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在小说《鼠疫》中讲：“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1]97从宏观层面来看，“鼠疫”是罪恶、灾难与世界荒诞的代名词，“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意义）则被影射到世界上。”[2]主人公里厄医生是本书的叙事者，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观察者的视角，记录了鼠疫侵袭下城内的无数悲剧及各色人物的不同选择。小说塑造了以医生里厄和公务员朗格为代表的“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崇高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1]102的存在主义英雄，记录了身处灾难中心的不同人对抗鼠疫的全过程和不同态度及行为。
小说开篇引用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话表达了加缪自己的创作倾向：“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实，两者都可取。”[1]1很显然，加缪小说的标题“鼠疫”具有多重隐喻含义，起码有三层：一是现实中瘟疫时发生的种种悲剧事件的文学表述；二是加缪希望以寓言的形式，以鼠疫影射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法国社会现实；三是鼠疫可被视为人类无法理解的世界荒诞的表征。通过《鼠疫》，加缪试图表达：面对荒诞的世界、横行的瘟疫和注定失败的反抗，“实事求是”地直面准则是存在主义英雄的唯一选择；在对抗世界荒诞性这场满盘皆输的战役中，人类唯一获得的“战利品”是“认识与记忆”。[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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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认知的坚持与愚昧傲慢的恶果
认知不仅指代掌握客观知识的能力，其深层含义也包括面对不可知的世界时人类的理智态度。认清人类的边界，首先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掌握，才能克服人文主义式的傲慢与将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宗教虚无，才能明白人类的能力极限、理清生与死的终极问题，从而将目光落在现世。
《鼠疫》花了大篇幅介绍从鼠疫开始蔓延到真正被确认的过程：大量死亡的老鼠引起了全市的恐慌，与之相伴的是市民莫名其妙地死亡，开始时普通居民将其归结于天气炎热等其他外部原因，患者的临床病症和化验结果却确认了这是“绝迹”多年的鼠疫，病因确定之后医生才可对症下药，尝试从巴黎调来血清治病。面对这一场不知始终的战役，医学知识是人类最重要的武器，里厄医生所能做的就是以现有的医疗条件，尽全力救治患者、与鼠疫对抗。《鼠疫》以多种案例嘲讽了普通市民因科学知识的匮乏造成的愚昧，这主要体现在市民对非理性事物的盲信和对科学治疗的逃避上。在商家宣传和迷信作祟下，人们相信涂油的雨衣、薄荷糖、烈酒能预防鼠疫，因此这些商品疯狂脱销。在鼠疫变成持久战、封城已成既定事实之后，市民的第一反应是求助于非理性的力量，相信末日预言或占星术士的预测。唯利是图的商家紧抓营销机会，出版大量尝试通过毫无科学依据的计算来预估鼠疫的伤亡和结束时间的书籍，吸引民众将金钱投入于此、寻找宽慰。家人患病后，不少市民宁愿与家人“同生共死”，封锁大门阻止医生行医，里厄医生甚至数次需要动用警察的干预和军队的力量才能把病人“夺走”。对鼠疫这一灾难缺乏科学认识，不仅劳民伤财，更阻碍了医生及时救治病人、遏制鼠疫蔓延的进度，致使灾难加重。
