观层面依据文献记载着重从时间维度进行多重比对勘验（鉴于文献记载的模糊性），中观层面则借助Googleearth等工具着重从空间维度进行校验，而微观层面则以实地踏勘及相关考古资料为据等进行细探甄别。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时空维度的综合考析去推证相关史地信息的正确与否。
当然关于《水经注》的文字校验问题亦非常重要。虽然戴震校勘《水经注》改正了错讹三千多处（当然不乏其统筹运用了全祖望、赵一清等诸家的校勘成果）反映了《水经注》文字校验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但正如已故郦学大家陈桥驿先生所说的“虽然此本（戴震所校殿本）还存在若干可以继续校勘处，但总的说来，考据派的事业已基本完成[2]。原雁北考古队队长张畅耕先生认为：若一味强调文字校验而忽略了实践校验，则难免陷入误区，而脱离实践的文字校验有时会越校越糊涂[3]。孙靖国先生在给笔者的回信中亦指出：“研究历史地理，不能只靠纸面的文献功夫，实地考察非常重要”。冯文勇老师认为：“要在较大的空间尺度上来推定数座或者数十座古城的位置，较为妥帖，且水经注所述不可轻易下记载有误的判断”是颇有见地的[4]。尽管如陈桥驿先生所说“考据派的事业已基本完成[5]；但《水经注》的版本问题依然是重中之重。笔者以为除了在现有的几个较好的版本（全祖望、戴震、赵一清、王先谦及杨守敬与熊会贞合注的注疏本等）结合宋刻残本统筹考量的基础上还必须引入微观层面的考古校验及中观层面的谷歌地球等方位距离校验等理念而不能拘泥于以文字校文字的桎梏抑或陷阱。
《水经注》的系统探究对于修复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治理改良自然地理景观，延续历史文脉，促进生态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其现实的重要性仅以大同为例：大同前任市长耿彦波同志对云冈石窟景观的修复，主要是参照了《水经注》 的珍稀记载；如今的云冈石窟再现了郦道元笔下“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的旖旎秀丽景致，极大地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而大同古城“梦回平城”，再现魏都平城历史辉煌的惊世手笔，亦多以《水经注》如浑水（大同御河）流域的相关记载为圭臬。
《水经注》里的临汾主要涉及河水（黄河）流域和卷六的汾水流域。但愿临汾市积极响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借鉴成功经验，依据《水经注》相关记载，持续发力，高质量复原公元六世纪以前河汾水系的自然风光及流域内的人文地理景观，发掘厚重的人文历史底蕴，实现文旅产业的靓丽转型与升级。
要之，依托《水经注》等中华典籍所蕴藏的宝贵文化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不失为未来文旅产业的阳光大道。期冀能为修复和保护三晋历史文化遗存，延续三晋历史文脉恪尽绵薄之力。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旅游的灵魂是真正的文化，旅游的核心吸引力、竞争力也来自于真正的文化，相信这一理念将日益为人所共识。（杨年生 谨记）
一、《水经.河水注》里的临汾
河水又南，左合信支水，水发源东露溪，西流入于河。河水又南，左会石羊水，巡溪东入，导源穷谷，西流注于河。
信支水，从谷歌地球鸟瞰，信支水约沿今永和县花岭则、靳家山、冯家山村一线东注入河。谢鸿喜认为即今永和县西北40里的关河，发源于县西北大寨岭山，西流约20里至永和关北入黄河[1]。
石羊水，约沿今永和县前河里、下退于、石家湾村一线东注入河。（河畔有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谢鸿喜亦认为即今退干河。（谢鸿喜，1990）
域谷水东启荒原，西历长溪，西南入于河。
域谷水，即今芝河，又名仙芝水。按《清一统志》：“仙芝水，在永和县西，即古域谷水也。”
河水又南，合孔溪口，水出孔山南，历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有穴如车轮，三所。东西相当，相去各二丈许，南北直通，故谓之孔山也。山在蒲城西南三十余里。
孔溪，疑为发源于大宁县石坪山之河流。谢鸿喜认为即孔山圣泉水。（谢鸿喜，1990）
孔山，亦称风山、明窟窿山，为大宁县与永和县界山[2]。
孔山的“孔壁穿轮”与孔溪的“圣泉漱玉”均为大宁古八景之一；但可惜因凿山采石不少古迹受损严重。
河水又南，蒲川水出石楼山，南迳蒲城东，即重耳所奔之处也。
又南历蒲子县故城西。今大魏之汾州治。徐广《晋纪》称：刘渊自离石，南移蒲子者也。阚骃曰：蒲城在西北，汉武帝置。其水南出，得黄卢水口，东出，历蒲子城南，东北入谷，极溪便水之源也。又南，合紫川水，水出东北紫川谷。西南合江水，江水出江谷，西北入紫水。紫水又西北，入蒲水，蒲水又西南，入于河。
蒲水，今昕水河[3]；
蒲子县，《隰州志》：“在州东北八十里，俗名蒲子村。”故按注文结合《隰州志》综合考量，疑与今吕梁交口县蒲依遗址[4]有关。(2006,山西文物局)
