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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青 | 石黑一雄的世界主义小说
专题
读家有方
而在图书市场上“叫好又叫座”的《莫失莫忘》，当然也不会错失影视改编的机会。它先是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2010），接着又在日本被拍成了电视剧（2016）。这部作品及其影视改编进一步提高了石黑一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017年，由于作品“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相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石黑一雄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在先后收获了伦敦和巴黎两大文学中心的认可之后，又得到诺贝尔奖的“祝圣”，石黑一雄终于走完了国际化与世界化之路，叩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目前，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40余种语言文字，在全球流通。
陈众议在《世界主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一文中指出：“当前‘世界文学’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倾向大抵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绝对的相对主义盛行；二是文化消费主义和文学国际市场的形成；三是文学创作机制、创作理念的改变，即‘畅销书’背后不仅有文化工业和市场等强大的推手，也有理想主义脱离实际的面壁虚构，等等。”[1]石黑一雄创作的国际化、世界化之路，与此不无关系。基于全球文化市场的“世界文学”，实质是建立在文化消费主义之上的文学经济，文学成了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对当代作家来说，如何面对一个全球化了的文学市场，既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又在艺术上不做妥协，无疑是一个“两难选择”。同时，这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职业生涯初期，石黑一雄便倡导“国际化写作”。在此后将近40年的文学生涯中，他的写作经历了国际化和世界化两个阶段。通过国际化，他挣脱了“移民文学”的枷锁。通过世界化，他超越了民族性与国家意识，实现了世界主义理想。最终，石黑一雄以世界主义风格表现了普遍性的主题，将世界主义与文学结合起来，创造出了特色鲜明的“世界主义文学”。从描写日本与日本人的长篇处女作《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1983）到具有科幻色彩的《莫失莫忘》，再到表现骑士与巨龙的幻想小说《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2015），石黑一雄不断突破文类的束缚，找寻严肃主题与通俗文体之间的平衡，致力于为全世界读者写作国际化的小说。他对存在主义主题的执着以及对道德价值的坚持，又使其作品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英国文学的写实传统。例如，上述三部作品尽管跨越了30余年，但对记忆主题的探索一以贯之，也大都采用叙述者向“你/你们”（但不一定指的是读者）讲述/倾诉的方式。
身为日本移民，在英国用英语进行创作，石黑一雄很自然地从个人身份出发，发掘并利用自己的“日本性”。20世纪80年代，他创作了一系列的“日本小说”。他善于运用文化符号，如《远山淡影》与《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1986）中的自杀（西方读者对日本人的偏见）、长崎原子弹爆炸、浮世绘等，配合“自我翻译”的语言，一方面以异国情调吸引读者，另一方面通过多层次的象征深化作品的主题。当时，日本的崛起引起西方侧目，在英国文坛寻求“国际化”的整体氛围中，石黑一雄迅速取得成功，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日本在英国文坛乃至整个英国的代言人。力求“国际化”的他，希望能够摆脱“移民作家”的标签，而他的“日本小说”也的确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文学大异其趣。它们较少表现移民生活与文化冲突，而是聚焦于更具普遍性的主题：战争与创伤。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国际化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日本已经淡化为一个文化符号。因此，当他获得布克奖后荣归故里时，在日本完全被视为英国作家。他的“日本小说”在母国的接受情况并不理想，就连他的名字都是用片假名拼成的！在与大江健三郎的对谈中，他表示：“我没有明确的社会角色，因为我既不是一个非常英国化的英国人，也不是一个非常日本化的日本人……没有一个社会或国家可供我书写，没有人的历史看起来是我的历史。我认为这使我有必要采取一种国际化的方式写作。”[2]
正是这种“文化孤儿”的特殊身份，使石黑一雄不得不选择一条“国际化写作”的道路。在小说《我辈孤雏》（When We Were Orphans，2000）中，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出生、成长的班克斯觉得自己不够“英国”，去请教来自英国的菲利普叔叔。菲利普说：“我认为像你这样的孩子，要是长大成人后，都能博采各家之长，那可绝不是坏事。到了那时，也许我们会更加善待彼此。至少，战争会比现在少得多。没错。也许有一天，一切冲突都会结束，但绝不是因为有什么伟大的政治家或教会或我们这样的机构，而是因为人们改变了。他们会像你一样，小海雀，更像是一种综合体。所以变成混血儿有什么不好？好处多多呢。”[3]86石黑一雄把自己看成一种特殊的人。这种人是跨越国界而生活的，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上具有国际化特征。他们身上既带有民族性，更带有世界性。而且，对石黑一雄来说，世界性才是根本属性。作为一位世界公民，他从内心深处拥抱世界主义理想。