对科学知识的强调和追求，不等于承认世界是完全可知的。知识不仅指客观知识，更意味着面对灾难时的理智态度——首先表现在不躲避面对不可抗的自然灾难以及无力控制的罪恶时产生的无力感和荒诞感，其次是正视现实、将着力解决眼前发生的灾难看作唯一目标等。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阐释自己将荒诞提升为世界第一性的哲学态度，他认为“荒诞，则是清醒的理性，确认了自己的局限”。[3]57不再将传统的“认识世界”作为最重要的目的，有利于人类从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将目光转向现实生活。在《鼠疫》中，这体现为将全部精力放在与疾病的斗争上。里厄医生有多年的从医经历，在见证了无数患者的死亡和病人死前对人世的眷恋后，他“变得谦逊了些”。[1]95尊重死亡、承认面对世界荒诞时人的无能为力，认清人的能力存在边界，是里厄医生在长期从医经历中收获的“知识”。疾病暴发却未确定具体命名时，省政府针对此次疾病召开了卫生委员会议，会议上医生卡斯特尔将疾病的命名看作当务之急，但在里厄医生看来，首要任务是治疗。“因此，叫它鼠疫或增长热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你们得阻止它夺去城里一半人的生命。”[1]37实事求是与实干精神才是抵抗灾难的最有效手段。
理智与“实事求是”相依存，抵抗的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逐渐养成的傲慢。在鼠疫中，首先死亡的是“那些人文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天灾”，[1]28他们相信凭借人的能力能对付一切，在鼠疫横行时仍旧无拘无束，不采取防御措施，因此造成他们死亡的主因是无知和傲慢。“我们的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1]28确认鼠疫暴发后，里厄医生的直观感受是“前景堪忧”，这一悲观态度源于对鼠疫破坏力的理性认知。医生带着沮丧之情回忆了历史上的鼠疫灾难的后果：约造成一亿人死亡、四分之三的病人无法存活、受难者尸体堆积如山……战斗打响前他就明白，人类与鼠疫的对抗只能屡战屡败，但他仍旧将全部精力投入一线的治疗工作并尽己所能。另外，有意无意遗忘灾难中个体的痛苦和悲剧，宣扬面对瘟疫时的所谓“胜利”，也是人类傲慢的体现。鼠疫结束后，市民们为受难者铸立纪念碑，借此欢庆这场战“疫”的胜利，宣扬自己的抗“疫”经历，或借此拔高苦难的意义。将个体承受的灾难抽象为集体面对自然的“战争”，将伤亡抽象为数字，无视个体的苦痛，都会使无法体会到切肤之痛的旁观者、后来人看不见背后的悲剧，这本质上是对鼠疫的无知、对灾难的傲慢以及荼毒大自然的继续，很可能会使人类再食恶果。
另外，在小说中，里厄医生强调的“认识”与神甫所提倡的“提高认识”不同。神甫强调“认识”的目的在于宣传这是全人类的罪孽，为苦难找到合理性；而里厄医生对科学知识、医疗知识的强调，本身隐含着反对苦难崇高化、歌颂苦难、将苦难视为“共同罪孽”等一系列非理性、超现实的态度，因为这些态度本质上也是对苦难的逃避。鼠疫像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幽灵，人类无法将其消灭，只能让它蛰伏或退却，这强化了它的神秘性和不可知性，而神甫对宗教拯救盲目迷信，体现了人类对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的非科学的态度。在鼠疫之初，见识到生灵涂炭的神甫将其视为上帝的意旨，认为人类罪有应得，对抗鼠疫的唯一方式是匍匐于上帝脚下，甚至相信“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使人们警醒，让他们思考问题”，为其宣教寻找“红利”。哪怕在亲眼见证了幼童因鼠疫而死亡、被眼前的苦难震撼以至于怀疑上帝降下的“共同罪孽”的合理性、承认“上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1]167后，神甫的选择仍旧是坚持神正论，全身心相信上帝。与医生的“诚实”相反，神甫将现实苦难和对上帝无条件地臣服当成是换取永恒幸福的敲门砖，将希望寄托于来世，这实际上是对当下苦难、世界荒诞以及无力抗拒灾难的逃避。加缪认为，荒诞人就是“毫不否认，不为永恒做任何事的人”。[3]77他不去思考永恒或来世，而是正视眼前的生活，直面现实的苦难，“对他而言，一种更加伟大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否则就不诚实了。”[3]78这不仅是虔诚圣徒式全身心臣服于上帝脚下的反面，也是人文主义式过分宣扬人的能力和自信的反面。