黄卢水，熊会贞认为即今义泉河；但谢鸿喜认为义泉河在古城西北，与《水经注》所述方位不合，应即今古城河，发源于紫荆山北麓。（谢鸿喜，1990）
紫川水，即今隰县午城镇上游的昕水河段。今称东川河，发源于紫荆山东麓。
江水，今蒲县南川河。
○河水四
△又南，过河东北屈县西。
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北十里有风山，上有穴如轮，风气萧瑟，习常不止。当其冲飘也，而略无生草，盖常不定，众风之门故也。
北屈县故城，学界普遍认为即今吉县车城乡麦城村城址。城址颇具规模，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500米。现存城墙残段。墙体夯筑，夯层厚0.1-0.15米。采集有战国的泥质灰陶豆，汉代泥质灰陶罐残片及铜箭头等[5]。（2006，山西文物局）
风山，风山即今山西吉县人祖山又名庖山，因山上有祭祀人祖女娲和伏羲的庙宇而命名为人祖山。《帝王包纪囤存》：“庖牺氏，风姓也。制嫁娶之礼。”故有认为因伏羲氏属古风姓，所以人祖山就又被古人称为“风山”或是“庖山”。但按注文“上有穴如轮，风气萧瑟，习常不止。当其冲飘也，而略无生草，盖常不定，众风之门故也”考量，风山显然是因其山上的风洞而得名的。风山海拔高度1742米，山体风景秀丽多姿。山中历代庙宇约达200处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建有“娲皇宫”和“伏羲皇帝正庙”的人祖庙。
风山（人祖山）完整保留了原始森林的古老风貌，兼有众多伏羲时代先民的传说。据考古发现，这里很可能曾是伏羲女娲早期生产生活的地方，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柿子滩古人类遗址”和“女娲岩画”，就在人祖山脚下[6]。
图表1人祖山风光
风山西四十里，河水南出，孟门山与龙门山相对。《山海经》曰：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黄垩、涅石。《尸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邱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故《穆天子传》曰：北登盟门，九河之隥。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阸，兼孟门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濬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
《元和郡县志》称壶口为石槽：“河中有山，凿中如槽，束流悬注七十余尺”又云：“石槽长一千步，阔三十步”，已与上述注文描述不大相同；反映出到唐代壶口瀑布已逐步向上游推移，在石河床上形成了一条长一千步，宽30步的深槽。而如今的壶口瀑布已上移到距孟门约5千米处的龙王辿附近，号称十里龙槽。清乾隆《宜川县志》（编纂者吴炳），指出黄河壶口“上流宽广，至此收束归槽，如壶之口然，故名”。并称孟门“属平佐里，在县东北100里黄河中，任水涨滔天，终不能没。”其所著《壶口考》一文，对前人文献中的一些不实之处，给以纠正，在壶口研究中有重要参考价值。（《宜川县志》卷十八）
壶口瀑布的形成和发展，是河床上裂点发展和移动的结果，裂点就是河流中突然形成的急坡地段。最典型的裂点就是瀑布，因为瀑布是河水垂直跌下的地方。因此，瀑布必须有一层坚硬岩石所成的“造瀑层”才不易被河水所侵蚀而使瀑布变为急流。瀑布的下面即有由瀑布冲下所成的深潭。如果造瀑层被蚀后退，那么瀑布前方就会形成一个不长的峡谷，表示瀑布不断后退的结果。壶口瀑布的地形正是这样。
孟门曾经是壶口瀑布过去的位置。由于溯源侵蚀，裂点不断沿河向上游推移，瀑布下的深潭延伸成原河槽中的小河槽——即“十里龙槽”。如今这段黄河的裂点已到达龙王辿，即今之壶口瀑布；而孟门就是较近地质时期裂点后退与河流下切时遗留在河床的两个石岛。
图表2壶口瀑布，摄于2016年9月1日
又有燕完水注之，异源合舍，西流注河。河水又南得鲤鱼涧，历涧东入，穷溪首便其源也。《尔雅》曰：鳣，鲔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渡为龙矣，否则点额而还。非夫往还之会，何能便有兹称乎？
燕完水，谢鸿喜老师认为：“文城河当与燕完水较合[7]”。但按注文所述次序，燕完水当在壶口瀑布下游，当然正如谢师所说将燕完水比定为清水河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清水河即羊求水)；故此本文以为燕完水当是位于壶口瀑布与清水河之间的那条小支流。（发源于高祖山，流经吉县王家山村、陈家岭村、柴家庄村，在壶口高速收费站南入黄河）
河水又南，羊求水入焉。水东出羊求川，西迳北屈县故城南，城即夷吾所奔邑也。王莽之朕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郑，次于南屈。应劭曰：有南故加北。《国语》：二五言于献公曰，蒲与二屈，君之疆也。其水西流注于河。
