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必须使自身同身份政治划清界线，这是张念所坚持的核心主张。那么，摆脱身份政治的性别政治，又该采取怎样的话语形态呢？张念在书中提出了如下方案：以“性差异”取代“性别身份”。[15] 以“差异”对抗“同一/身份”（identity），无疑具有鲜明的德勒兹色彩，张念在著作中对此也并不掩饰，德勒兹被多次提到。然而，经过细致的阅读我却不得不提出，张念对“性差异”的阐述，实则同时混杂了两种彼此不能兼容的路向——（a）德勒兹主义路向和（b）拉康主义路向。对于张念而言，“差异意味着理性主体的裂隙”。[16]然而，这个论述既可以通向德勒兹，亦可以通向拉康。换句话说，关于“性差异”的两种理论路向，被张念未加分疏地统合在其论述中。下面就让我们对这两种路向以及张念的论述，做一个细致考察。 德勒兹的一个核心哲学贡献，就是其差异理论，该理论激进地颠倒了差异与同一的本体论地位。传统哲学（形而上学）视差异为同一所衍生：“X不同于Y”，预设了“X”和“Y”各自具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17]而德勒兹提出，所有同一吗，皆系差异的效应：“相似、同一、类比和对立，除了效应——一个原初差异或一个诸种差异的原初系统的产物——外，不再能够被思考为任何东西”。[18]“X”没有任何先在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X”只是自身亦在不断流变中的“X1”、“X2”、“X3”（……）之间的那个差异。譬如，“吴冠军”只是2019年1月1日那个“吴冠军”、2003年5月4日那个“吴冠军”、1995年9月2日那个“吴冠军”（……）之间的差异[19]；“吴冠军”就是所有“吴冠军”之间的那个差异（德氏亦称作“内在差异”）。 于是，“物自身”（thing in itself）就是“差异自身”（difference initself）；与之相应地，本体论不再是关于“being”（是）的研究，而是关于“becoming”（形成）的研究。[20]“形成”，永远是“形成-差异”（becoming-different）。德勒兹所说的“形成”，并不是指A到B的移动或转变的现实过程，而是差异的“永恒回归”。“形成”产生自各种力量、因素、事件的彼此遭遇、深层触动，其中一部分涌上表面（被“实现化”）、可以被经验性地捕捉到，而远远多得多的部分仍然保持“虚拟”或者“潜在”状态。“形成”（形成-差异），就是创造（创造全新），或者说，不断创造的过程。 德勒兹继承了吉尔伯特·西蒙东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论题：所有“个体”都只是“个体化”的效应。[21]而在德氏看来，“个体化”这个过程，就是“差异化”的过程。基于永无止境的个体化过程，德勒兹拒绝所有的二元论，也因此，他拒绝“关于性别的二元组织”（binary organization of the sexes）。德氏强调存在着n多种性别——存在着“一千种性别，它们是如此多的、无可控制的形成；性态（sexuality），便是一千种性别的产物”。[22]性态，指向无穷多的奇点（singularities）、事件；因而，性差异在德勒兹这里，标识着无穷多的“性-别”。 正是基于这样的本体论，德勒兹正面拥抱“性倒错”（transvestism）。对于德氏来说，“女人”并不是“男人”的否定，而是指向无数肯定性的（affirmative）、不断处于形成中的“流”——“女人”本身就是异质性的多元样态，指向内在的差异化。故此，“女人”只是“游牧主体性”（nomadic subjectivity）的一种流动中的聚合体。“形成-女人”（becoming-woman），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差异化、不断创造的过程，并不存在任何一种稳定的、中心化的“女性性态”来形而上学地规制那些过程。 张念同样把“性倒错”视作为女性主义的批判力量，并把它同晚近技术（变性技术、生物医学技术、乃至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如今，人们目睹了变性技术的事实，这种跨性别的生命器官手术，对生命政治而言，才是最为激进的抵抗行动。从一方面看，变性术将批判的用力点拽回这倒错的身体现场。另一方面，从批判话语的现场，基因工程学、生物神经学以及医学技术成了性别意识形态的客观精神，是多元、奇异、再造和创生的科学预见，这时候性别差异才彻底摆脱了权利主体论。[23]在这段论述中，张念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德勒兹主义者，以流动的性差异来对抗权利主体论，“主体自身必须流动起来”，“男人可以生成为女人，女人可以生成动物”。[24]在张念看来，女权行动“可以在多重位置上迁移，即一个女权主义者同时是劳工权益、族群权益、种族权益的捍卫者，哪里有边缘的位置哪里就有女权主义的身影”。