认识与记忆相连，在本次鼠疫中留下的生活经验、情感经验和客观知识，是人们面对下一次灾难时的武器。在里厄医生看来，“生活的热情和死亡的形象，这就是认识”。[3]220首先，灾难中的一次次生离死别，加深了医生对死亡的认知，使他能冷静地直面至亲的死亡，认识到面对死亡时人的无能力为。其次，里厄医生清楚鼠疫杆菌会卷土重来，而灾难给后世提供了客观历史经验，能帮助人类在下一次类似灾难到来时更有力地抵抗灾难。“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与疾病共存”，[3]45作为隐喻的“鼠疫”与人类的历史相生相伴，意味着每一次灾祸发生后，长期处于灾祸之中逐渐麻木的人类的状态。不纠结于人类无法解决的死亡问题，才能将目光转向现实生活，重视生活的激情。第三，鼠疫期间的编年史更可视作医生本人的经验，里厄医生将他的记录视为本次鼠疫的编年史，“它无非显示了人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了些什么，并指出今后如遇播撒恐怖的瘟神凭借它乐此不疲的武器再度逞威，所有不能当圣贤、但也不容忍灾祸横行的人决心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时又该做些什么”。[1]233作为本书的叙事者，《鼠疫》是里厄医生个人经历的证明，而这段记忆也是他汲取经验、保持警觉，以在下一次鼠疫袭来时能快速反应、高效应对的认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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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遗忘的记忆与鼓动遗忘的帮凶
与记忆相对立的概念是麻木和遗忘，遗忘意味着背叛历史经验，而反抗遗忘的良药是从灾难中汲取知识性的经验和教训。用抽象的数据冲淡情感强度、习惯灾难后导致的麻木、不假思索随波逐流、对苦难经历的逃避等都会加速集体“遗忘”的进程，让后来人“失忆”，甚至重蹈覆辙。只有长知识又长记性，才能对灾难保持警觉并减少类似灾难降临的频率。在与任何瘟疫的遭遇战中，将苦难抽象化，即把鲜活个体经受的创伤抽象为统计学上的数字或概念，都以冷冰冰或貌似客观的形式成为遗忘的帮凶。鼠疫开始时，外乡记者朗贝尔一心想离开阿赫兰与爱人团聚，他用尽方法却出城无门。在找里厄医生开健康证明无果，失去了“名正言顺”离开城市的最后希望后，他愤怒无比，将矛头转向直接推动封城政策落地的医生。朗贝尔认为，因鼠疫而封城的决定导致亲人爱人不能相聚，使无数个体妻离子散；在宏观上，封城是制止鼠疫扩散的有效方法，但个体的幸福和正常生活被抽象的政策毁灭了。因此，他指责医生生活在抽象观念里。而里厄医生认为，对一线工作的医生来说，这种“抽象的政策”比个体的幸福更有力，客观比激情更有利，“灾难中有抽象和非现实的成分，但当这抽象开始屠杀人们时，操心这抽象就势在必行了。”[1]64医生的“科学性”冷漠是自保手段，阻断“多余”的情感有助于将全部精力放在治疗上，以免因情感重负而犹豫不决、因怜悯自责而精神崩溃。但是，将受难者抽象为数字，无疑会使远离鼠疫的旁观者们对灾难笼罩下的个体的痛苦缺乏感同身受，导致对灾难的漠然，加快遗忘的进程。在人类与鼠疫的战斗屡见良效时，塔鲁与里厄医生的对话揭示了他在瘟疫中倾力奉献自我的原因：大众早已患上鼠疫却不自知，而他不愿成为“鼠疫患者”，不愿无意识作恶。塔鲁原本可以成为法官接班人，年轻时的他“对审案只有抽象的概念，而且一点儿没有为此感到不安”。[1]186但在观看了父亲庭审时判死刑的过程后，他认识到：法官审判的并非是抽象的罪名而是活生生的人，他无法接受执法律与正义之剑的杀人行为。个体的悲欢上升为抽象概念，意味着群体的“共情”难以维系，没有切肤之痛的旁观者，自然不会去深思他人的苦难，更不会去质疑苦难的合理性。把个人鲜活的悲欢离合抽象为以数字概括的感染人数，会使后人将它当作不带情感色彩的历史事件不假思索地接受，简单的数字代替了强烈的情感冲击，麻木便随之产生了。《鼠疫》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探寻，不仅指向阿赫兰城内的突发事件或某一场特定灾难，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无意识作恶、麻木冷酷的代名词，是法西斯政权统治下法国社会的隐喻。“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世界上没有人能免受其害”，[1]189在加缪看来，20世纪的时代状态是“高举自由大旗的奴隶集中营，以对人类的爱作为理由进行的屠杀，或者对超人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无法对之加以评价。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4]在法西斯强权统治的时期，最大的恶莫过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计划。