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 ——反思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方式

·第6期·冷眼·

在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

——反思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方式

□ 赵路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美]周蕾，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1991年，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一书的英文原版在美国问世。四年之后，台北麦田出版社将其译为繁体字在台湾出版。又过了13年，这本书才因“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的机缘，由蔡青松重译，以简体字的形式在大陆与读者见面。而现在，自简体字版问世之后又过去了十余年。当我们重新阅读这部作品时，除了它最初在方法论上带给我们的震撼和启示外，其对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1]之间被压制与压制关系的探究，为我们今日的理论反思工作提供了一条批判路径。具体来说，我们要在将书中所涉及的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放回其原有的历史语境中进行重新考量之后，再在此书所处的学术脉络中理解和反思它所提出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

一、“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压制与被压制关系

王德威评价《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是“对现有批评典范的反驳，对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批判，以及广义左翼思潮的兼容并蓄，在树立一种不同以往的论述风格”[2]。周蕾在此书中为自己的研究设置了一个“双重的任务——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2]3。这两项任务在周蕾看来是关联在一起的：汉学家和中国研究专家们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完全不相同的对立物，所以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拒绝使用有“幻想”（fantasy）或“幻觉”（illusion）倾向的西方理论思想，而是用一种实证主义的方式将非西方世界（中国）描述得“没有幻想，没有欲望以及没有矛盾情感”[2]4。在周蕾看来，汉学和中国学研究所采用的这种方式，正是排外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体现，因此她要用非正统的方式去阅读现代中国故事，也就是运用主要是谈论边缘议题的西方理论来解读现代中国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周蕾所要采用的谈论边缘议题的西方理论，主要是女性主义理论；《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所批评的就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中，女性被现代性、国族等“宏大”叙事所遮蔽的问题。周蕾认为，女性议题与族裔、国族等议题密切相关：从外部环境来讲，中国等非西方世界被西方他者化、边缘化和本质化，正是族裔中心主义和国族中心主义的结果，与在性别权力关系中处于次等位置的女性具有隐喻关系；从内部情况来讲，现代国族的建构过程实则是一次压抑女性因素的男性中心主义实践。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共有四个章节，研究对象分别为“视觉影像、文学历史、叙事结构以及情感接受”，代表着“中国”现代性的四种面向，即“族裔观者、通俗文学中传统的裂解、透过叙事来建造出崭新‘内在’现实的问题，以及性、感伤主义与阅读三者间的关系”[2]2。第一章提出的“族裔观者”理论，在中国批评界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所谓“族裔观者”，指的是被西方他者化的非西方族裔，在观看由西方制造出的有关自己的族裔影像时所处的特殊位置。周蕾发现《末代皇帝》将中国“女性化”的做法并没有引起中国观众的反感，相反却得到了不少观看者的首肯。为探究其因，她用西方有关女性观者的理论分析族裔观者的心理活动，从而论证了现代中国已然是一个西方化的主体：这个主体既有着“被看”、被凌辱的历史，同时也有着颠覆既有观念、历史成见而主动应答和表演的一面与能力。但是西方的汉学和中国研究却将已然“西化”的现代中国排除在外，这正是周蕾所不满的：“从未是也将不会成为纯正‘中国人’的族裔观者，其位置为汉学及中国研究的研究方法所排拒，汉学及中国研究带有费边所谓的‘异时主义’，对于‘以国族为中心而成的文化理论’来说，‘异时主义’更是其中的中心关键。”[2]50

第二章是周蕾批判“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典型案例。她认为对鸳鸯蝴蝶派的阅读批评，由于五四时期理论家们坚信小说与国族建立之间具有重要关联，因此用写实主义的标准否定鸳蝴派，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当代的中国学研究者则用文学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重新解读鸳蝴派作品，恢复文学的独立价值；中国大陆批评家则坚守历史唯物论的原则，重新审视鸳蝴派文学是为了反映历史现实。无论哪种阅读方式，在周蕾看来都是将鸳蝴派文学简单地等同于“传统”，而忽视了其作为商品所处的“变幻莫测市场中的庞大商业盈利交换背景”，并因此“必须保持流行的、自由的与进步的样态以求生存下去”[2]128-129。周蕾从女性角度重新阅读鸳蝴派作品，是为了暴露出传统主义的裂隙以反驳以往的本质化研究。