[25]她所欢呼的是，激进女权思想“在全球化与新技术时代，基于性别差异的伦理原则，用裂变的游牧主体论取代经典意义的同一论，冲出身份政治以及身份操演的游戏僵局”。[26] 可以看见，张念清晰地以德勒兹主义性差异论述，来作为冲出身份政治之僵局的理论基础，用张念自己宣言式的话来说，“运动和变化，正是革命的女权主义的革命性别样的确定性”。[27]女人2：例外、非人与否定性 下面，让我们转到另一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在性差异上，拉康奠定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德勒兹的理论路向。相对于德勒兹式包含无穷多“奇点”的性差异，性差异在拉康这里呈现严格的二元结构：“男性性态”（masculinity）与“女性性态”（femininity）。然而不同于传统传统的性别二元论，在拉康看来，这两者并不是生物性地决定，而是指向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s）。 “男性”的位置，处于符号性秩序（整个现实世界）之内。“男根”（phallus）是在语言中构建出来的一个“主宰-能指”（master-signifier）。符号性秩序本身，便根本上是“男根的”；“男人”，彻底地被“男根功能”所决定。“女性”的位置，则正是处在该秩序的缺口上，即，处在符号性秩序无法整合其内的深渊性-溢出性位置。这便意味着，女人并不完全被“男根功能”所决定。拉康提出，“关于女人的性（woman’s sex），不存在符号化”。那是因为，不存在同“男根”这一“高度盛行的符号”相当的“女性的等价物”。[28]故此，在德勒兹这里，“女人”是一种不断形成中的、肯定性的聚合体，而在拉康这里，“女人”是彻底否定性的，标识着“男性逻辑”的例外——现实世界这个符号性秩序总是“男性”的/“男根”的，“女性”则是它本身的缺口/深渊，标识了它“绝非-整体”（not-all）。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差异（男性性态vs.女性性态）是“先天的”、结构性的。拉康有句名言：“并不存在性和谐这回事”。那是因为，男性与女性绝不是相反相成的“两极”（如“阴-阳”），绝非作为“互补结构”构成了“人类”的总体；恰恰相反，“男性”本身已代表了“人类”的总体（在英语中，“man”本身就同时代表了“男人”与“人类”），而“女性”则正是“非人的”，标识了现实世界本身的结构性缺口，标识了语言那总体性“符号化”工程本身的先天的失败。 故而，拉康主义路向上的性差异，就是纯粹的“两-性差异”：“男人”占据普遍性的位置（“人”、“现实世界”）；而“女人”则是普遍的例外（“非人”、“现实世界”之外）。正是在世界之外的意义上，拉康说出了其另一句名言：“女人并不存在”。[29] 张念所阐述的性别政治，大幅度地透露出鲜明的拉康主义色彩。她声称：“女人这个词意味着她们几乎反对所有的制度”，“正好标记了国家/男权正当性的裂缝”；“女人天生就是这个世界的异乡人”，“索要人权的女人就成了非人性的”；以及，“女人的行动是从无开始的”，“在语言刻写身体之前，行动已经进入世界”；“女主体是话语结构的剩余物，是冲突的场所”。而下面这句话，更是彻底亮出了拉康主义精神分析的标签：“女权政治不是男权制度的对立面，而是男权中心主义破裂的症状”。[30] 张念在上述论述中，将“女人”（“女主体”）放置在“世界”、“男人”、“国家”、“所有制度”、“男权制度”、“话语结构”的结构性缺口的位置上，标识着后者的例外（“异乡人”、“非人”、“症状”、“裂缝”、“冲突”、“剩余物”、“无”）。这样一来，“女人”不再是流动中的肯定性，而是结构性的否定性。正是根据这种结构性位置，张念赋予了“女人问题”以本体论层面上的独特性：“女人和黑人等种族问题没有可比性，她们是无言的非族群的族群”。[31]“无言”这一针对符号性秩序的激进否定性，便正是拉康主义“女性性态”的独特内核。前文已经提到，张念正是因为身份政治把女人拉到和黑人或其他“弱势群体”相等同的层面上，而批评它致使性别政治陷入“僵局”。拉康主义路向上那并不存在的、无言、非人、症状性的“女人”，便提供给了张念在本体论层面上独特化“女人”以十分强大的理论支持。3激进性别政治：拉康，抑或德勒兹？
在张念的这部著作中，“德勒兹主义性差异”和“拉康主义性差异”在相同页面里交织出现[32]，然而这两种性差异论述——以及与之相关的两种“女人”论述——却无法共存。这也导致分别基于两种论述之上的激进性别政治只能分头作战，却不能合二为一——两者恰恰哲学性地彼此抵牾。 就以张念本人的论述来进行分析。作为“这个世界的异乡人”、“无言的非族群的族群”的“女人”（拉康主义“女人”），是无法在“多重位置上迁移”，无法同时成为“同时是劳工权益、族群权益、种族权益的捍卫者”。她们只有一种行动，就是否定性地抵抗一切既有制度与话语结构，而无法肯定性地捍卫任何一种群体权益。张念提出：“女人的斗争从来没有产生过女人共和国，但斗争本身的善不可抹除”。[33]然而根据拉康主义视角，“女人的斗争”绝不可能是一种肯定性的“善”——它与任何符号性的“价值”无关，而纯然是一种“症状”、一种否定性的“裂缝”。 