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观看纳粹党极端分子、犹太人屠杀核心工程师阿道夫·艾希佐的审判时，发现凶手在被审判时毫无悔意，甚至认为屠杀犹太人“是他的职责”，她在惊恐之下，开始追问一个小人物为何会成为杀害数百万犹太人的直接凶手。在她看来，这是“平庸之恶”的体现，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极易成为“恶”的帮凶。“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堕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5]纳粹核心人物在法庭上的辩解固然有逃避责任的嫌疑，但不可否认，对“二战”时深陷纳粹狂热的普通德国人来说，对种族灭绝计划的麻木或不假思索的支持以及战后对这段历史的有意忽视使之成了罪恶的帮凶。施暴者对暴行、受害者对创伤的有意回避以及集体的沉默造成了遗忘的流行。如果不懂得一次次地强调灾难的后果和应从中吸取的教训，会使后来者不仅不能以此为鉴，甚至完全遗忘这段“至暗”的历史时段。以里厄、朗格为首的存在主义英雄对抗的不仅是自然的灾难，还有“沉默”的罪恶，而沉默是遗忘的最大推动力。权威的有意掩盖和忽视、个人在苦难中的失语和梦魇也是个体在反抗麻木与遗忘时的重要阻力。城内的医生在鼠疫暴发早期就敏锐地感知到疾病的蔓延，但面对强大的官僚机器，他们难以找到有效发声的途径。医生既无像媒体一样向民众直接传达疫情的发声渠道，又无不经过上级政府指示直接向社会公布鼠疫暴发的权力。当城内数位大夫都接诊到鼠疫患者、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隔离病人以防止疫情扩大时，本城最有名望、最有权力下达隔离指示的医生里沙尔却认为“他没有资格办此事，他唯一能做的，是把情况报告省长”，[1]23官方直接掌控了全市人民对鼠疫的了解程度。加缪隐喻意义上的“鼠疫”指向1840—1844年法西斯占领法国的历史时期，战争结束后，为摆脱维希政权带来的耻辱，“法国人民在伟大的审查官查尔斯·戴高乐的指导下，往往对这段记忆予以压制或使之在公共空间中消失”。[6]5遗忘的成因不仅是记忆的速朽和人类的麻木，更可怕的是受害者的沉默尤其是集体沉默，后者是遗忘的最大帮凶。细究起来，遗忘不仅来源于集体沉默，也产生于个人对苦难回忆的逃避。因此，作为在悲剧结束后抵抗遗忘、保存记忆的方式，记录的意义尤其重大。《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是犹太作家普里莫·莱维作为奥斯维辛亲历者在战争结束后撰写的回忆录。莱维在书中提到，奥斯维辛结束后，部分德国人倾向于遗忘这一段历史，或者将自己当时犯下的罪恶归结于纳粹政治动员下的狂热。人们更倾向于逃避罪孽，认为自己是在强权的“欺骗”下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采取了错误的行动。与此同时，无数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们，更希望回归原有的平静生活，努力通过回避任何勾起不堪回忆的方式回避、抑制奥斯维辛内的惨痛经历给自己带来的层层伤害与后续伤害。莱维在后记中还说，该书在德国刊印发行后，某些德国读者的来信谴责他夸大事实，他们无法接受纳粹曾有如此残忍的作为，更不相信自己的祖辈可能也是其中一员。可见，如果没有亲历者的记述，这段历史事实最终会被抛入遗忘的长河，受害者遭受的苦难无处宽慰，后世也不能力避相似悲剧的重演。加缪在小说《鼠疫》的末尾，刻画了鼠疫不期然结束后市民的生活状态：分离许久的爱人重新见面，人们的幸福溢于言表、港口升腾起礼花、城市的喧闹一如鼠疫之前。经历灾难后的市民迫不及待地“重启”正常生活，而沉浸在哀痛中的人们也努力挣脱此前阴霾，生活似乎毫无来由地一切向好。好了伤疤忘了痛，更可悲的是人们还刻意掩盖伤疤、粉饰此前的痛苦，见证灾难的真实记录没有留存，记忆苦难感受的众生“共情”消散殆尽，遑论让后来者记住教训、保持警觉以及汲取经验、避免重蹈覆辙等。里厄医生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1]223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消失，而欢乐的人群对此却一无所知。“鼠疫会再度唤醒他的鼠群，让他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1]223瘟疫暂时结束，生活回归正轨，不意味着可以忘记当时的苦痛、无视灾难的代价，善忘或者健忘是有害无益的。在《鼠疫》中，加缪塑造了一个毫无生命力的世界，试图思考在荒诞世界中，存在主义者何为的问题。