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庆 | 语言哲学的生态文化批判与生态语言美学的曙光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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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空间与艺术》，赵奎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作者：吴海庆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长时间以来，赵奎英教授一直致力于语言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美学的交叉研究，开辟了一个语言诗学、美学研究领域，先后出版了《混沌的秩序》（2003）、《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研究》（2009）两部著作。近10年来，赵奎英的语言诗学、美学研究出现了两个重要转变或拓展：一是从一般语言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美学的交叉研究向生态语言学与生态诗学、美学的交叉研究拓展，出版了《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美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建构》（2017）一书；二是从语言诗学、美学领域向语言学、符号学艺术理论拓展，出版了《语言、空间与艺术》（2018）一著。该书起始于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历经语言与空间研究、空间与艺术研究，逐渐拓展到语言哲学和符号学的当代艺术理论研究领域。同时，该书还与上部著作相配合，通过对过去时代主要语言哲学、诗学、美学的批判与反思，凸显了生态审美精神，使人们看到了一种新时代生态语言美学和艺术理论诞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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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语言美学的起点：审美修辞

修辞，当它不仅仅被看作一种运用语词的技术，而且被看作一种语言的本性时，它就上升为一个语言哲学概念。如果我们要建立一种语言美学的话，那么广义上的语言修辞必将成为其重要范畴。这或许是《语言、空间与艺术》一书把修辞理论的梳理和批判放在重要位置的缘由。该书通过对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进行系统梳理指出，语言是“艺术的”还是“逻辑的”这一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由西方18世纪的哲学家们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却可以追溯到更古远的时代。因为在这一问题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即名与实、词与物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在西方，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大致有三条脉络和路径，或称三大源流。其一，自然论的语言观。词物对应论是自然论语言观的主要理论表现形态，它认为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形成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中包含了神秘主义的必然性。其二，约定论的语言观。这种语言观在古希腊时期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不过，真正彻底打破词与物天然对应神话的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提出，那种认为词与物之间存在着自然或天然对应关系的语言观，是人们对于语言的错误幻觉，语言学的首要任务在于以“符号任意性”原则打破这种幻觉。其三，折中论的语言观。维柯的语言观可以看作这种折中论的语言观。维柯提出“智慧就叫作神所启示的关于永恒事物的科学知识”[1]，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智慧形式表现于人而根源于神，作为展现人类智慧的语言形式可以有大的区别与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根源——神。维柯在语言的本质认识上将自然性、人为性和神性进行折中与调和的立场影响巨大。在维柯之后，一些语言哲学家即使认为语言符号是人为约定的，也往往不再否认在这种约定中隐含着与主体的自然本质相联系的自然根源。

该书对西方语言哲学的梳理并非出于语言哲学史目的，而是阐明“修辞”这一普遍语言行为的生态存在论意义。该书指出，西方语言本体论对克服工具论语言观的消极影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它过分强调语言的独立自主性，切断了语言与现实世界、主体意识以及表达对象的联系，必然会走向空洞孤立，失落飘零。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彰显语言把“词与词”与“词与物”结合起来的良好修辞特性，消解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文学话语与一切非文学话语的界限。特别是加强对文学语言的文化研究，突出文学语言展现人类生存境况和折射着人的深层心理的功能，凸显文学语言是一种从泥土中长出来的有根语言的生态特征，从而也能够在语言与存在、语言与心理等的复杂关系中认识语言，最重要的是从人类宏阔的文化实践视野来认识和研究语言的创造、建构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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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语言美学的目标：天地之境

《语言、空间与艺术》一书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语言的观念主要体现在“名”这一概念中。但名既是一个语言学概念，也是一个政治、伦理学概念。名作为语言的形式和功能都应该在这一语境中来理解。名的功能首先被确认为“名—分”。这个“名—分”大致上分为三类：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别功能；二是政治伦理意义上的描述与毁誉功能；三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有无判断功能和显隐功能。这三种“名—分”观都不认为语言的起源是完全任意和偶然的，主宰天地间万物“名—分”的是至高无上又无处不在的“道”，没有了“道”的支撑，“名—分”则既无存在的可能，也无存在的必要。因此，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观中存在着一个由“道—名—分”建构起来的语言哲学的逻辑层次。

在对中国传统语言观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概括的基础上，该书又对这种语言观的实践体系进行了阐述。认为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十分重视言语的纯物质性的声音，但归根结底是崇拜隐藏在声音背后的理性和逻辑。中国古人所说作为语言实践形式的“言”也有与之类似之处，声音的价值并没有被忽视，“言”背后的终极价值“道”也得到了充分肯定，这在“文”上体现得更为突出。“文”的起点是形象，不过这个形象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象，而是作为道心、道意载体的形象。因此，如果从文字文化上看，中国传统的语言实践遵循的是一种“道—文”实践原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并没有满足于对有关传统　观念或共识的说明，而是进一步阐明由于“文”以通过“象”显现“道”作为自塑法则，又以“道”教化天下作为价值旨归，因而可以把“文”看作是由“道—象—教”建构起来的三维之“文”。在此基础上，该书指出中国古代以“道—象—教”为基础的“大诗学”文化孕育出一种存在于“文”（象）又超越“文”（象）的审美理想和范型——天地之境。