进而，张念在书中写道：经由精神分析的提示，我们女人不仅仅享受菲勒斯快感，还可以把意符之外的东西化作生命的一部分。[34] 女人既知道世界之大，同时也可以在意符链之外，将虚无的价值构成生命的一部分。[35] 然而，“女人”却恰恰无法做到既“享受菲勒斯快感”，又身处“在意符链之外”——德勒兹主义路向允许“女人”在世界之大之内游牧，而拉康主义允许“女人”占据意符链之外的空无的位置，然而“女人”却无法“同时”做到这两者。用本体论-神学（onto-theological）的术语来说，德勒兹主义路向是纯粹“内在性”（immanence）的路向，而拉康主义路向是“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路向。在德勒兹这里，超越性以“虚拟”的形态存在；而“虚拟”又实则是内在性的一部分，是肯定性的而非否定性的：不断流变中的“现实世界”，就是“虚拟”的某一种“实现化”（actualization）。就这样，超越性实际上被德勒兹转化成“内在性平台”的一个内在部分。 在《内在性：一个生命》中，德氏写道：一个生命所包涵的，惟诸种虚拟。它由诸种虚拟、事件、奇点构成。我称作虚拟的东西，并不是缺乏现实的东西；毋宁是，当虚拟沿着赋予其妥当现实的那个平台，它就以形成的方式，介入到一个实现化的过程中。……一个创口自身是一个在内在性平台上的纯粹的虚拟，引领我们通向一个生命。我的伤口存在于我之前：不是作为某种更高真实性的伤口的一种超越性，而是总是在一个环境（一个领域或一个平台）之内的作为一种虚拟性的内在性。[36]在这段叙述中，德勒兹清晰地把主体性的裂隙（“伤口”）界定为内在性平台上的虚拟性，而非拉康那里超越的、具有“更高真实性”的激进否定性（亦即，拉康笔下的“the Real”）。“虚拟”的实现化，就是“个体化”过程，就是肯定性的生命展开自身的“形成”过程。 张念声称“差异意味着理性主体的裂隙”，如果这一主体性裂隙对应德勒兹主义伤口，那么确实可以通向“生命”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政治。[37]然而，这种政治却恰恰无法将纯粹否定性的“无”（张念笔下“意符之外的东西”、“虚无的价值”）去“化作生命的一部分”——德勒兹主义作为“虚拟”的伤口，是实实在在肯定性的。齐泽克从拉康主义性差异论中演化出一种辩证结构（辩证法以“正-反题”结构内的否定性为内核）[38]；而德勒兹则拒绝任何的辩证结构，而主张一种彻底肯定性的激进政治。 当齐泽克担忧“女人的战斗，将变成一系列抗议（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反对生态威胁、反对种族主义、呼唤一种不同民主，等等）中的一个而已”时，他完全是站在一个拉康主义立场上，赋予“女人”以本体论的独特性，亦即，“女人”是符号性秩序所无法符号化的那个伤口。齐泽克曾写道：“如果符号化两性差别是可能的话，我们将不会有‘两性’，而只会有一种性”。这一种“性”，便是所谓普遍的“人性”（“男性”）。换言之，“存在有女人，正是因为人类[男人]并不是完全它自身”（thereare women because man is not fully itself）。[39]只有“女人的战斗”，才是纯粹的否定性政治的实践形态。而在德勒兹主义视野下，“女人的战斗变成一系列抗议中的一个”根本就不是问题：在德勒兹这里，“形成-女人”和“形成-动物”一样，都是肯定性政治的具体的实践形态。当代奈格里和哈特那将各种“出走”（exodus）状态中的女人、黑人、工人等等皆统合在内的“诸众”（multitude），便是德勒兹主义路向上的典范性的政治主体。 张念以“性差异”取代“性别身份”，来试图把性别政治从身份政治的僵局中拯救出来。然而，这个努力却随即面对一个关键性的理论性问题（同时也是实践性问题）：采取哪一种关于“性差异”的理论路向，拉康，抑或德勒兹？当激进地告别身份政治中的“女人身份”之后，“女人”究竟是被定位为世界之外的“异乡人”、“非人”，还是在世界内“多重位置上迁移”、不断去地域化/再地域化、可以“同时是劳工权益、族群权益、种族权益的捍卫者”的“游牧主体”？在全书结论处张念号召“像女权女人那样去思考”，然而关键问题却恰恰是：这个“女权女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张念所面对的这个关键问题，亦是当代激进性别政治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注释 [1]在“白左”们势力强大的好莱坞，韦恩斯坦、伍迪·艾伦以及凯文·史派西等被指控者，都立刻遭受事业滑铁卢。[2]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上海：东方出版社，2018，第237页。[3]同上书，第246-247页。[4]同上书，第247-248页。[5]同上书，第247页。[6]同上书，第248页。[7]同上。[8]同上书，第250页。[9]它只是出现在张念的如下这句论述中：“身份政治不是一种任意的拼图游戏，也不是受害者共同体的无限制罗织，其目标也不是具体权利的获取”。