故事发生地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省城阿赫兰，叙述者以“丑陋”“死气沉沉”“枯燥无味”、了无自然生机来形容此城，“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对这座现代商业城市里的市民来说，最要紧的事是赚钱，“它似乎是个毫无臆想的城市，即是说，它是个纯粹的现代城市”。[1]2他们的生活没有纵深感，既无对故土的回忆，也无对乐土的期望，因为气候干热，死亡的“难受”成了此城独特的困难——生活与死亡都给不了人强烈的刺激，城市炎热且令人倦怠。长期如此的城市生活给里厄医生带来的是厌倦感。加缪将“日常行为的链条断了，心灵无奈地寻找重新接起来的一环”[3]14看作是荒诞的征象，鼠疫来袭，居民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被打断：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再、与他乡亲人的联络切断、电影院无法播放新片……机械的生活戛然而止，他们突然“被抛离”了现代生活的节奏。封城导致的与世隔绝产生了深深的“流放感”，人们突然感受到与世界的分离，看见了世界的荒诞，发现了世界的陌生性和人的无能为力，不假思索的生活被打断后，思虑被迫“开始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里厄、朗格为首的平凡人，面对无能为力的灾难、脱离了人掌控的世界，诚实地认识到人“屡战屡败”的结局，仍选择以每日尽职尽责的劳作对抗注定到来的失败，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不去思考永恒或超越，践行了存在主义价值观下的英雄主义。塔鲁与里厄医生的两次长谈可视为理解加缪存在主义价值观内涵的线索。在鼠疫暴发之初，塔鲁组建志愿者防疫队计划时与里厄医生的对谈，表现了医生的价值观：“既然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归结为一个死字，上帝也许宁愿人们别相信他而全力以赴同死亡做斗争”，[1]95哪怕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在鼠疫进入尾声后，二人在天台的夜谈反映了塔鲁在追求内心安宁的道路上的屡战屡败，暗示了追寻超越生活的永恒安宁、反抗整个世界的荒诞注定难以达成的事实。“那些想超越人类而去寻求连自己都想不清楚的东西的人，谁都没有找到答案”[1]227——塔鲁死在了鼠疫结束前，用死亡换取了永恒的安宁。面对无法避免却又无力解决的生活荒诞，存在主义者需要承认人并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哪怕鼠疫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1]95仍然尽全力做好分内的事情，着眼现世并诚实面对生活。加缪存在主义思想的真谛是在日常的工作中重拾生命的价值、发现人的韧性。因此，作者有意将约瑟夫·朗格树立为存在主义的英雄，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市府小职员”：他身材瘦长、满身烟酒气、经济拮据，生活的最大目标之一是为从临时工转正而努力。这样一位平庸不起眼的小人物，被“作为榜样和楷模加以效法”，[1]102主因是存在主义的英雄所需的“只是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看似滑稽的理想”。[1]102存在主义英雄不仅能正视世界的荒诞，承认人对此的无能为力，“还应强调方法：贵在坚持。”[1]61存在主义的英雄概念消解了“英雄”的崇高性，英雄不再遥不可及，而成为普通人均可达成的价值目标。“真正的努力反而在于坚持，尽可能地坚持，并且近距离查看那种遥远国度的怪异的草木。”[1]11《鼠疫》中格朗的英雄主义行为体现在他每晚能把六到八点两小时的时间贡献出来进行志愿防疫工作，他不去承担自己无法胜任的工作，而是在尽力完成自己作为市政府职员的本职工作之外，每日为鼠疫的防治工作出力，坚持到整场灾难结束。“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地褒扬。”[1]97将局中人的牺牲过度宣扬为“高大全”或“英雄主义”，只会使普通人对其望而却步，进而可能转向冷漠与逃避。在牺牲教育与奉献教育的鼓动下，人们往往将英雄人物等同于为全人类的利益牺牲自我的悲剧人物，将英雄树立成普通人的对立面，英雄被想象成为超人或圣人。加缪笔下的英雄人物，不再是普罗米修斯式大地上的盗火者，无须为全人类的幸福承担无尽苦难。