羊求水，按注文“水东出羊求川，西迳北屈县故城南”考量即今清水河。
二五亦称二五耦，晋国人称晋献公外嬖梁五和东关嬖五为“二五耦”；耦：两人耕地。出自《左传·庄公二十八年[8]》；“二五耦”可理解为狼狈为奸。
河水又南为采桑津。《春秋.僖公八年》：晋里克败狄于采桑，是也。赤水出西北罢谷，东流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
采桑津，谢鸿喜援引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认为采桑津即今蛤蟆滩[9]。
二、《水经.汾水注》里的临汾
摘要：本文宏观层面依据文献记载着重从时间维度进行多重比对勘验（鉴于文献记载空间维度的模糊性），中观层面则借助Google earth等工具着重从空间维度进行校验，而微观层面则以实地调研及相关考古依据等进行细探。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时空维度的综合考析着重对《水经注》卷六汾水（汾河）流域所涉临汾地域相关史地疑问：彘(城)、尧都唐城、赵城、杨县故城、高梁邑、尧城等进行全新探究。
△又南入河东界，又南过永安县西。
故彘县也。周厉王流于彘，即此城也。王莽更名黄城。汉顺帝阳嘉三年，改曰永安县。霍伯之都也。
永安县，东汉永安县（西汉彘县）城，故治即今霍州市。城址已不存，但附近有数处汉墓群分布。
彘(城)，指周厉王烽火戏诸侯之后被流放的彘(城)；按杜预《左传注》：永安县东北有彘城。而今东城村规模庞大的东城遗址与南坡头遗址恰当其位。（2006，山西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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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唐城东。
瓒注《汉书》云，尧所都也。东去彘十里。汾水又南，与彘水合，水出东北太岳山，《禹贡》所谓岳阳也，即霍太山矣。上有飞廉墓。飞廉以善走事纣，恶来以多力见知。周王代纣兼杀恶来。飞廉先为纣使北方，还无所报，乃坛于霍太山，而致命焉。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汝石棺以葬。死遂以葬於霍太山。有岳庙，庙甚灵，乌雀不栖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灵泉，以供祭祀，鼓动则泉流，声绝则水竭。湘东阴山县有侯昙山，上有灵坛。坛前有石井，深数尺，居常无水，及临祈祷，则甘泉涌出，周用则已，亦其比也。
唐城，尧都唐城，学界迄今尚未明确其地望。但依据注文“（汾水）历唐城东……东去彘十里”、“汾水又南，与彘水合”作方位校验，唐城应位于彘水（南涧河）以北，汾水以西且距离西汉彘县城（今霍州市）约10里的范畴，大致可判断在今白龙镇一带；爬梳相关文普资料，颇疑今白龙镇白龙村堡子遗址（新石器）很可能为尧都唐城。
彘水，即今南涧河。
太岳山，亦称霍山、霍太山，珠峰位于霍州、洪洞、古县交界处，海拔2746米。
飞廉墓，飞廉，或作“蜚廉”，是赵氏祖先中颇具争议的一位人物。传世文献对他的记载褒贬不一。《嘉庆重修一统志》霍州：飞廉墓在州东。光绪《山西通志.陵墓》：彘县十五里有飞廉墓。
“飞廉”与“霍太山”关联密切。按《史记·秦本纪》载，周武王灭商“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死，遂葬于霍太山”。有学者认为飞廉之所以将霍太山作为终老之地，是因为霍太山一带正是其族聚居之处。霍太山得名，即与赵氏先人的鸟图腾崇拜有关。“霍”就是与皋陶关系密切的“鸠鸟”。古人通过观察鸠鸟相逐，可以预测晴雨[10]，故“霍”之字形从雨从隹。霍太山就是皋陶后裔迁居此地后因其图腾崇拜而命名的[11]。
岳庙，谢鸿喜认为当中今南涧河谷柏乐村一带。（谢鸿喜，1990）
灵泉，光绪《山西通志.山川考》：打鼓泉在霍山颠休粮寺左。
彘水又西流，迳观阜北，故百邑也。原过之从襄子也，受竹书于王泽，以告襄子。襄子斋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余霍太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汝反灭智氏，汝亦立我于百邑也。襄子拜受三神之命，遂灭智氏，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之，世谓其处为观阜也。彘水又西流，迳永安县故城南，西南流，注于汾水。
汾水又南，迳霍城东，故霍国也。昔晋献公灭霍，赵夙为御，霍公求奔齐，晋国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奉祀，晋复穰也。盖霍公求之故居也。
汾水又迳赵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赵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发源成潭，阔七十步，而不测其深。西南迳赵城南，西流注于汾水。
观阜，故址在今霍州市东南观堆村。（谢鸿喜，1990）
