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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 | 具有多重意义的寻古之旅 ——读理由的《荷马之旅——读书与远行》

白烨 中国图书评论 2024-02-05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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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理由在步入古稀之年之后,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沉浸于《荷马史诗》研读之中,并且不顾年高体弱,沿着《荷马史诗》故事发展的线索和发生的地点,先后踏访了特洛伊、德尔菲、伯罗奔尼撒、科林斯城堡、雅典等远古遗迹,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深入浅出又有声有色的《荷马之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6月)。看到这本开本不大但却颇显厚重的作品,我有一些吃惊,更有一些疑惑。吃惊的是,已是杖期之年的理由,下如此的功夫去读解《荷马史诗》,这该有多大的劲头,多浓的激情?疑惑的是,这种几乎是孤注一掷的强力付出,能给他增加些什么,又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

以上诸多诧异与疑惑,在进入《荷马之旅》的阅读之后,基本上都得到了应有的解答。
在“前言裸露的人性”里,理由首先讲出了一个非常有理的理由,那就是“西方历来桀骜不驯,世上很难有什么令其服气的事物,唯对希腊心向之,神往之,这其中必有需要探究的原因”。“面对当今世界许多纷繁的冲突,与其舍本求末,不如回溯人性和文化的本源,这对于认识我们自己和认识他人的世界都有所助益。”本着这样的初衷,作者理由“以贴近文学的人性论视角,进入早已被现代各门学科深耕过的领地”,并辗转到特洛伊和希腊等地,“经过走路去察觉历史的阡陌,寻觅其间的渊源和差异,跳脱书本的局限,领略穿越时空的立体感”。

择其要而言之,我以为至少有三点值得人们予以认真关注。

1
以读行结合的方式探寻西方文明之源

《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与文明的源头,而且起点很高,气象非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论》就曾说过:“《荷马史诗》依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又称《奥德修斯》)构成的《荷马史诗》,如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启迪了一代又一代诗人、作家与画家的创作灵感,促成了无数文学艺术精品力作的诞生,又以英雄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交织的精神内核,塑造了希腊人基本的生活方式,主导了西方人的人生理念。

在《荷马之旅》一书中,作者因为熟读《荷马史诗》,谙熟希腊史事,所以无论是荷马其人,还是史诗故事,都能随手拈来,信手征引,使得那些属于古希腊文明基本元素的东西,不断彰显出来,给人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比如,作者由《伊利亚特》中希腊主帅阿加门农与希腊悍将阿基琉斯因红颜祸水引发的内部冲突入手,细致讲述了《荷马史诗》以50天时间和“两天两夜”的篇幅对10年特洛伊之战的浓缩式表现,以及善用“明喻”和“直叙”的艺术手段。
这样处理的结果,使得《荷马史诗》中众多人物的“精神层面”看似粗糙,却又收到另外的效果,那就是“人性裸露”:“头号英雄阿基琉斯就是人性裸露的标本,他卓越超凡,睥睨天下,无论愤怒或愉悦,都出于人的本性,说来就来,信马由缰。”还有,无论哪一方,都是打仗靠“抓阄来定夺”,英雄无分敌我与正邪,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荷马如此这般的“酣畅淋漓,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述说了那个未经理性洗涤与道德驯化的年代”。这个年代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那时没有法律,英雄就是法律践行者;那时没有正义,英雄就是正义的化身;他们还以自身的形体和品格设计宗教,神祇就是他们的复制品”。作者在叙述之中,引用了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可以在荷马史诗的流传和那些神话人物的描写中找到踪迹”的说法。这句话也表明,荷马笔下古希腊的英雄形象以及那种野性英雄主义,正是西方文明起源的滥觞与内容构成的核心元素。这样的一个从远古的荷马史诗入手,从现代文明走出的阅读提炼,让人们透过冗长的战场叙述和丰繁的英雄描写,从内在精神上了解了荷马史诗的要义所在,以及西方文明的精髓所在。
  
2
以实地踏访方式介绍希腊人文景观

带着阅读《荷马史诗》的丰沛感受与诸多疑问,作者的希腊之旅,既是实地踏访,又是精神徜徉。
这种独特的人文之旅,既在充实着作者的经见,解答着作者的疑问的同时,也用以点带面、由古说今的方式,向人们生动而系统地介绍了希腊的人文景观,以及地中海周边独特的地缘文化。

作者一踏上希腊的土地,就深切体会到“虽然希腊现在属于发达经济体,但它的大多数地区仍保留了原初的地貌,没有受到过度现代化的惊扰。
当你置身于伯罗奔尼撒的一处山谷,或伊萨卡的一处海湾,你可能面对与希腊古人几乎一样的景观”。