同上书，第248页。[10] Slavoj Žižek,Like the Thief in Broad Daylight: Powerin the Era of Post-Humanity, London: Penguin, 2018(ebook), pp.11-12.[11] Ibid., p. 11.[12] Ibid., p. 12.[13]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第281页。[14]Žižek, Likethe Thief in Broad Daylight, p. 12.[15]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第251页。[16]同上书，第272页。[17]柏拉图的“理型”，就是这种形而上学同一性的典范论述。[18]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aul Patton, London; New York:Continuum, 2004, p. 143.[19]上述时点还可以换成地点；而且并非时间或空间产生差异，而是纯粹差异使得时间性或地点性的差异变得可思考。[20]国内学者把“becoming”翻译成“生成”，然而“becoming”根本不是什么“生成”，毋宁是指“质变”（metamorphose）。[21]对于西蒙东而言，个体性的主体，不是一个肇因，而是“个体化”过程的一个效应。现代哲学只关注个体性的原子，而恰恰重要的是永不终结的个体化过程，以及使个体化成为可能的“前个体性的场域”。个体化总是一个不完整的过程，总是保留一个前个体性的剩余，从而导致更进一步的个体化。在德勒兹这里，“虚拟”便是那“前个体性的场域”。[22]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 307[23]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第257页。[24]同上书，第282、288页。[25]同上书，第284页。[26]同上书，第281页。[27]同上书，第289页。[28] Jacques Lacan, The Psychoses, trans. Russell Grigg,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176.[29]关于性差异的拉康主义路向，请进一步参见吴冠军：《“只是当时已惘然”——对<色·戒>十年后的拉康主义重访》，《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30]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第279-282、284页。[31]同上书，第280页。[32]譬如该书279-284页。[33]同上书，第279页。[34]同上书，第287页。[35]同上书，第279页。[36] Gilles Deleuze, “Immanence: A Life,” in GillesDeleuze, 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and Interviews 1975-1995,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Ames Hodges and MikeTaormina, New York: Semiotext(e), 2006, pp. 388-389.[37]按照张念的说法，“生命政治在某种层面就是女性主义政治”。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第279页。[38]更进一步的论述请参见吴冠军：《齐泽克的“坏消息”：政治主体、视差之见和辩证法》，《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3期；吴冠军：《绝对与事件：齐泽克是一个怎样的黑格尔主义者》，《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39] Slavoj Žižek,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On Womenand Causality,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4, p. 160; Slavoj Žižek,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 2006, p. 390 (n. 30).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8期。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