赵城，按注文及清道光《赵城县志》：“（赵）城东三里许，官庄村，为造父食邑”所载；结合相关文普资料，注文“穆王以封造父，赵氏自此始也”之赵城当即今赵城镇官庄东周城址[12]。（2006，山西文物局）
霍水，即霍泉水，源出霍山脚下，距广胜寺下寺（水神庙）不过百米。霍泉今日之风光亦大致如注文所述：“（霍水）出霍太山，发源成潭，阔七十步，而不测其深”。由海场、分水亭、碑亭、水神庙组成。霍泉是历史悠久的三晋名泉与广胜寺飞虹塔遥相辉映，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霍城（霍国），按注文“汾水又南，迳霍城东”结合文普资料推析，霍国遗址（西周）位于今霍州市白龙镇陈村。
图表 3霍泉与广胜寺飞虹塔，摄于2017年6月7日
△又南过杨县东。
涧水东出谷远县西山，西南迳霍山南，又西迳杨县故城北，晋大夫僚安之邑也。应劭曰：故杨侯国。王莽更名有年亭也。其水西流入于汾水。汾水迳杨城西，不于东矣。《魏土地记》曰：平阳郡，治杨县，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
杨县故城，按注文结合文普资料推析，即今洪洞县范村一带的洪洞城址。（2006，山西文物局）
涧水，按注文“西南迳霍山南，又西迳杨县故城北” 作方位考量，涧水应即今洪安涧河。
△西南过高梁邑西。
黑水出黑山，西迳杨城南，又西与巢山水会。《山海经》曰：牛首之山，劳水出焉，西流注于潏水，疑是水也。
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东南出巢山东谷，北迳浮山东，又西北流与劳水合，乱流西北，迳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又南，迳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纳公子重耳于晋，害怀公于此。《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三年，智伯瑶城高梁。汉高帝十二年，以为侯国，封恭侯郦疥于斯邑也。
黑水，按光绪《山西通志.山川考》：涝水出乌岭下，一名黑水。则黑水即今涝河。按注文“西迳杨城南，又西与巢山水会”推析则巢山水即今洰河。
黑山，今称邬岭山。（谢鸿喜，1990）
高梁邑，学界多认为即今临汾市樊家河遗址[13]。此外按《嘉庆重修一统志》：“今县北有高河镇，即古高梁城” 樊家河遗址就在高河店附近，但城址已无存。
△又南过平阳县东。
汾水又南，迳白马城西，魏刑白马而筑之，故世谓之白马城。今平阳郡治。
白马城，学界多认为即今临汾市治。
汾水又南，迳平阳县故城东，晋大夫赵晁之故邑也。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竹书纪年》晋烈公元年，韩武子都平阳。汉昭帝封度辽将军范明友为侯国，王莽之香平也。魏立平阳郡，治此矣。水侧有尧庙，庙前有碑。《魏土地记》曰：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东原上，有小台，台上有尧神屋石碑。永嘉三年，刘渊徙平阳于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龙纽，其文曰：有新宝之印，王莽所造也。渊以为天授，改永凤二年为河瑞元年。
平阳县故城，学界多认为即今临汾市尧都区西南金殿镇。结合文普资料推析今金殿镇城居村遗址很可能便是当时平阳县故城之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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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水南与平河水合，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尚书》所谓壶口治梁及岐也。其水东迳狐谷亭北，春秋时，狄侵晋取狐厨者也。又东，迳平阳城南，东入汾，俗以为晋水，非也。汾水又南历襄陵县故城西，晋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乡亭矣。西北有晋襄公陵，县盖即陵以命氏也，王莽更名曰干昌矣。
平水，又称平阳水，今称龙祠水，源出临汾市姑射山（古称壶口山、平山）。郦道元认为当地人以平水为晋水是错误的（俗以为晋水，非也）
壶口山，即今姑射（ yè）山。庄子《逍遥游》曰：“邈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姑射之山被誉为神山仙境，洞壑幽深、峭壁林立、苍松古柏，争奇竞秀自古以来便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狐谷亭，光绪《襄陵县志》：狐谷亭今名豁都，即铺头村。
襄陵县故城，即今新城镇古城庄城址。（2006，山西文物局）
晋襄公陵，位于襄陵镇东柴村。晋襄公为重耳之子。襄公墓现存墓冢残高约18米，东西长40米，南北宽40米。墓南北排列有太子、太妃两座墓冢。904
△又南过临汾县东。
