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书评人】消费、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两篇小说中的王府井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9期“特约书评人”栏目。

作者，徐敏，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理解商业，也就是理解商品的流通、销售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购物活动，是研究消费文化的关键。各种类型的商业设施，在形成与建构特定的消费生活的过程中，起到了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定的消费文化，正是这些商业设施所展示和销售的商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相互作用的一种动态结果。本雅明对于拱廊街及世界博览会，博德里亚对于商品的符号价值的研究，都对此有过精到的阐述。事实上，我们称之为“市场”的东西，主要就存在于商业设施中“商品的巨大堆积”，以及人们各得其所的购物活动之中。商业，不仅是连接着商品生产与商品使用的中间环节，也是导致特定时代的经济基础与民众日常物质生活密切互动的领域。

我们所置身的城市，有着各种各样的商业设施，既有大型商场与购物中心，也有五花八门的路边小店及流动商贩，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存在理由。相比之下，大型商业设施与商业集中区，以令人瞩目的建筑形式、巨量的商品及相关联的服务和它们所吸引的如潮的人群，成为了特定城市的中心性场所。自西方19世纪中期，及中国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百货商场为主的大型商业设施，已经成为现代商业乃至现代城市的主导形态，它不仅是商品的一个聚集之所，也是城市令人流连忘返的一个中心之地。大型商场及商业街区，似乎在以一种永久性的建筑形态，让一个更广阔的经济体系深深扎根于城市及城市日常生活的生长与变迁，同时还把城市拆分为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割据与竞争，各自此消彼长的动态区域，从而让商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演化的核心因素之一。一座城市，就是由一座座分落各处的大型商场组合而成的。城市，总在以市场的空间形式来构建自身。而现代的大型商场及购物中心，还是商品生产及其流通方式最重要的呈现形态，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相互协作的产物。[1]相形之下，那些更具前现代形态的集贸市场、更小型的商铺，以及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流动商贩，则只是现代城市商业形态中的配角，它们在满足民众日常消费生活的过程中尽管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更显庸常、简陋甚至投机意味，给人以更强烈的临时感和不稳定感，似乎只是城市生活的寄生物。在今天，大型商场已经成为城市的公共空间。相比于城市中其他重要建筑，那些精心装扮、五光十色、热闹非凡的大型商场都是人们更容易也更日常进入的场所。城市中的人们，无论其财富及社会身份如何，都能在其中获得满足、幸福、疑惑与挫败等难以忘怀的经验。正是在这些经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着特定时代的宏观政治经济体制、城市空间形态、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发生密切互动的历史进程。

一、王府井与北京城市空间

如果说，由经济体制变革所造成的商品消费生活形态之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及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的话，那么这一现象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表现，就是文学面对这一社会变迁的无法回避的应答。单就书写商业设施及城市商业街区而言，王安忆作品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上海南京路与淮海路，池莉作品中改革开放时期的武汉吉庆街，以及其他一些作家，都从不同侧面书写了这些商业设施及商业街区在不同时期的消费景观及生活经验。而在北京，刘心武和王朔，也通过他们的作品，分别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北京的王府井大街。这两个时期尽管分属于当代中国的计划经济晚期及市场经济早期，但王府井大街却始终是这两个不同时期中的北京商业中心。刘心武描述80年代中期王府井大街的《王府井万花筒》写作在前，是一部应时之作；而王朔创作于90年代初期的《动物凶猛》却是针对北京70年代中期的一部回忆体小说，且王府井大街只是作品中的一个次要故事场景，但两部作品之间的王府井大街仍具有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能为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商业及消费在构建城市生活经验之当代变迁的作用提供重要的视角。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业化主要是自1905年东安市场开业后启动的。这座商场以其所经营的日用百货、餐饮娱乐和带有早期品牌意识的经营方式，体现出一种前现代的集贸市场和当代购物中心的混杂形态。在此之前，晚明时期为抵御当时来自满族人的军事威胁而修建了外城，这一区域里的前门、天桥等地，是北京城市经济生活的重要区域。到晚清时期，西方国家在王府井西南方的东交民巷一带修建使馆、饭店、银行、兵营等，而前门的大量商铺因义和团运动也纷纷迁入，导致了东安市场的建成，带动了王府井大街早期商业的发展，打破了此前北京内城对商业的严格限制。几乎与此同时，晚清政府为振兴实业，在前门修建了北京第一座现代意义的百货商场：劝业场。1917年，南城的香厂路建成了新世界商场和游艺园，且规模都大于当时的东安市场。但王府井仍因东安市场及各类专营商号、银行、协和医院及电影院等娱乐场所的兴建，也因其紧靠紫禁城和外国使馆的位置，而逐渐成为北京城的高档商业中心，并在与前门、西单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可以说，王府井的商业化，是近代以来西方及本土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协调与竞争的结果。