第四章主要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现代中国文学中受虐与幻想这一特殊的情感结构。受虐与幻想的结构，是由现代中国文学透过叙事建立起“新国族”的自我企图制造出的。周蕾通过阅读三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讨论了女性同情观者的受虐与幻想、男性同情观者的理想化女性幻想以及女性同情观者与理想化母亲形象的可逆转性等问题，指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与“新国族”构建在情感上是通过将女性理想化获取力量，而理想化女性的力量在于女性的自我牺牲。

如果从女性与国族关系的角度来总结上述三章内容，那么第一章指出的是“中国”形象被西方世界女性化处理，是由异时主义支配下以国族为中心的文化理论所导致；第二章批判的是将小说与国族建立起关联的文学思想和批评标准，遮蔽了通俗文学的多种价值面向；第四章则是说明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新国族”建构，是通过女性的自我牺牲来获取情感力量的。在这三章里，女性与国族的关系问题只是周蕾在叙述过程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之一种，而此书的第三章却是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现代国族建构与女性问题发生正面冲突的战场。

此书第三章的标题是“现代性与叙事——女性的细节之处”，共有三小节。第一小节是理论阐述部分，即阐明细节与女性（或女性特质）之间的特别联结。现代中国文学“由于国族主义与文化内攻击传统的观念相结合，让写实主义在五四运动时期占有优势，成为最重要的文学风格”[2]138，不过这一时期作家对“现实”的执迷呈现出向内转的倾向，即对“内心活动”的重视。于是自传性文体和告白式叙事体成为流行范式，这与“新国族”的主体建构和身份认同密切相关。但是“现实”转向“内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被细节化，与国族意识的整体性发生冲突。于是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中就表现出国族意识的整体性要求对细节的排斥和压制，细节又反过来推翻国族意识的“斗争”场景。第二节是通过阅读巴金的《家》、茅盾的《虹》和鲁迅的《祝福》来分析现代中国男性作家是如何在再现领域处理细节问题的。第三节则是对张爱玲的多部作品进行细节分析。由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角色游离于国族修辞之外并对其进行了嘲弄，所以她的作品与第二节的三部男性作品形成了对比。周蕾在此探讨的中心议题，便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国族意识与女性化的细节在文学再现中的压制与反压制关系。

二、片面化的“女性主义”研究方式

周蕾的这种阅读角度和问题意识颠覆了以往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方式，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面向，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但是，在创新之余，周蕾所提出的观点和采取的研究方法还存在许多不经推敲、令人质疑的地方。

第一个令人质疑的地方是，周蕾从《阅读细节：美学与女性》（Reading in Detail：Aesthetics and the Feminine）一书中借用“细节与女性间的复杂关联历史”[2]133的观点来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是否合适。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奈欧米·肖尔（Naomi Schor）在这本书中指出，要关注细节的地位和功能，就必须意识到自18世纪中期规范美学的建立和传播，都是由在性别关系上并非中立立场的学院和学院成员进行的；这其实是男权文化秩序的性别等级制度在再现领域的价值观导入。细节被性别化，并且被界定为女性。[3]《阅读细节》一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自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美学将细节“女性化”的形成与发展脉络，第二部分则是对一些具体文本的解读。肖尔将细节与女性关联在一起，是在西方美学的学术脉络中完成的，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周蕾将其挪用到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分析中，这种做法是否恰当，是否有生拉硬套之嫌，是需要注意和反思的。