加缪推崇的是西西弗斯式的存在主义英雄：具有清醒的意识，了解自己悲惨的生存境况；他的唯一工作是日复一日地将巨石推上山顶，再看它从山顶滚下。西西弗斯明白诸神已死，他的劳作是徒劳无功，但他在注定的失败之中发现了劳作本身的价值：“这块石头的每一颗粒、这座夜色弥漫的高山每道矿石的闪光，都为他单独形成一个世界。推石上山顶这场搏斗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心。”[3]144小说《鼠疫》重视小人物的价值、反抗宏大叙事和传统的英雄悲剧，将目光转向平凡人以及日常劳作本身，从中挖掘出人性的光辉等倾向，体现了存在主义视野下的人道关怀。存在主义英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诚实”，诚实意味着忠实于明显的事实，正视世界的荒诞本性，反对乌托邦式的超越生活本身、把生活崇高化等背叛真实世界的想法与做法。加缪反对以帕那卢神甫为代表的追求来世的神正论宗教观和以塔鲁为代表的对生活和人性绝望、试图以逃避人生来寻求安宁的人生观，他认为，这种弄虚作假以赋予人生某种意义，实际上是背叛了人生。在灾难面前，里厄医生坚持“实事求是”的准则，这包括将目光从永恒转向现世、面对鼠疫这场注定失败的战役却不放弃、将重心落在治疗每一个患者身上，而不去虚幻地思考来世的拯救，在直面现实的过程中，他们成为真正承担生活重负的存在主义式英雄。他的英雄行为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灾难发生时尽己所能地承担责任，二是忠实记录灾难，充当“见证者”的角色。在《记忆的伦理》一书中，作家阿维夏伊·玛格丽特提出了“道德见证人”的概念——“同时见证邪恶和它带来的痛苦”；[6]140“我所认同的道德见证人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冷静的希望：在某地某时存在着或一直存在着倾听其证言的道德共同体。”[6]145里厄医生除行医疗病之外，还帮助市民保存了这场灾难的记忆，使这场灾难中个体的苦难在抽象概念下有了立足之地，免于被遗忘，更为后世留存下体验性的启示。加缪在小说中提到，人类的困境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鼠疫患者”，荒诞是世界的第一性，但存在主义者着力对抗这种荒诞。“在认识这个城市和这次瘟疫之前，我早已患上鼠疫了”；[1]184在塔鲁看来，鼠疫患者对鼠疫的反应有二，一是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二是努力摆脱，而他属于后者。加缪的“鼠疫”隐喻直接指向法西斯统治下的法国，被敌军占领后的法国人民，在经历了开始的惊慌之后，逐渐堕入麻木。作家以阿赫兰城被封城后人们对爱人的遗忘反映了鼠疫降临后市民从惊恐、反抗到麻木的整个历程。封城后恋人别离的愁绪成了全体居民的共同感受，大家疯狂用信件、电报与爱人交流，互诉衷情，但当明白鼠疫短期结束无望、对未来不再有期待时，人民逐渐地习惯了封城后的生活，爱人的面貌也模糊了。法国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法兰西组曲》也以维希政权时期的法国为时代背景，书中描写了法西斯占领法国村庄，村庄内的年轻妇人和驻扎家中的德国翻译官在灾难之中生出真情的故事，这可以作为灾难、罪恶下习惯和麻木在不经意间蔓延、侵蚀人们生活的另一佐证。当然，《法兰西组曲》探讨了更深层的人性压抑、情感迸发、矛盾心理和民族灾难中不同个体的悲剧与经历，将重点指向描绘平常人眼中而非官方话语下的战争百态，但也侧面暗示了法西斯占领下法国军队入驻百姓家中后市民思想观念的改变：从惊恐、厌恶到和平相处、习惯对方甚至在军队将朝俄国推进离开小镇时心有眷恋。简言之，在极端环境下有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规律，即当灾难已成定局后习惯与之共存、陷入麻木状态、结束后不自觉地遗忘这段经历，是大部分人类面对突发灾难的连锁反应。而存在主义者则强调着力对抗这种麻木，在认识到世界荒诞、人类对此的无能为力后对现实保持警觉。2020年1月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至今已有四个月。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病毒的传播速度和严重危害出乎意料，封城禁足、闭关锁国不得不为，许多国家被迫进入“紧急状态”。因为这次疫情猝不及防，所以，相关科学知识的匮乏，令医护人员中招，更让公众恐慌；而疫情出现初期，权威信息发布屡屡失效，令谣言满天飞并误伤“吹哨人”，更让公众不知所措。