1949年之后，王府井的各类大型不动产逐步收归国有，各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国营商业设施纷纷入驻于此。政府分别在王府井大街与长安街交叉路口的西南，建起了前煤炭部大楼、外经贸部大楼，在协和医院旁兴办了中央美术学院（1950年）、儿童电影院和青年剧院。在王府井大街中段，几乎在东安市场正对面，一座建筑体量、经营面积与商品品种及数量均超过东安市场一倍的百货大楼于1955年建成开业，它的出现，为此一时期北京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带来了强大的经济威慑力，同时还迅速成为整个北京城中商品销售量最大的商场，直到90年代初以主要经营进口及合资商品的赛特等商场出现之后才被改变。此外，这里还有北京最大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北京工艺美术商店、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媒体之一的人民日报社也长期驻扎于此。再往北，新建了比北京饭店更高的和平饭店（1953年）及华侨大厦（1959年），另外还有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首都剧场（1954年）等文化科研单位。而在王府井大街与朝内大街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本作为“建国十周年庆典”建筑之一的中国美术馆于60年代初建成开馆。这里还有王府井天主教教堂。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王府井大街及周边分布的大量国家级文教单位和娱乐场所，使得这个传统的商业区域又附加上了北京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众多的宾馆饭店，又让这一区域成为北京重要的高档涉外场所。这样一来，自50年代始，王府井区域逐步成为一个以大型商业设施为中心，以文教卫、宾馆旅游及市民娱乐为辅助，既有国家及北京市地方政府机构，同时也融合了各种社会公共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并与其西边的国家仪式中心天安门广场、政治中心中南海遥相呼应，在城市空间功能上超越了前门与西单，成为北京城最重要的中心区域之一。中共建政前30年，王府井大街成为北京乃至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建设高度发达的核心象征。至70年代中期，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背景下，一大批大型国家公共建筑、工厂、二环路、地铁及少量住宅区等的建设影响到了北京整体城市空间形态，但整个北京城市的基本空间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也让王府井大街一直能保持它在北京城的一个中心位置。而正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因各种新现象及多重社会力量的陆续出现，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城市演化进程，并在王府井大街区域铭刻下了瞩目的历史印迹。

二、70年代中期的反消费游戏

创作于90年代初的《动物凶猛》写道：“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2]汽车、豪华饭店、商场及商品，还有大街上的人群形态，是今天我们初到一个城市所注意观察的基本景观。这篇小说里的主角“马小军”及其朋友们都成长于北京的部队大院。他们的父辈，来自全国各地，其工作领域都处于首都的国家体系而非北京的本地化空间之中。作为他们生活环境的北京城，也只是国家体系中的一个地方或基层而已。也就是说，他们既生存于具体的北京之中，同时又总以其国家身份而超越着本地化的北京。作为他们的后代，马小军们不仅有着相对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因此获得了相对北京本地民众更高的社会地位。小说中提到，这些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经常出没于当时北京的各种高档消费场所，如新侨饭店、莫斯科餐厅等，把特定品牌的自行车、手表、卷烟及军服，还有漂亮女孩的陪伴，当作他们群体身份之优越的重要标志。在更年长的北京青年大都上山下乡，父辈们忙于革命、战备及工作，学校教育处于一种半瘫痪之时，他们在无人看管的状态中，俨然这个城市的主人。

　　王府井就是他们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小说写道：“那时王府井南口的路边天天聚集着一伙伙穿军衣的年轻人”，……“这些穿着陆海空三军五花八门的旧军制服的男女少年们在10多年前暗淡的街头十分醒目，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彼此怀有敬意，就像现在电影圈为自己人隆重颁奖时明星们华服盛装聚集在一起一样。”[3]我们知道，因“文革”初期主要来自大院的第一批红卫兵率先穿着军服，导致军服迅速成为全国民众的日常服装。这种军服，都是1965年式的，而小说里这些年轻人在大约10年之后，却穿的是1955式军礼服。这些军礼服，是革命的胜利者的重要标志。马小军们穿上这些来自他们父辈的老式军服在王府井做公开展示，意在表现他们不同于普通北京青年的形象。在这种形象中，既包括一种新奇的、带有时尚性的外表，也包含着一种在继承革命事业的队列中占据着更高地位的政治身份，即他们将在未来成为这个国家普通民众的领导者。