另外，对周蕾在第三章副标题中所讲的“女性的细节之处”（in Feminine Detail）可做多重理解，一是指具有女性特质（femininity）的细节，二是指描写女性的（female）细节。在前一种意义上，“女性的”属于性质修辞；在后一种意义上，“女性的”则成为性别限定。究竟要采用这两种含义中的哪一种，周蕾在第一小节的理论阐述部分也未表述清楚，有时讨论的是细节与女性特质的关联，有时讨论的则是细节与女性的关联。具有女性特质的细节，用周蕾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感官的、琐细的与浮面的文本呈现”[2]132，是在叙事风格上与国族建构的整体性、严肃性要求相对立的书写方式。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具有女性特质的细节与描写女性的细节应当是一种交集关系，而非对等关系。但是，周蕾在随后的文本分析中却将关注点局限在了描写女性的细节上。也就是说，周蕾真正关注的是负有建构国族文化使命的现代中国男性作家与处在国族认同之外的女性作家，在书写女性时出现的差异。于是，细节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女性在其内在主体性与“新国族”身份认同之间的位置。这便将一个原本复杂的叙事学与美学意义上的“细节”问题，简化为性别关系里的“女性”问题。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会遮蔽国族建构在文学书写的其他面向上所存有的矛盾与裂解。

第二个令人质疑的地方是，周蕾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或书中所讲的国族主义）视为一种压迫机制，其前提是将“国族”预设成了铁板一块的整体，而这种预设本身是否合理。她在分析三位男性作家的三部作品时，尽管谈到了三人的创作差异——巴金作品通篇感性、茅盾作品一贯理性、鲁迅作品则充满矛盾情感，但这只是最表层的认识，不足以构成三位作家质上的区分。无论周蕾的忽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巴金、茅盾和鲁迅的同一化处理，很容易将“国族”问题简单化、本质化——而本质主义的研究方法正是周蕾在极力否定的。而且，从本章第一节的内容可以看出，周蕾批评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确定绝对优势地位的写实主义文学，那么她在第二节选取的这三部作品是否能代表那一时期写实主义文学全貌呢？在此，周蕾忽视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这三部作品的写作发表所处的特殊历史语境和文学环境，二是这三部作品的作者在政治理想（或国族想象）上的差异，三是这三部作品的接受与传播情况，也就是周蕾在第二章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与市场、读者的互动关系。

《家》和《虹》创作发表于“大革命”失败之后，此时的中国文学创作出现了明显的“左”转倾向。但是在当时的左翼作家阵营中，矛盾与分歧也十分明显。而且“大革命”的失败，对每一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也不一样。就周蕾谈到的作家来说，巴金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创作思想出现了从无政府主义到怀念五四精神的转变。从《灭亡》《新生》等早期作品到《家》，巴金小说所讲述的时代内容从“革命时”倒转到了“革命前”。“大革命”的失败对茅盾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的个人生活——颠沛流离、妻子小产、流亡日本等，小说《虹》也是他流亡日本时所作。鲁迅的《祝福》比上述两部作品的写作和发表时间要早，写于1924年2月，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6号上。所以周蕾在书中标注的“1926年”是不正确的。与巴金和茅盾相比，鲁迅对辛亥革命以及革命本身的反思要更为深刻。即使鲁迅在进入左翼时期之后，也始终对“革命”抱有怀疑态度，正如钱理群“在《‘真的知识界’：鲁迅的历史选择》中概括出左翼鲁迅批判的三个指向：传统文化的‘本体偏枯’、西方都市现代文化的‘外来新役’，同时还有革命组织及其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奴役’”[4]。如果不将作品所处的历史语境和作者自身的思想脉络纳入讨论范围，进行分析论述的话，就很容易将问题简单化。

