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评论┃魏建宇：当代男性是否已沦为社会“第二性”？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2期“双子书话”栏目

作者，魏建宇，南开大学文学院

当上世纪中叶的女权主义者“揭竿而起”，女性仿佛张开了沉睡已久的双眼，那被莎翁命名为“脆弱”的一群人，随着“觉醒”的光耀，俨然冲破暗夜的黎明，撕开了一道天缝，激越起“解放”的呐喊。女性恍若醍醐灌顶，一下子发现了千百年来被压抑的秘密，于是，“男权主义”、“父权制”这些迫害着女性的标签被贴在社会历史的高墙上，昭示着沉冤已久的女人们在时代的催化下开始了申诉的历程。

此后，“女性主义”理论和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一位位学识渊博并具有强烈权利意识的女人开始口诛笔伐这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环境，开始观照身为女性的悲苦和痛楚。其中最受推崇，一度被称为“女性主义圣经”的著作来自一位法国女性——西蒙娜·德·波伏娃，她的作品《第二性》系统地阐释了作为一个女人，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所遭受的污蔑和歧视。她就像一个社会性别的“侦探”，用敏锐的眼光解开了女性固有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秘密。“第二性”成为了女人们为自己的愤懑加上有力注释的标签——它意味着一个被塑造的性别在男女两性的天平中永远处于附庸地位的真相，它意味着男性天然的“第一性”和女性被强行变成“他者”的不公。就这样，女人们披着“第二性”的枷锁，擎着“人权”的大旗，带泪控诉抑或愤而揭竿，开始向男性讨要权利、尊重、解放，而男人们呢，被这一股强劲的风暴吹得懵懵懂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同性别祖先对另一半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欺压，在这场社会性别史的官司中，一代又一代男性沦落成赋予女性“第二性”压抑的罪人，时时处处受着女性主义的指摘和审判。

然而，放眼当今社会，曾经的“男尊女卑”观念变成了“女人逛街、男人拎包”的街头怪象，以往女性口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歧视”摇身成“女强人”搭配“煮夫”的家庭格局，男人们引以为傲，自称“居家好男人”，女人们雷厉风行，标榜“经济独立新女性”……被压缩到极致的弹簧也会悄悄地舒张反弹，力道甚至更强更猛，当女性以“得理不饶人”的姿态从被挤压的桎梏中渐占上风，社会性别的平衡似乎也随之倾斜到了固有的“第二性”一方。当“Lady First”成了女人嘴里傲慢的口号，当“歧视女性”成为争吵时让男人哑口无言的咒语，当女性用强势的声音叫嚣着权利和地位的弱势来逼迫男人妥协退让，我们不禁思索——是否当代社会的男性也将渐渐走向性别的“谷底”，沦为新时代的“第二性”呢？

男人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焦虑，一如几十年前女性开始思索自己的命运一样。且不说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中的男女分工问题，我们不妨将女性主义理论做一逻辑延伸——女性自己在发掘自身处境的时候，明锐地指出了男性对女性在意识上的压抑，女性主义者批判父权制对女人的假想涉及到把女性想象成为两种极端：传统的好女人——美丽、贤惠、顺从，还有一类阴鸷的“坏女人”——野性、歇斯底里、具有诱惑。这种“天使”与“疯妇”的两极化对立涉及到外貌、品行、性的想象，被视为对女性塑造上的侵犯，那如今，对于男性的塑造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假想”特性。以电视广告为例，男性在电视广告中就遭遇了“两极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在黄晓明为尼桑汽车所做的广告中，我们看到了西装革履、拥有豪华座驾的男人，男人的“成功”就被锁定在这样的固有形象范式里——事业有成就要有体面的衣着、高档的配套设施、老板的气质。而这些背后都有一种元素在悄然支撑——金钱，男性的成就成为以金钱为尺度的丈量，女人把成功的男人想象成“多金一族”。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诸如“劲霸男装”的广告中，那些俊朗的男人们个个眉目棱角分明，胸阔体壮，“塞巴斯蒂安”一般的英朗健硕加之面容冷峻帅气成为男性美感的想象潮流。这些都是被极致美化了的男性，而相对的，一些电视广告在男性形象的塑造上便呈现出另一种极端。在相声演员杨议为“口子窖”所做的广告中，镜头的特写对准一张表情猥琐的脸，酒桌上一个个笑容夸张、庸俗地碰杯言欢的男人，簇拥着端酒上桌的美女服务员，让男人变成了贪杯好色的登徒浪子；京东的广告里，主妇训斥着男人对家庭事务不管不顾，让男人的形象天然地游离于家务之外，成为对家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局外人；更有甚者，在早些年汇仁肾宝“他好我也好”的广告语里，一批需要补肾的男人虚弱地登上电视荧屏，成为丧失了刚性之男人的象征。这些对男性的偏见地假想，又把男性固化为酒色之徒、大男子主义的家庭“甩手掌柜”、没有阳刚的弱者……