新型疫情中重读《鼠疫》，借此体验仍然存在的抽象概念压倒个体悲剧、科学知识匮乏、遗忘弥漫四方等现实困境，珍视以一线医务人员为代表的“逆行者”和挺身而出的平凡人及其内蕴的人性光辉，思考和践行作为疫情中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的责任与坚守，特别是在“向死而生”中如何保持警觉、抵抗遗忘、保存记忆。在当前的新冠疫情中，确实存在将个体的悲剧抽象为统计数字的现象，这既让受难者家属愤怒也会造成旁观者的冷漠，更可能引起进一步的社会分化。在《鼠疫》中，记者朗贝尔将“抽象”视为“幸福”的反面，“新冠”疫情当前，北野武在3·11日本大地震后“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一句流传甚广，在庞大的统计数字下，经受苦难的活生生的“人”隐没了。对武汉之外的人们来说，千里之外的悲剧以冷冰冰的数字体现，灾难难以唤起切肤之痛，会让人对此以漠然态度处之。而现实证明，记录个体的悲剧、激起广泛共鸣，可切实推动疫情的救治。微博开设“肺炎患者超话”，为那些因种种原因无法得到治疗的患者提供发声渠道，让个体的苦难被“看见”，千里之外的网民可以帮忙转发呼吁，成为促进肺炎患者应收尽收的有利渠道。《南方周末》、财新网、凤凰网等媒体坚持将亲历者的切肤之痛化为新闻特稿，将关注焦点对准每一个真实个体；他们为没有救治机会的普通人奔走疾呼，展现突如其来的悲剧下的个体悲剧；他们深入抗疫一线，细节展现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强度，记录医护人员面临的危险与困难，挖掘灾难中的坚韧与温情。这不仅可以引发话题，吸引民众的持续关注，更能激发旁观者的强烈共情和由衷感动。“他们现在才明白，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向往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的真情。”[1]227而真情恰恰需要真实真相来激发。科学知识的匮乏和媒介素养的低下，曾联手造成广大民众的极度恐慌和盲目抢购。17年前的SARS疫情，板蓝根被视作包治百病的良药，“抢盐”的闹剧仍历历在目；本次疫情期间，双黄连口服液被当作病毒克星遭到哄抢，酒精能防治新冠的谣言甚嚣尘上，更有记者在采访李兰娟院士时直接询问饮酒是否可以抗病毒这类荒谬的问题。末日谣言也是魅影重重，它不再是1947年首版的长篇小说《鼠疫》的艺术虚构，而是频频现身互联网中——有些居心不良者将本次疫情与澳大利亚山火、非洲蝗灾等相联系，传播《圣经》中“瘟疫、山火、洪水、饥荒”的末日迷信，加剧了社会的恐慌、无助甚至动荡。另外，逃避治疗、需要军警强制押送去医院的病患，也不再是作家加缪的艺术想象，现实中有不少人有旅居疫区的经历而瞒报、身患疫病却四处招摇，因此，国内不少城市不得不出重拳，认定隐瞒病情或者不如实报告外出旅居史而危害他人健康安全的“新冠肺炎”病患，“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可判死刑”。[7]在现实世界里，面对难以想象的创伤与苦痛，多数人只能笨拙地等待时间治愈；但是，正视淋漓的鲜血，让悲伤比它来时要慢得多地离去，也许是一种更加诚实老实的办法，因为“记忆共同体的每一个人都负有竭力分享和保存记忆的义务”，[6]52更是广大民众记取教训、引以为戒、悔改前非的明智路径。同时，作为“疫”后人文“干预”的必要措施，“被压抑的共同记忆被公开、被演说、被感知也具有治疗效果。”[6]6国家的强力手段和高效应对曾使抗击疫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面对灾难能做的早已超出“实事求是”；正视现实悲剧无疑是抗击灾难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普通个体的碎片式发声也是诚实“面对”这场灾难的一部分。简言之，记录这场疫情中的亲身经历不仅有利于发泄被压抑的情感，更可能帮助民众共同体正视现实、直面苦难、记取教训。存在主义价值观正视普通人的努力价值，正是平凡的医护人员构成了抗击疫情的最大基数和最有力的力量。网络语境中，新冠病毒被定性前就向同行发出警示的李文亮医生被尊为“吹哨人”，他实事求是地揭露疫情却被当地警方“训诫”、坚持在抗击新冠的一线战斗直到自己也罹患病毒而死的悲剧性遭遇，使政府和社会普遍将他视作抗疫英雄。同时，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2020年2月17日，全国各地支援武汉的一线医务人员人数已超3.2万，全国各地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更是不计其数。