此外，周蕾在叙述中出现的文学史实错误，除了《祝福》的写作年份，还有对巴金《家》的传播接受情况的误认——这对周蕾的论述至关重要。她认为《家》“广受欢迎”，自出版“便为大部分中国读者所熟悉”，因而被多次改变为话剧、电影，并将其定位为“家庭伦理小说”，所以周蕾在论述这部作品时，注重的是巴金的文学再现方式会导致怎样的阅读实践，并用阿尔都塞的主体召唤理论对此做了详细分析。然而，《家》这部作品的真实接受情况并非周蕾所言。《家》出版之后的读者群主要是学生，评论界对其关注和评价并不高。这一时期提到巴金，大家想到的代表作是《爱情三部曲》这样的革命题材小说。一直到1938年以后《春》和《秋》面世，人们才注意到“旧家庭”已经成为巴金作品的主题之一，“可以说至此《激流三部曲》才正式确立在现代文坛上不容忽视的地位”。不过对普通市民阶层来说，人们更加熟知的是由其改编而来的话剧和电影，而非小说文本。重要的是，在改编过程中，故事重心发生了变化。比如曹禺“把渗透着他本人感受的觉新、瑞珏和梅芬三人的爱情纠葛作为话剧《家》的主线，而觉慧作为热血青年的活动被置于次要地位”，因为这样才更适合普通市民的口味。正是通过曹禺这样的改编，“《家》才逐渐走进中国广大内陆地区不同层次市民的视野”。[5]

周蕾在此出现的问题，正如贺桂梅在反思“再解读”研究思路时所说，是“这种思路遗漏或有意忽略的另外一些与理论不相容的文学史事实”[6]。周蕾的关注点在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写实主义传统如何压抑和排除与女性（或女性特质）相关联的细节之处。进一步讲，周蕾是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写实主义作品视作男性中心主义的、建构“新国族”的内在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文学实践活动，关注重点在于“国族”作为男性权力话语对女性的压制，代价则是忽略其内部的差异和话语阐述的多种可能性。

第三点质疑，便是能否将有关现代国族意识的文学书写视作男性的（或男性特质的），进而将其视作一种压迫机制。周蕾将张爱玲作为与巴金、茅盾和鲁迅进行对比阅读的案例，并将她树立为一种典范和标杆（在周蕾的论述中，我们能明显地发现她对张爱玲与其他几位作家的高低与喜恶之分）。若要分析这种做法是否恰当，则需要对周蕾文学批评所处的学术脉络及其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进行清理，从而发现被隐藏和遮蔽的问题。

三、批判“民族主义”学术脉络的局限反思

与周蕾的观点相近，在中国大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一篇文章是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刘禾在此文中认为，萧红在《生死场》中“拒绝对女性身体的升华和取代，这一拒绝使得小说在‘民族主义’的表象下取得一种具有性别意义的立场”[7]，进一步讲就是民族主义与男权主义具有同构性。刘禾发表这篇论文的时间（最初发表于1992年《今天》第一期）与周蕾《妇女与现代性》一书在美国出版的时间相近，她们的研究思路都可称为“再解读”。这一研究思路有着海外中国学（主要是美国的中国学）的学术背景。

周蕾在《妇女与现代性》一书中将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研究方法作为批判对象，而汉学和中国学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范式：汉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典中国，侧重于文化思想层面；中国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现代中国，侧重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层面。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新兴的“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区域研究”的兴起与“冷战”有着直接关系，“对冷战的关注以及美国精英界关于国家需要在20世纪后半叶扮演更为宏大的国际角色的看法，成为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建立和资助美国区域研究的主要动力”[8]。因此对中国的研究就不能只局限于古代，而更应关注近现代中国。在从古典汉学向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过渡中，费正清扮演了开拓者和奠基人的角色。在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学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传统，形成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研究范式。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是在这个脉络中发展起来的，其基础则是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奠定[9]。夏志清的这部著作具有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学术的政治特征——冷战的意识形态和新批评的文学范式。虽然时过境迁，冷战之后新批评派在欧美文学界成为遥远的记忆，并且各种新兴的意识形态批评又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但是夏志清的学术思路却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得到继承，并直接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向和学科建制。