　　当然，作为还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马小军们也许并不会有这种明确的政治意识，在未来，也不是每一个马小军都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带有游戏特征的政治戏剧。而此时王府井，不仅有许多文化与涉外机构，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商业设施，依赖国家的政治需求与行政指令，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商品的巨大堆积”形态，象征性地展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总在吸引着大量处于长期匮乏与短缺的日常物质生活之中的普通民众。这一时期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作为北京经营面积最大的综合性百货商场，它是“北京唯一一家由中商部批准，可以破例在全国享有商品采购权、享受二级批发站待遇的零售企业。……而且，在进货价格上，还可以享受按批发价倒扣6%的优惠政策”[4]，一直享有“全国保北京，北京保大楼”的政策性优惠，导致“许多商品生产产地都见不到的商品，只有到百货大楼才能买到”[5]，并且它能长期在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占有着2%左右的份额，最高时能超过3%。也就是说，整个北京城的商品，有2%到3%是通过王府井百货大楼销售到民众手中的。这个比例，是几乎同样知名的西单商场无法达到的。这让王府井百货大楼在整个北京商品市场中长期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这里所销售的商品，许多无须票证就能购买，商品种类与数量较之其他商店更为琳琅满目，既有日用品，也有当时人们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如裘皮大衣、瑞士钟表、照相器材等，有序分布于商场的不同楼层，体现出了一个从必需品到奢侈品的极完备的金字塔式商品世界。与此同时，北京城内的其他商场与商店，也与百货大楼组成了一个北京商业设施的金字塔式体系。除了特供商品体系之外，王府井百货大楼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商业体系的顶端，它如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特区，自其1955年开业始，就长期保持着日均7万人/（次）左右的客流量，最高时甚至能达到20万人（次）/日[6]，吸引了大量来此购物的人群，还经常会出现排队抢购的现象。此时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商品经营形态，与其他商店一样，是由封闭式柜台、营业员与货架组成的，顾客只有通过营业员之手，才能直接接触到商品。封闭式柜台构成了商品供求之间的特定权力关系。而这一时期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却总在致力于把民众规训为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革命者与生产者，让他们把商品消费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但这并不妨碍王府井对于民众的巨大吸引力。这里有如商品的圣地。可以说，此一时期的王府井，是一个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相对巨大的商品堆积、民众短缺型日常生活等多重社会因素高度混杂之所。潮水般涌入王府井的民众，积极地把王府井建构成了一个更具日常生活气息的和非政治化的城市公共空间。

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的矛盾处境中，《动物凶猛》里的马小军们穿着那种老式军服的游戏行为，就额外地表达了一种政治意义。单就服装而言，这些老式军服都是定制的，是在1965年军服出现之后不再生产与配发的，它们无法像65式军服那样以日常消费品的形式进入到商品流通之中进行买卖，具有反商品和反消费品特质，只是其曾经的主人的一种历史纪念物，且已退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舞台。马小军们穿着它们，并不一定得到了他们父辈的允许或鼓励。他们面对王府井大街上大量穿着经由工业化生产的65式军服的普通民众，以游戏化的方式继承或挪用其父辈政治遗产，获取一种凌驾于这个商品世界、文化场所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象征资本，有意与来到这里做商品朝圣的普通民众形成一种对抗性的政治关系。这与马小军们曾在长安街边，叼着烟，冷眼看着自己的同学们疲惫地行走于游行的队伍中的场景，具有同构的意义。在小说里，马小军们的这种青少年准政治游戏被公安干警制止了，他们被当作青少年帮派成员到派出所接受审查，这与10年前率先穿上军服，作为“文革”初期的新兴政治力量的红卫兵形象已经相去甚远。我们知道，即使如此，马小军们仍会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力量参与到此后的社会变迁之中。

三、80年代中期的消费“眩晕”

1980年前后，一些新时期的年轻诗人，在人山人海的听众簇拥下，沿着王府井大街朗读自己的作品。中国美术馆东侧的小树林里，也曾由一些年轻人自发举办了著名的“星星美展”，首都剧场及这里的电影院里，也在排演和上映着新时期的各种影视作品，王府井新华书店里簇拥着大量购买那些重新出版的文学名著的人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王府井大街，仍然是北京的一个文化中心空间，并由此呈现出其政治意义。而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人民日报社、中国作协与中国文联以及其他机关事业单位从王府井逐步迁出，王府井作为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中心空间的性质开始削减，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中央美术学院的迁出，及因东方广场的建设而导致儿童电影院、青年剧院等文化娱乐场所的拆除。而在1985年，随着国营及非公有化经济形态的繁荣，日用品票证制供应方式逐步消解，商品消费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官方统计数据表明，“一九八五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305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增加2,746.4亿元，增长1.76倍，平均每年递增……392.3亿元，比前二十六年每年递增49亿元多7倍。”[7]北京社会消费品的总零售额也首次突破了百亿元，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商品销售额也从上年的2亿8千万元猛增到3亿7千万元，增长了近1亿元，占据北京社会消费品总零售额的3%。[8]可以说，1985年，既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重建让民众日常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的时刻，也是计划经济面临着向市场经济进行体制转轨的关键年份。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经济体制的双轨制及其并轨过程，加剧了社会的震荡。在此背景下，王府井大街的国家及北京文化中心空间的地位开始下降，这一区域进入到了一个强化其商品消费功能的时期。消费文化在这里与正统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在城市空间意义上构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