疫情落到实地的解决依靠的是前线每一个普通个体看似微不足道、但日积月累成效惊人的努力，他们是“里厄医生”的现实版，他们在明知自己有感染瘟疫的可能时仍旧直面风险、知难而上，在一线忠于职守。疫情当前，注定会发生不少妻离子散的悲剧，不少民众也会因错过治疗、抢救失败而丧命，但是广大医护人员在政府的有效组织下不放弃不抛弃，诚实地直面现实、坚韧地战疫复工，其中蕴藏的勇气正是加缪所赞扬的“活着”的英雄主义，这种价值更应被珍视被擦亮。人类，远比人们想象中脆弱。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曾在其名著《存在与时间》中提出“向死而生”(Being towards death)的哲学命题，意在用重“死”的概念来激发人们内在“生”的欲望，以此激发人的生命活力；意在从思想上把人逼近绝路，促使人在精神上彻底觉醒，并通过内在精神成长的方法，看淡各种功名利禄对人们精神上的诱惑。海德格尔从现代哲学高度批判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论调中的盲目乐观和狂妄傲慢，认为人是被抛入世界（身不由己来到人间）、能力有限、处于生死之间、对遭遇莫名其妙、在内心深处充满挂念与忧惧而又微不足道的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对世界要照料，对问题要照顾，而自己本身则常有烦恼；他/她处于众人中，孤独生活，失去自我，等待良心召唤，希望由此成为本身的存在。简言之，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死”的必然在场催生出自我的存在感，进而激发出强烈的生命意志，实现精神的觉醒与迸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死亡才能教会人们如何去生活，使终有一死的人明白活着的每时每刻都是上天的恩赐。疫情之下，人类社会如何从这场灾难中学习足够的经验、记取必要的教训，是一个持久的课题：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如何从这场灾难中学习到足够的经验教训；对孩子来说，是如何认识到生命的脆弱珍贵以及它的价值。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而灾难教育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教育。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在直面灾难时，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健康的重要，才知道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多欠缺；也只有在这时，人性的矛盾和光辉才能抛开各种伪饰，得以多维度真实呈现。[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国际认同研究”阶段性成果。][1][法]加缪.鼠疫[M].刘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3.
[3][法]加缪.西西弗神话[M].李玉民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4][法]加缪.加缪全集·散文卷II[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50.
[5][美]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M].王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79.
[6][以色列]阿维夏伊·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M].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7]隐瞒新冠肺炎病情不报可能构成犯罪，最高可判死刑[OL].凤凰网2020年2月13日，https://news.ifeng.com/c/7u2Ba1SbA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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