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 | “留德学人”与“德国学术”——读《美国学人留德浪潮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专题
冷眼
对于理解世界现代文明进程来说，理解德国特别重要，理解英、法、德三国文化博弈也很重要，[1]而世界学术中心由德到美的过程与转折也同样非常重要。在文学上也是如此，有论者就指出：“较之英国文学与法国文学，德国文学在现代获得的成就要更慢。”(German Literature in modern times was slower in attainingdistinction than either English or French Literature.)[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欧洲三个主要国家英、法、德对美国教育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的博弈消长就显得很有意味了；[3]在此基础上，再细心考究德国、美国两国大学发展史之间的关联性，更是大学史上的重要现象。[4]这一点仅从教育史来考察，是不能完全看清楚的，我们还必须将思想史的维度引入。
按照哈耶克（Hayek, Friedrich A.von, 1899—1992）的说法，“200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传播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传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这些思想的流行或许已扩展到其最东端。从那时起，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5]这段描述形象地揭示了英、德两国思想交替影响世界的过程，甚至不仅局限在思想层面，还可以下延到制度史层面。甚至我们会说，在一个文明体结构的立体层次中，德国范式被世界所广泛接受，即包括了德国思想、德国制度（德国道路）、德国器物。
而根据克拉克（Burton R.Clark），则美国人留德史可以这样描述：“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6]这一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使得美国后来发生了学术革命，并在20世纪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而本书作者则将时间段定位在1815—1917年，下沿了一段。要知道，“美国从19世纪起前往德国留学者不绝于途,派往欧洲考察教育的人员也络绎不绝,都曾产生良好结果”。[7]也就是说，美国人双管齐下，留德学人和旅德者同时出动，学习德国的先进经验。
而德国的示范作用，也毋庸置疑，按照蒂克纳（Ticknor，George）的说法：“德国学者和教授所拥有的激情使德国只用了短短的40年就达到了其他国家经历300年变迁才达到的发展程度和水平。”[8]或许费希特(Fichte，Johann Gottlieb，1762—1814)关于学者使命的论述可以让我们稍窥那个时代德国学术所拥有的情怀和气象，他明确界定了人类各群体中“学者的使命”（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指出“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9]他要求学者不但要能“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der inallen Stücken der Cultur den übrigenStunden zuvor seyn soll），而且“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diehöchste Stufe der bis auf ihn möglichen sittlichen Ausbildung in sichdarstellen），[10]学者应当树立起与普通人一样的最终目标“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所以，费希特斩钉截铁地表态说：“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这些民族将来还会变化。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11]费希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他的生命谱写了作为学人的最强音，作为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他在任时爆发了1813年的柏林保卫战，当时城内挤满伤病员，费希特夫人为护理伤病员不幸染病，并传染给了费希特，最后两人一起病逝，可歌可泣。而他在民族危难之际，毅然做《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主张实施民族教育、坚持民族主义，以最终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更激励了整整一代的德国人。可以说，柏林大学日后的迅速崛起，与他们的创校校长费希特的这种学术精神和爱国主义并重的大气磅礴直接相关，正是以这种气吞万象的大度胸怀，以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知识人谱写下德国大学崛起的浓彩华章。
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 Henry Wadsworth, 1807—1882）曾做过这样的比喻：“试问迄今为止我们美国的大学为何物？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两三所砖瓦建筑和一座小教堂，再加上一位在内祈祷的校长。”而德国大学却是“教授云集之处，他们极其富有思想和声望……与之相比，我们差得实在是太远”。[12]确实，一方面德国大学所荟萃的知识精英为数众多，另一方面正是这些精英分子的努力，使得德国大学成为使人瞻之仰之的学术重镇，“美国历史之父”班克拉夫特（Bancroft, George, 1800—1891）则赞扬说：“德国学术界是个完美的民主世界，任何人都不承认他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任何人都有权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限制研究和实验的范围。”[12]393-394可见，德国学术成为世界学术场域的中心地是由来已久的，有其必然的因素。
应该说，《美国学人留德浪潮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书客观勾勒了美国留德学人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初步揭示了其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对于汉语学界是良有贡献的，这至少可以给我们打开走向世界的另一只眼，知道在人类发明发展史上还曾有过如此壮阔的美国人留德史的热烈场景。但此类研究，在英语世界里已早有论述，[13]如何能别出手眼、自立门户，其实需要认真考量。在我看来，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更上层楼：