对男性也同样不公正的想象却没有人来揭穿，没有人用“女权”、“母权”的理论武器“伸张正义”，其实，在这些广告背后，我们应当透视到的是男性在商品社会中的逐步淡出，成为女性身后隐蔽的配角的现实。我们发现在电视广告乃至商场的平面广告当中，女性才是消费主体，男性却被边缘化为背后的支付者。营销实践的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是当今消费社会的主流人群，因此在诸如广告这种传播介质中，女性也就跃居为被取悦的对象，甚至连百货公司的布局也为照顾女性消费者而将女性服饰、用品陈列于更容易到达的近地楼层。若以女性主义批评类比，男性在消费社会的传播媒介之中，已经毫无疑问地开始步入“第二性”的境地。男权中心文化直接作用于男女两性之间，规定男性必须作为强者去支配包括了女性的资源，而女性只能是被动的接受。它不仅是女性遭受歧视的文化根基，更使男性背负着“女性被歧视的罪魁祸首”的罪名，它让男性在商场上强悍却在消费权力面前沉默。因此，不得不说男性同样也是男权中心文化的受害者。

台湾学者王行在《解放男人》一书中说“当你一来到这世界时，甚至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这个世界却已经给了你一个位置与期望。因此你就必须终此一生按照这个被给予的期望来扮演你的角色”。这就是女性主义者经常使用的“性别期待”理论，女人们对自己“天生就是主妇”的命运不以为然，并始终抵抗着社会性别对人的羁縻，而没有人去关心过性别的期待也同样作用于男性——男性在社会之中被期待为必须成功、养家、具有社会支配力量、能够获得强大经济来源来支撑以“女性”为符码的家庭。社会文化的这种性别期待所带来的压力不仅造成男性身体健康的恶化，更促使男性心理压力得不到释放。男权中心文化教导男性要坚强，必须处于强势地位，遇到困境不能低头和退缩，从而忽略了男性也有柔弱的一面，忽略了男性作为社会生物更“人性”的一面，忽略了男性心底最直接的感受，类比女性主义批评者的观点，将女性被视为“第二性”的文化挤压原理的逻辑进行延伸，男性是不是也处在“第二性”的境地之中呢？答案是肯定的，甚至于因为男性的期待更加不容易被满足，带来的性别歧视很可能超越女性受到的压抑。一个女人做不好“家庭主妇”，她可以有外出工作的出路，甚至“女强人”已经成为了一种褒义的赞许，可反观男性，他的无为抑或没有成就便很容易使他成为家庭的罪人，诟病的靶子，而如果男人选择成为与期待相反的“煮夫”，则更加会被贬斥成“没有出息”、“没有骨气”。加上“与时俱进”的社会观念把男女两性的结合等价为男性为房为车支付的“奴”，这一切都让男性在这个社会里感到无法喘息，他们却没有这种觉醒——这是一种对性别的“变相歧视”，他们没有觉醒这种固然的期待本质上也等同于对女性“贤妻良母”的指望，甚至更甚、更烈！“第二性”不再只属于女性，在时代的发展之中，这架本不公平的天平愈发地将“压抑”指向了男人。

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华盛顿邮报》对美国妇女疯狂与世界杯足球赛的原因调查发现，很少有女性对足球本身感兴趣，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足球运动员的短裤上，因为这可以使女人们更好地欣赏运动员肌肉发达的大腿和结实的小腿——她们是在凝视男性身体的阳刚与硬朗。对女性的凝视——特别是穆尔维在女性电影批评当中所讲，女性的身体在影像之中是被男性凝视的“视淫”对象——常被女性主义者拿来批判，作为反抗男权压迫的众矢之的。然而，女性同样在大众传媒之中对男性具有同等性质的“看”，那么是否男性也成为了被欣赏的或者“物化”了的“第二性”呢？当女孩儿们朝着电视里的“花美男”或“肌肉帅哥”投射痴迷的目光，是不是意味着男人的身体和容貌也成了“展品”陈列在充满性欲的观摩之下呢？当“大叔”、“草食男”等一系列描述男性外表的标签被女人列为玩味的对象标准，我们能否只是单纯地认为这是一种欣赏而没有驾驭和占有的欲望呢？在女人的眼睛里，一如丁玲笔下的“好丰仪”的男性同样在被物一样观赏着，男人看女人，女人就成了附庸于男性眼睛的“第二性”，那谁又能说这种逻辑反之却不亦然呢？

在这里，我并没有试图为男性伸冤，也没有半点批判女性主义的意思，只是在最后还是不免要揭示一个吊诡的逻辑而已——当女性焦虑自己的身份而把自己挤压在“黑夜”之中，须知，越焦虑处境便越黑暗，当你二元对立式地反对男性，实质上已经认同了男性“第一性”的地位，所有的强权意识形态都不是压迫“弱者”，而是让另一方自觉地步入“弱者”的序列。所以说，单纯的文化批判倾斜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社会的性别批评之落脚点也不应该是讨论“谁在欺负谁”、“谁应当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问题，当这些讨论久了，我们就会发现那是一个“死结”——固结了社会历史的久远积累、忽视了男女两性首先是人的天然属性的死结。当倾斜的性别论调逐渐掌握了这一领域的话语，对于另外一方无疑就是不公平的。在当代社会，男性在某种程度上就很显然地被置于这种不公平之中，只不过女性这近百年斗争的突如其来和声势浩大已经让男人在懵然之中失去了辨别和醒悟的力量。

“男性‘第二性’”不是一种戏谑，而应当是一记“警钟”：当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压抑，挣脱羁绊的手段不是只有“突破”，更重要的是一种“自省”，我们应省察的也不应只是狭隘的“一个对立面”，而是我们所置身的处境——资本、权力、文化、社会……唯眼界之开阔透辟、心智之冷静通达，才得自身之深刻解放。

本期选编：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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