天井水出东陉山西南，北有长岭，岭上东西有通道，即钘隥也，《穆天子传》曰：乙酉，天子西绝钘隥，西南至监，是也。其水三泉奇发，西北流，总成一川，西迳尧城南，又西流入汾。
临汾县，谢鸿喜按《括地志》等文献记载推测临汾县故治即今襄汾县西南48里晋城村。按此则赵康古城遗址恰当其位。赵康古城平面近似长方形，规模极其庞大，周长约8480米。古城北部正中还有一座小城的残址，平面正方形，约1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庞大的城址极有可能为一处都城遗址。经爬梳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发现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畅文斋在《山西襄汾赵康附近古城址調查》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赵康古城可能是晋之聚,《史记·晋世家》献公八年“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日绛,始都绛。”《左傅》庄公二十五年“晋士蔫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 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二十六年,“春,晋士蔫为大司空,夏,士蒍城绛,以深其宫”,杜注云“绛,晋所都”。《水经》汾水条“又南过临汾县东,又屈从县南西流”。根据上述文献,可以认为聚即晋之邑,晋献公八年城聚圃杀群公子,次年便在聚加以扩建,以后便徙都到这里,更名日“绛”。至汉初又在这里置临汾县。因此初步认为这座古城有可能就是晋之“聚”、“故绛都”和汉初临汾县城的遣址。（畅文斋，1962年）
天井水，今称釜河。三泉即今西海温泉、龙泉、七星泉，此温泉当为晋国王室沐浴之地。
东陉山，即乌岭山。钘隥，古关隘，今称乌岭。（谢鸿喜，1990）
盐，即运城盐池。
尧城，谢鸿喜认为尧城即今翼城县北唐城。但按注文“其水三泉奇发，西北流，总成一川，西迳尧城南，又西流入汾”，本文认为尧城与著名的曲沃天马遗址当有着深厚的渊源。
[1]谢鸿喜：《<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1页。
[2]刘维毅：《山西古今地名词典》，三晋出版社，2009年9月，第312页
[3]备注：隰县午城镇附近东川河、城川河汇入后的昕水河段可视为蒲水下游；而蒲水中上游则为城川河而非东川河。
[4]山西省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下），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第1261页，
[5]山西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卷》(下)，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第968页
[6]金月全杜欣 马治卫等：《吉县人祖山上寻人祖》中华龙都网 ，2014-10-27
[7]谢鸿喜：《<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6页。
[8]《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杜预注：“姓梁名五。在闺闼之外者。东关嬖五，别在关塞者，亦名五。皆大夫，为献公所嬖幸，视听外事。”外嬖梁五，晋献公时大夫，为骊姬谋害太子申生。晋国人称呼梁五和东关嬖五为二五耦（两个名叫五的狼狈为奸）。前666年，晋献公夫人骊姬为了让其子奚齐为储君，贿赂梁五和东关嬖五，让他们说服国君让太子申生和成年的公子重耳、夷吾离开京城。梁五和东关嬖五说戎狄常侵犯晋国，需派公子守卫领土。献公让申生居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重耳居蒲城（今山西隰县西北），夷吾居二屈（今山西吉县）。于是晋献公身边的儿子只剩下奚齐。十年后，申生被逼自杀。重耳、夷吾也逃奔国外。
[9]谢鸿喜：《<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6页。
[10]陆玑 《诗义疏》云：“鹑鸠，……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日：‘天将雨，鸠逐妇’是也 ”
[11]李修松；《徐夷迁徙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2]山西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卷》(下)，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第919页
[13]《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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