在首先踏访了位于土耳其的特洛伊古城遗址之后,作者进入了神往已久的希腊——荷马之旅。
从雅典(有卫城博物馆、考古博物馆、帕特农神殿等)开始,依次踏访了德尔菲(有阿波罗神殿、剧场和竞技场)、克里特(有伊拉克利翁博物馆、克诺索斯宫殿,以及欧洲第一条马路、第一座剧院等)、伯罗奔尼撒(有迈锡尼城堡、圆顶墓葬、西西菲斯山城堡等)、伊萨卡(奥德西斯故乡)。这样的一个行走路线,正是《荷马史诗》依次涉及的故事发生地。作者一边实地进行踏访,一边叙说史诗中的故事要点,读与行结合,虚与实兼顾,使得《荷马史诗》所讲述的远古故事,在作者的精彩解说之下得以再度复活,而丰富又独特的希腊人文景观,也因这些故事的演绎,变得异常生动了,也格外鲜活了。

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这种人文景观的生动讲述中,对于它们所特有的地缘政治与人文地理的着意发掘和刻意强调。
比如,在《蓝色的诱惑》一节谈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特殊地形与地貌时说道:“陆地和陆地之间只有狭窄的地峡相连,欲断还续,欲吐还含,较大的半岛就是这样形成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只靠窄窄的科林斯地峡和陆地连在一起,真可谓藕断丝连。从高空鸟瞰,伯罗奔尼撒就像一个五指俱全的巴掌那样伸向爱琴海。”接下去作者引述了柏拉图的“我们就像一群青蛙围着一个水塘,在这个海的沿岸定居下来”,极尽了地中海之妙,同时也揭示了这一地域逐步“形成小国林立,频繁迁徙,勇于冒险的海洋文明”的地理缘由。由此,作者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把地中海称作一个海,还不如把它说成诸多海域的结合体。”“这个有山有海的倒三角形海域,在史前时期前程似锦,它有欧亚非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之便,最早的欧洲文明就在这一水土诞生。”这样的说法有理有据,又有识有见,既给人们揭示了荷马史诗诞生的地理缘由,又对人们深刻认识环境与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相互作用不无助益。

3
以中希比较的方式考察中西文化差异

写作《荷马之旅》这本书,作者显然还有更为深层的用意。
在叙述自己对《荷马史诗》的阅读兴趣时,作者不时透露出“与其比照结果,不如寻找初因”“当彼此人性裸露的时光,能不能看出一些歧义的端倪”。抱着这样的意向,作者在《荷马之旅》的写作中,始终持守着一种比较的眼光,通过多层次与多角度的对比分析,把中希文明与中西文化之间的同与异,进行了洞见症结又发人深省的揭示。

荷马生活的古希腊迈锡尼时代,约为公元前8世纪,与这个时代相近的中国,大致处于殷商文明时期。
作者把两者之间做了简要对比,总体上得出了“中西文明最先觉醒、最智慧、最具影响力的一批超人不约而同地降临于世”的看法。但在社会形态方面,作者认为“自秦以降,中西方的社会再无相似可言”。在中西方文化的源头,作者认为环境的巨大差异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人是上帝的杰作,但人格是适应环境的果实,在早期希腊星罗棋布的岛屿和港湾舒缓了人口的压力,乘风破浪的迁徙磨砺了人们的冒险意志,无拘束也无可依的氛围催生了自由精神与个人主义。”“希腊精神的魅力历久长存,并衍生出许多国家的民主变体,从欧洲散发到美洲、澳洲及亚洲的大片圈域,以绝对少数的人口占据了地球绝对多数的资源。

历史演进到今天,好像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一切都未变。
改变了的,是社会随着时代变迁的换貌改颜,未变的,是当下社会里所谓西方精英们的基本理念。为了说明这一切,作者在文中特别引述了英国《独立报》在近期发出的一个预言:“中美开战有如耙地的农夫和希腊勇士阿基琉斯率神兵天将对抗一般。”作者为此感叹道:“单凭这句话,我们就有必要去读荷马史诗。”究竟中国是不是如“耙地的农夫”一般懦弱,美国是不是像“阿基琉斯”一样强大,我们另当别论,但这种对阿基琉斯只作杀戮英雄解读并绝对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精神迷狂,却不能不令人为之愕然,更令人为之警惕。

笔者以为,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意义,这本《荷马之旅》就有了自己不可忽视的价值所在,而作者有关中西文化差异有感而发的论析与提示,对于当下的中国读者,尤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意义。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1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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