依己拙见，《语言、空间与艺术》一书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大诗学”特征的基本意向，在于突出通过语言塑造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意境对于人类诗意栖居的存在论意义，强调意境或道境就其本质而言都具有生态文化意蕴，如果没有强烈生态审美精神的灌注，作者也难以揭示语言与人类的审美生存的深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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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语言美学的坐标：共生时空

宇宙意识的时间化与空间化特征是赵奎英进行语言与文化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议题，早在2000年,赵奎英就发表过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空间方面的文章；于２００３年出版《混沌的秩序》一书中，则探讨过汉语言文字的空间化问题。《语言、空间与艺术》一书延续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但把研究重点转向了西方文化，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语言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时间意识，认为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秉承“词语高于形象，耳朵高于眼睛，声音高于文字”[2]理念的时间化语言观，文艺理论相应地也成为一种注重理性逻辑本原与音韵感性形式的“时间化诗学”。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德里达、福柯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引导了诗学文化的空间化转向。

在语言研究方面，德里达完成了把视与听结合起来的文字学转向，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在于指明只有遵循多元共生思维，人们才能够看到各种文化现象的丰富性，并自觉地维护和从根本上恢复人自身存在的完整性，致力于更好地实现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福柯从谱系学和考古学角度以地理学空间化术语开创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福柯历史研究的空间化转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关系的转向，在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关系中，空间关系总体上优先于时间关系，人们对世界的体验既是通过时间展开的生命的长度，更是由点的连接及其与自身的纠结所形成的网状物，这也正促成了他返归事物本身的空间化写作的转向。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从关注此在的“时间性”展开过程，到关注人在天、地、神、人四重整体中的诗意栖居，显示出清晰的从“此在生存论”转向“大道存在论”的轨迹。

与《混沌的秩序》相应和，《语言、空间与艺术》通过对中国古代宇宙意识、当代西方的存在论意识的对比性研究，表明以空间化为主导的时空意识和世界观、宇宙观更有利于反对专制的、独断的和独白型话语，更有利于人类创造天地神人四重整体中的生态审美语言，以空间化为主轴的“时—空”坐标才是适合建构生态语言美学的坐标。这种表述可以肯定是近年来有关“时—空”审美研究方面颇具创新性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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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语言美学研究的拓展：生态符号学艺术观

从生态现象学存在论的角度，对艺术符号的本质与特征进行探讨，是赵奎英语言诗学、美学研究的重要的拓展。该书对当代西方两大符号学理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与皮尔斯的逻辑学符号学进行了批判反思，认为它们对于符号学研究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艺术符号的本质与意义，不能很好地阐明艺术符号与物、与自然的关系。索绪尔语言学以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差别性的强调，打破了西方传统语言哲学观念中的“词物对应论”，导致了词与物的分离与终极意义的消解，其对语言系统强制性规则的强调突出了“语言控制人”的一面，解构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作用。

索绪尔语言学的这种语言符号观有助于使文学艺术从政治、伦理的控制下挣脱出来，获得独立与解放，并有力地促成了文艺研究的“向内转”，但是也强化了文艺脱离现实的倾向，加速了文艺理论的形式主义化。皮尔斯符号学本质上是一种再现论符号学，仍然把符号视作不在场者的代替者，并主要从相似性解释符号与对象的关系，也无法对艺术符号的本体特征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该书认为，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符号观有助于使当今艺术符号学研究突破二者的局限性。海德格尔的符号观作为一种典型的现象学存在论意义上的符号观，提出符号的性质是显示，显示同时是指涉，指涉则是一种关系，并特别强调符号与生活实践活动的关系，这种观念也十分有利于重建艺术活动与生活实践活动的关联，让艺术成为人类实现诗意栖居的重要通道，因为艺术不仅可以拯救和保护艺术作品“呈现物”的物性，而且可以开启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世界。

从作者的学术成就和努力方向上看，创立一种切合当代语言生态实际和能够对当代人类语言审美创造实践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生态语言美学的条件正在成熟，并提示了一种生态符号学艺术观的可能性。虽然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的完全建立还有待时日，但《语言、空间与艺术》一书展现了生态语言美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是十分重要的进展。由此，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建构生态语言美学的曙光已经洒向当代美学的田野。

注释

[1][意大利]维柯.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54.

[2][美]W.J.T.米歇尔.图像理论[M].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3.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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