其一，加强对留德学人的个案研究，此书虽然提及了若干重要的美国留德学人，但缺乏对他们的细致研究，如果能将个案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将可能更好地揭示其中的奥妙。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时，就注重个案考察的思路，虽然最初做起来不免有些费尽心力，盖要穷及每一个案之底里则相当不易，但在有相当数量的个案积累之后，则与最初的浮在表面感觉大不相同。[14]“曾经留学德国的美国青年返美国充任大学校长和充任教授者为数众多。他们竞相按德国大学办学和讲学方式,把美国大学引向德国的模式。赫赫有名的威斯康星大学的亨利·巴纳、密执安大学的太潘、明尼苏达大学的伏尔威尔(William Folwell)、康奈尔大学的怀特(Andrew White)、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吉尔曼、克拉克大学的霍尔、密执安大学的安吉尔(James Angel)、哈佛大学的艾略特等人,都曾以德大学做范例而从事校政和教育改革,成为卓有名气的大学校长。恰在崇仰德国之际,1870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军国主义教育雷厉风行,进步学者遭到迫害,纷纷流向美国,被邀聘为教授。拜克(Chales Beck)、雷贝尔(Francis lieber)、阿格济(Louis Agassiz)等人,来美后均在大学执教讲学和传经送宝,起着借他山之石来攻玉的效用。”[7]408这样一种美国留德学人与德国教授双向道的景象值得重视，这是美国成就其现代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重要前提，即便是“一战”使得德国大学的发展受到影响，但“客观地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3年纳粹上台前，德国大学及其科学水平仍是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为例，1918—1933年，德国获奖者为14人，英国为10人，法国为3人，美国为4人。”[4]183譬如像塔潘、吉尔曼、艾略特等人，重点考察他们建立或改革密歇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的情况，甚至进而与中国的蔡元培、马君武、萧友梅等改革或建立北京大学、广西大学、上海音专等校进行比较，则又可谓“塞下秋来风景异”了。
其二，引入更宏阔的学术视域，譬如日本留德学人史同样可圈可点。早在1862年，福泽谕吉就设想“建立像德意志联邦那样的国家”，到后来经过明治制度创建者们的努力，真的在日本建立了以德国为楷模的政治军事制度，最终“把日本也造就成像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当山县有朋创建帝国‘皇军’的时候，伊藤博文负责制定宪法，他的幕僚班子和山县有朋一样挤满了归国的留德学生和德国顾问。”有论者认为：“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日本‘向西方学习’，最终落实到以德国为榜样，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15]确实，从日本最后走向军国主义的结局来看，明治维新只能说是暂脱日本于困境，并未奠立下万事太平的根本制度。当然，日本当时对于学习德国，也有过激烈的辩论。[16]而对柏林对日本留学生也有过专门的研究[Japanische Studentenan der Berliner Universität 1870—1914(柏林大学的日本留学生1870—1914)]。[17]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美、日、中先后开展了留德教育，并以德为师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但效果各自不同，何以然，这无疑是值得深入追问的。
其三，思想史、文化史层面还可更加发覆，譬如书中提到歌德对美国的了解大部分来自美国留德学人如蒂克纳、科格斯韦尔（Cogswell）、班克拉夫特等，科格斯韦尔至少拜访过三次歌德，并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归国后大力宣传歌德作品；班克拉夫特是美国最早系统研究歌德的学者。[18]这其中的关联似可更加发覆，因为这牵涉德美精神史交流的关键之处，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反映出歌德对于北美新世界的兴趣。这点从他在描述《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可以看出，麦斯特的具体任务是联系大庄园主雷纳多（Lenardo），以联合向美洲大规模移民，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团体是所谓“移民联盟”（Bundder Auswanderer）的首领。再结合此书最后的状况来看，实际上是开拓了两块新的建设区（或移民区），一块是计划中的向美国移民；还有一块则留在德国本土。这种对美国和北美的兴趣，或许和歌德对美国的了解不无关系。
总之，留学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举中国为例来说，西南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19]。这种清一色的留学背景让人咋舌，但正是这批人在造就抗战烽火下的西南联大的辉煌事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进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人才和教育基础。在美国创建现代大学的过程中，留德学人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影响既非局限于教育一隅，也非一成不变，它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思想互动史的典范，美国人最后成就了他们在20世纪下半期至今以来的世界学术与教育中心地位，但这种引进与改革是否成功，则殊难盖棺论定，毕竟将市场因素的加入使得美国学术偏离了德国学术的纯正品格。人类文明要发展，现在似乎又到了一个知识体系建构的十字路口，按照郑永年的看法：“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我称之为‘宏大的论述’阶段。西方的知识体系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世纪、19世纪得到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初基本完成。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论述’基础之上的，诸如马克思、韦伯、杜尔凯姆、亚当·斯密，等等。这些‘宏大的论述’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今天，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已经转移到微观研究。欧洲还继续有‘宏大的论述’的传统，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然出自欧洲社会科学家，但美国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微观。微观研究是美国人的优势。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到欧洲和美国的分工和合作。美国和欧洲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欧洲移民建立的，他们没有任何困难把欧洲的知识体系移到美国。如果用学术化一些的语言来说，欧洲人建立假设，美国人来检验。这种分工和合作，一直相当有效。”[20]这里区分了德国（欧洲）与美国的传统关联与分野所在，更指出东方，尤其是中国知识体系的问题，是否需要照搬他国的已有模式另当别论，但总结人类文明史上已有的历史经验教训，则为新时代题中必有之义。就这个意义来看，美国经由留德学人借鉴德国学术之路确实是文明史上一个宝贵的财富库；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学习德国的历史，但更多的是学习美国（包括至今为止），这其中的很多经验同样值得我们悉心反思。