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中设定了一项批判包括中国学研究在内的“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任务，但是她自己却也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这一学术脉络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评判标准。周蕾的文学批评虽然采用了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但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上却还是拘泥于文学文本的新批评方式。而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不只限于文学文本，还关注到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书写，要比周蕾的论述更具历史眼光。但相同的是，她们都在意识形态上承袭了夏志清所确立的传统，即冷战时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对一极世界的想象。夏志清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作为评判标准，提高文学性，贬抑政治性。由于民族（国族）主义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周蕾用女性主义话语批判国族意识，并将夏志清认可的张爱玲的作品作为正面评价对象，这种论述暗合了夏志清的思路。刘禾在她那篇文章的最后谈道：“也许，80年代文学的最大功劳就是对民族国家文学的反动。有人还把近几年凸现的先锋小说称作‘纯文学’。如果‘纯’指的是拒绝与民族国家文学为伍的立场，而不是独立于意识形态的文本，那么，这一说法足以表明命名的颠覆性。”[7]17-18问题是，80年代的先锋小说写作也具有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立场，刘禾为何对此不再进行批判了呢？所以，刘禾究竟是要批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还只是单纯地用性别研究的方式批判民族国家文学？更为重要的是，刘禾此处也指出了“纯文学”是无法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那么她所赞赏的“纯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重返八十年代”的反思热潮。参与这次反思讨论的有程光炜、李杨、贺桂梅、旷新年、杨庆祥等中青年学者。他们展示出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路和历史眼光，对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已经固化的对文学、对文化政治的理解框架提出质疑，重新提出那些被20世纪80年代的意识形态所遮蔽、但对中国作为有着被殖民历史的第三世界国家至关重要的议题。这也是对自夏志清以来的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反思。有意思的是，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正是在这个“重返八十年代”的思潮期被翻译引进中国大陆的。这一方面展示了21世纪以来，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对《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的阅读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可用于反思的思想资源。正如“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编者所说，这套丛书的编译出版是中国大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早已发生深刻变化”之后，为“重新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中国’与‘西方’的对话关系”所做的工作，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趋成熟”之时“学术的再度转型之势”。[2]1-5

四、去本质化的“女性主义”研究前景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究竟该怎样认识和处理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二元对立，因为“当人们将女性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理解、表述或体认为一组二项对立之时，一个潜在的前提，便是将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样确认为某种具有本质主义特征的宏大叙述”，从而“遮蔽并压抑了其中间或比其他整合性叙述更为多元的差异性因素”[10]。而且要谈论中国的妇女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历史语境，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与中国百余年现代化历史相始终”[10]185，而欧美女性主义理论则是“与欧洲原发资本主义的历史、现代性规划直接相关，而与我们自身的历史脉络存在着巨大差异”[10]187。同时，欧美女性主义理论在进入中国之时还裹挟着后冷战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样就很容易陷入冷战的定式思维，其改变只不过是从一极跳向了曾经对立的另一极。

女性主义应当是在这个批判思想枯竭的时代中，同时具有解构和建构意义的重要思想资源，理当包容差异、多元并存。因此，我们要对周蕾用西方理论来阅读中国故事的做法有所反思。东西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双方的主体性都是独立且独特的，而非周蕾所谓的中国的主体性已全然西化——这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有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单一维度的现代性想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视野不应该只朝向西方，朝向欧美，还应看到更为复杂多元的第三世界国家。

（图片来自网络）

注释

[1]蔡青松在简体字版《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将nationalism译为“国族主义”。“国族”与“民族”含义上的差异，以及学界对nation和nationalism的多种阐释，不是本文关注重点。无论将nationalism译为“民族主义”还是“国族主义”，它都是一个包含差异因素的整合性话语。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民族主义”与“国族主义”通用。

[2][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M].蔡青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3.

[3]Naomi Schor.Reading in Detail: Aesthetics and the Feminine[M].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7: xlii.

[4]贺桂梅.作为原理的鲁迅[J].文艺争鸣，2017(10).

[5]杨天舒.巴金小说的接受研究（1929—1949）[J].中国文学研究，2004（4）.

[6]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A].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6.

[7]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A].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8][美]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A].袁剑译.刘新成主编.文明研究第1辑[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11.

[9]王德威称此书“为西方学院内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邵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xi.

[10]戴锦华.沙漏之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