　　刘心武发表于1986年的小说《王府井万花筒》，为1985年的王府井地区商业生活情景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正是在1985年，王府井的夜晚此时已经有了各式霓虹灯，商业及民众的消费活动成了王府井的主导景观，并针对不同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王府井万花筒》中，小说叙述者按从王府井南口，沿王府井大街自南向北的行进路线，以散点的笔触，叙述了各色人物在王府井的遭遇。这些小说人物中，既有熟悉王府井的中年男性知识分子、一名退休老干部和另一位衣着考究的中年妇女，他们在王府井各种新式消费现象面前感到了疑惑与不解；也有提着蛇皮袋，揣着亲朋好友各种托付，专程来此地购物的外地女性游客，及一位本地年轻女工，后者每到周末都要来此闲逛，回家时只会购买一点零食；还有在北京饭店北面一个不起眼却又人满为患的公共厕所里当清洁工的中年男子，一个在这里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外地民工和在凌晨3点的王府井大街上打扫卫生的女清洁工，他们都对这里繁盛的消费现象漠不关心；还有一名小偷，一位来此购买计时器的瘸腿电视大学学员，一位私营商业企业老板，一位不安心柜台工作的男性售货员。除了这些主要人物之外，还有各类在大街上穿梭着、在商场寻觅和拥挤着、或在餐馆等座位的人群……。所有这些人物，全都是没有姓名的匿名者。一部分是闲逛者，一部分是在这里工作的人，还有一部分是购物者。他们都是平凡者，而非《动物凶猛》里的那种特权者。他们因各种生活需要来到这里，会聚成了这里最广泛的人群，与王府井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

　　此时的王府井大街南口的大型政治标语牌，已经变成了索尼电子产品广告，一些商店门口出现了诸如“新到台湾仿毛花呢一米14.30元，来货不多，欲购从速”[9]，或者是“狐皮条龙长大衣：2400.40元；水貂串刀长大衣：5400.40元”[10]之类的各种商品信息，还有大量的流行歌曲磁带，或者是彩色电视机等新型商品在引发着抢购热潮。晚上，这里重新点亮了漂亮的霓虹灯。这一时期的王府井，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它此前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商品繁盛局面，而且还让商品呈现出一种极尽诱惑力的、咄咄逼人的形态，都在极力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和感知之中，把人们变成它的实际消费者、商品世界的观光者甚至是朝圣者。