可以说，石黑一雄的“国际化写作”，其实是要创作世界主义小说。他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除了移民身份，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的世界主义理想。青年时代，他便长期担任义工，直至1979年参加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课程。在访谈中，他说：“我生长在一个富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仅仅谋生糊口不足以体现生命的价值。你得用生命做有用的事，以某种方式为全人类做贡献：完善这个世界，使它更美好，更和平。我成长在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氛围之中。上中学入大学的时候我和我的同辈人彼此竞争，并不是为了攀比将来谁的工作能让谁买得起更大的车，而是竞争谁更有价值。我们在为全人类做贡献吗？我们的思想道德水准够高吗？”[3]21在聆听被救助者的倾诉时，他积累了大量素材，并掌握了讲故事的技巧。在整个写作生涯中，石黑一雄始终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如“战争”“记忆”“创伤”主题），关怀人的存在（如“尊严”“死亡”“艺术”主题），关心人类的未来（如“历史”“科技伦理”主题）。
由于评论过多地关注他的身份而忽略了其作品的国际性、世界性（《长日将尽》的成功只是把他在文坛的形象从“日本人”变成了“英国人”而已），在第四部小说《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1995）中，石黑一雄将故事设置在中欧某个小城（既非日本亦非英国），虚化了历史背景，并尽量削减小说中的文化符号。这部卡夫卡式的小说也改变了他一贯的现实主义手法，将读者带入了主人公的记忆深处，在无序的时空中同时经历瑞德存在的各个阶段：过去（童年、青年）、现在（中年），甚至未来（老年）。这些变化使小说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而面对600页的超现实主义文本，读者成了“无可慰藉”之人。尽管石黑一雄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世界主义文学的消费取向所带来的风险，在文学经济与文学经典的夹缝中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点，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份额”是作家无法忽略的因素。《无可慰藉》面世后评论界与读者的反应，使他不得不放弃超现实主义的尝试，回归较为传统的写实手法。随后的《我辈孤雏》以英国鸦片贸易与中日战争为背景，在时间（“二战”一触即发）、空间（上海租界）的设定上极尽国际化之能事，其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密切相关的“孤儿”主题则带有强烈的世界主义色彩。作品以侦探小说的外表呈现，并与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形成互文关系。凡此种种，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市场份额”的考虑。这部小说后来也被改编成了电影。
可以说，直到2005年的《莫失莫忘》，石黑一雄才终于创作出完美的世界主义小说。该书讲述了人类为了治愈疾病、延长寿命，培养克隆人、收割其器官并致其“终结”的故事，将读者带入“向死而生”的思考中。小说以全人类为背景，表现了一个普遍性的主题：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如何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伦理威胁？以及在更高层面上，作为一种“可怜的造物”，人类如何在死亡的阴影下有尊严地生存？叙事上，小说通过独特的“移情”手法（克隆人对克隆人讲述整个故事）与“物哀”美的细腻呈现，形成了惊人的情感力量，使读者不自觉地与克隆人主人公们站在一起，反思克隆人与人类共同的命运。
石黑一雄的世界主义小说常常将故事设置于文化交流、碰撞的地方，如《长日将尽》中的达林顿府、《我辈孤雏》中的上海租界，再如在2009年的短篇小说集《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Nocturnes：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 Fall，2009）中的旅游景点、酒店等，以此来表现全球文化背景下的世界、人生与艺术。而到了新作《被掩埋的巨人》中，他再次脱胎换骨，用一个亚瑟王时代骑士屠龙的故事来探讨具有人类共性的主题——个人与集体的记忆—遗忘，反思世界大战与种族屠杀的影响。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一体化与生活方式的同质化，无疑会使世界文学显现出某种“简化”倾向，而由文化工业推动的消费主义更使这一趋势变本加厉。这是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但同时也是世界主义理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机。事实上，它在文学上早有预兆。正如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所说：“如今人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大大缩小了……正在产生一种经济和文化的平衡；这个平衡还要经历漫长的道路，世界上的人们才能够实现共同生活。不过，这个目标已经可以看到；最明显、最具体的表现，就是现在能够在任意一个生活瞬间对不同的人进行无意的、准确的、内心和外部的描写。”[4]世界主义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个人选择，而且代表着一种“世界文学”的趋势。正如“世界主义”一词所显示的，以跨文化生活的移民为代表的世界公民需要在文学领域寻找自己的一片天地，而他们通过“国际化写作”所创作的世界主义文学，已成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关于这一点，石黑一雄的世界主义小说便是最好的证明。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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