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东方与汉学主义

图/野地美樹子

节选自《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特约书评人”栏目

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皇皇巨著，中译本3卷11册，分别讨论15、16、17三个世纪的欧亚交通（广义），以“发现的世纪”“奇迹的世纪”“发展的世纪”作为总结，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发覆的关键时代，我们想要弄清楚自身现世的来龙去脉，必须追溯这一时期的“前世今生”。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这样自觉之宏大意识且脚踏实地的学人真属凤毛麟角，好在已有学者在孜孜不倦地沿着这一方向探索前进，周宁教授就是一例，他对跨文化形象学的倡导和实践，都非常值得关注。这次三篇书评的对象，讨论的虽是不同著作，但都大体可反映出周宁教授的主要学术轨迹，“跨文化形象学”似乎是他基本确立的学理归属。林曦以“权力联姻”为题讨论跨文化形象学的困境与路径，虽然略嫌形而下未能捕捉到其核心构建进行讨论，但确有自家见地；周云龙对“汉学主义”的讨论中肯而不乏建设性意见，但基本也未脱“权力”窠臼。汉学主义最初由周宁教授提出，而顾明栋教授将之发扬光大，从提示文化、学术殖民，乃至深层理解西方学术的层级关联方面，确实很有意义。郑永年曾深刻指出，亚洲国家在知识体系上曾为西方“殖民”，近代之后成长起来的精英学者多接受西方教育，但大多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或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或正可与东方主义、汉学主义等概念相互印证。尽管如此，在我看来，这在整体学术场域发展而言，终究是末端。说到底，求真求知乃是任何一个常规学人的必然选择，即便他摆脱不了各种国族限制乃至因素制约。但费希特的宣示仍有其普适意义，“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促进这种发展进程”。“权力”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发展到福柯，已经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它虽然作为概念工具很好用，但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绝对不能抹杀人类对美好人性、社会和谐、情感的向往和追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既有权力宰制的黑暗浑浊，弄权者的卑劣和无耻，但也有贤哲的为天下范，大众内心的道德意识。我们必须要能把握这种阴阳相生的自然直理，洞察幽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国后现代诸子虽然奇思瑰想，新论迭出，然终究不如德国诸子之宏大气正、慨然而立于万世；而我们更不要忘记的是，在西方内部，德国始终标榜自己是“非西方”的。

　　所以我们需要讨论“权力”，甚至需要正视在社会生活乃至精神层面无处不在、无所不与的多层次的“权力”，但绝对不能“一叶遮目”，以此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在这点上，我还是比较欣赏周宁教授的实践轨迹，虽然发覆“汉学主义”，但基本上点到为止，即便为西方汉学家所挑战，也是淡然置之，始终致力于自己的跨文化形象学的研究和学理思考；乃至“打开工具箱”，为汉语学界推出拉赫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说实话，仅后者一端，我都会认为其功德无量，因为这完全使得我们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求知水平线上。梁启超所谓“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三境界，我们至少可以介于后两者之间了吧。我之愿意讨论是书，一方面是因为他所讨论的学域与我自身的关注息息相关，提出问题或疑问有助于可能打开与联通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则纯属学人之间的相互致敬，是因为作者表现出的学人求知意识，穷生命之水而注入此宏大学术事业，舍其求真向学之意志何能为？安可为所谓欧洲中心主义或什么汉学主义所困。正所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通；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作者以及译者所表现出的学术境界，值得任何一个求知向学者表示最基本的敬意。东方本就是客观存在的那个东方，亚洲也是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但如何将其在话语场域中表述出来，并展现中国的相应位置，却殊非易事。或许，这正是一代人的学术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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