　　重要的是，刘心武却在重点书写着这一时期商品世界的迷惑者。小说写道：王府井的中心“自然是‘百货大楼’”[11]，它的“里面像个蜂巢”[12]，如潮的人群，如同辛勤的蜜蜂在这里出入。一些人在标志着“上楼”的楼梯上拥挤着下楼，另一些人则相反，如同误入了迷宫，在这个丰盛的商品世界里紧张而无序地忙乱着。过去计划经济曾为这里建构了一个有序的商品金字塔，封闭式的柜台、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货架上的各种商品，为怀揣着有限的现金与票证的人群提供了一个井井有条的商品空间。人们对那时的商品世界非常了解，清醒地知道自己应该在这里购买什么与欲求什么。而到了80年代，各种来自国营或非国营流通体系的、各种新颖形态的、更多品牌名称的和新奇功能的商品突然在此大量涌现，商场里的商品摆放方式与位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在服装方面，小说就提到了蝙蝠衫、掐腰风衣、高尖领衬衫、飞机衫、三股裤、牛仔裤、港鞋、华都乳罩腹带、长城牌风雨衣等等。它们的样式完全区别于以往的军服或劳动服，已有了品牌或产地特征，都在让身体呈现出一种不只是用于工作或革命的全新形态。此外，小说里也写到了一些当时的期刊书籍、流行歌曲磁带、饮食、家用电器等商品的情景。而正是在服装与家用电器领域，也就是在时尚、媒介及其文化消费领域，这一时期的民众日常生活形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光是1980年就销售了新式化纤裤子达9万条，牛仔服柜台也曾经创下过“日销3.5万元的惊人纪录”。到了1990年，百货大楼“时装穿着类商品的销售，占了商场总销售额的一半，高达2.76亿元”。[13]与此同时，“自一九七八年以来，百货大楼相继扩大了洗衣机、电冰箱、收录机等家用电器的经营。到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售出洗衣机5.5万台，电冰箱2.75万台。从五金家电的销售额来看，……一九八四年达到6014万元，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即销售3634万元。”[14]与服装的时尚审美特征不同，这些新型家电产品则在引导民众开始关注家用电子媒介商品的技术功能，如电视机的尺寸、屏幕材质、收视效果及其品牌与产地，这些因素都在引发着民众对于商品的理性认知。这样，在耐用消费品之中所体现的时尚、品牌与技术功能特性，不仅是80年代民众日常消费生活的三种结构化机制，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日常生活中具体变革方式。这些消费生活的结构化机制，让这一时期准备结婚的年轻人，必须把一些耐用品及奢侈品当作组建全新家庭的基础性物品，它们如同家庭必备的固定资产与生活资本。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些家庭基础性物品，逐渐被家用电话、手机、汽车及商品房等所取代。由此，我们看到了商品消费之所以能在80年代中期全面兴起的奥秘。发生于商品世界中时尚的、品牌的和技术功能的更新与替代，实则指示出民众日常物质生活已经踏上了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消费及扩大再消费的积累之途，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式的变迁，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需要在这个新式商品层出不穷的迷宫中去重新了解全新的商品世界，去寻找自己的所需，去构建自己与变迁中的商品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而去重构全新的现实生活及未来想象。对于以必需品为主要消费需求的普通民众而言，在一件售价5000元的裘皮大衣，或一台昂贵的进口彩色电视机的面前，他们不仅会疑惑，而且还会震惊。人们会迅速估算出这种售价大约相当于自己多少年的工资收入总和，也会让人们疑惑于现在就能拥有这些昂贵商品的都是些什么人，以及自己是否会期待这类奢侈品。人们由此意识到，不仅是过去那个由固定工资制和日用品票证购买制所确定的有序社会空间，正处于破碎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逐步陷入商品的全新体系之中。而且，过去人们与其时代，以及与未来的意识形态想象关系，比如，每个人所肩负的革命使命及其未来升华的许诺，也在被商品的交换价值所改变甚至替代。商品不仅仅只是满足生活的物品，而且正在逐步成为我们生活的环境，以及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的生活进程，需要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作为衡量尺码，而生活则成为购买、使用与消耗商品的技艺，日常生活总是一个有待在商品世界中得到实施与完善的对象。可以说，在1985年之际迅猛壮大的商品世界面前，过去的革命时代才告真正结束，一个全新的城市世俗化时代正式开始了。

   小说结尾处写道：“王府井在旋转！”[15]王府井，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及其民众而言，有如一个向心力与离心力并存、裹挟着巨量商品、金钱及人群的巨大旋涡，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眩晕感。《王府井万花筒》告诉我们，这一时期的社会整体变革，是以商品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我们的购物史、消费史与家用物品的废弃史的物质传记，而北京的王府井，正是这样一个浓缩着社会及城市生活变迁的典型场景，一个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延续与裂变场所，一个让《动物凶猛》中的政治力量隐身或转型的舞台，一个集中体现当代中国商品经济繁盛的中心地，以及一个城市商业中心将要进一步强化与发展的起始处。正是在1985年之后，王府井日益加大其商业及地产资本的会聚与积累，让此地曾有过的国家文化功能逐步消除，更大规模的商场、宾馆直到今天还在持续地建设着，它在持续强化着巨量商品堆积的形态，它要在整个北京城市地理中进一步树立起商品之圣地的地位，在商业地理中成为中心的顶端，以便它最终成为一个商品及资本的自我嬉戏之地。

   （本文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及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北京大型购物场所的空间景观与消费文化研究——以王府井百货大楼为例》之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2]载《王朔文集·顽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3]同[2]，第241页。

[4]《火红的历程：北京市百货大楼、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史》，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内部资料，第31页。

[5]同[4]，第32页。

[6]同[4]，第40页。

[7]当代中国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商业》（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8]同[4]，第240页。

[9]刘心武：《王府井万花筒》，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

[10]同[9]，第136页。

[11]同[9]，第136页。

[12]同[9]，第137页。

[13]同[4]，第167页。

[14]北京第一商业局史志编纂组：《北京第一商业局史料汇编（1949—1985）行业卷》，1988年内部资料，第299页。

[15]同[9]，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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