注释
[1]参见叶隽.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Walz, John A: German Influence in American Education andCulture, Philadelphia: Carl Schurz Memorial Foundation, 1936. p.7.
[3]贺国庆.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
[4]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5][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7—28.
[6][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7]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82.
[8]Rohrs, Hermann: The Classical German Concept of theUniversity and Its Influ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York: Peter Lang, 1995. p.37. 转引自梁丽.美国学人留德浪潮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5.
[9]德文为：In dieser Rücksichtist der Gelehrte der Erzieher der Menschheit. [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 Quellen Philosophie: DeutscherIdealismus, S.9663 (vgl.Fichte W Bd.6, S.332)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A].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3.
[10][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 Quellen Philosophie: DeutscherIdealismus, S.9665—9666 (vgl.Fichte W Bd.6, S.333)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A].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4.
[11]德文为：auch mir an meinem Theile ist die Culturmeines Zeitalters und der folgenden Zeitalter anvertraut; auch aus meinenArbeiten wird sich der Gang der künftigen Geschlechter,die Weltgeschichte der Nationen, die noch werden sollen, entwickeln. Ich bin dazuberufen, der Wahrheit Zeugniss zu geben; an meinem Leben und an meinenSchicksalen liegt nichts; an den Wirkungen meines Lebens liegt unendlich viel.Ich bin ein Priester der Wahrheit; ich bin in ihrem Solde; ich habe michverbindlich gemacht, alles für sie zu thun und zu wagenund zu leiden. Wenn ich um ihrer willen verfolgt und gehasst werden, wenn ichin ihrem Dienste gar sterben sollte was tht ich dann sonderliches, was tht ichdann weiter, als das, was ich schlechthin thun müsste?[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Gelehrten, Quellen Philosophie: Deutscher Idealismus, S.9666—9667 (vgl.Fichte W Bd.6, S.333—334)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A].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5.
[12]Holdfaster, Richard & Metzger, Walter P., The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55, p.4. 转引自梁丽.美国学人留德浪潮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8.
[13]譬如作者已举出的，Rohrs, Hermann, The Classical GermanConcept of the University and Its Influ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States, New York: Peter Lang, 1995. 但更早就有Walz, John A,German Influence in American Education and Culture. Philadelphia: Carl SchurzMemorial Foundation, 1936.
[14]参见叶隽.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叶隽.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叶隽.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15]参见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J].载新华文摘，2000（8）：76—77.
[16]盛邦和.学哪一个“西方”？——日本关于德国学的辩论[J].载经济管理文摘，2005（20）：38—42.
[17]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刘悦,杜卫华.近现代柏林中国学人考[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Du, Weihua, The List ofChinese Students in the Berlin University (1898—1949),Berlin: Mensch & Buch, 2012.
[18]梁丽.美国学人留德浪潮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54.
[19]《联大八年》，昆明，1946年。转引自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2版）[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9.
[20]郑永年.中国的知识重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18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