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 | 《叫魂》与疾病的社会学反思
专题
重读
21世纪以来,我们经历过甲流、H1N1等疫情。尤其是SARS,这是一场于2002年在中国广东首发,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其引起的社会恐慌是巨大的。17年后,当年一幕似又重现。一种新型病毒的到来,引发人们日常生活秩序的改变。伴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对于信息的传播速度也远高于17年前。疾病,尤其是群体传染性疾病对于未来整个社会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给社会秩序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国内疫情已经逐渐缓解,重读《叫魂》之社会恐慌的故事,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思考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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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合理性”
《叫魂》所讲述的事件是发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一年,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暴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纷纷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
叫魂、扎小人诅咒等,这些现在听起来很愚昧的事情,在当时那个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封建时代却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恐慌,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事件。反观今天的新冠疫情,人们所惧怕的正是一个“新”字,这种对陌生疾病的未知与不可控在疫情暴发时便引起了大家的恐慌。
沿着《叫魂》作者的思路来思考一个一直以来都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问题:民众或者说公众的社会总体思想和总体意识是怎么来的?整个社会的总体意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当中,很多人认为,到了晚清,中国的社会历史才开始一场巨大的变革。晚清的重臣李鸿章有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不管是陈胜吴广起义,还是李自成进京,在晚清之前的中国历史上,这些事件不断出现,并成为执政者“集体经验”的重要根据。但是,西洋人坐着船来卖鸦片,不交易就炮轰,同时,基督教、天主教广泛传播——这确实是前所未遇的事情。虽然自明朝起便有西洋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身体意识,改变了我们对疾病的看法和理解。但是,只有到了晚清,中国社会才全面地从一个古代社会向一个现代化社会转型,正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遇之变局。
然而,激发晚清之社会性恐慌的原来来自海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社会性的“恐慌”本身也是舶来品。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都与社会性的恐慌紧密相关,期间的社会意识编码却不可不细分。说太平天国背后隐含着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洪秀全宣扬拜上帝教,自己也把自己看作神。老百姓对太平天国的一些行为表现出“未知性恐慌”。在公众眼中,太平军穿着打扮奇特,行为古怪,超乎已经确立了几千年的道德规范行事。而义和团运动同样引发这样的问题。冯骥才小说《神鞭》里讲道:团众胸口写上刀枪不入画个符,然后朝着敌人阵地冲去。于是,小说呈现了中国国民第一次用肉身体会到了可怕状况:在现代枪炮面前,所谓的浩然正气和心性意志皆被粉碎。
依此回看叫魂事件,我们发现了同样的逻辑:面对社会性事件的时刻,想象力的爆发首先体现为恐慌性意识的扩张。事实上,叫魂事件中,乾隆的官员们处置是基本妥当的,村民的焦虑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现代科学和理性的背景下,重新来看叫魂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种“荒唐地践行合理性”的行为模式。在这里,一旦社会出现危机,人们不是会丧失基本理性,而是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传播荒诞无稽的想法或做派。这正是《叫魂》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非常深刻的反思。
简言之,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荒唐”本身,而是“荒唐”的合理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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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没有想象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