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德]托马斯·瑞德著，王晓、郑心湖、王飞跃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作者：应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如今谈起赛博空间（cyberspace）、赛博文化（cyberculture）、赛博格（cyborg）、赛博朋克（cyberpunk）时，人们可能近乎忘却它的来源——控制论（cybernetics）。麻省理工学院（MIT）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教授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以下简称《控制论》）[1]中所开创的这一理论对整个人类关于通信、自动化、新媒体技术和思想的塑造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理论的改造曾产生过并依然产生着非凡的影响。《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以下简称《机器崛起》）[2]正是通过回溯这一近乎被遗忘的理论产生及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刻，借助隐匿其中的“赛博”一词，有力展现了当下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繁多的新媒体技术与控制论在历史长河中的驳杂关系。借重此书，我们得以深刻体认到，今日话语体系中的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可穿戴设备、物联网、区块链、比特币等，在一定意义上，仍属昔日控制论之范畴。当阿尔法狗（AlphaGo）在具有人文艺术意味的围棋棋局中打败人类时，人工智能仿佛唱响了超越人类智慧的前奏。人类在呼唤机器解放自身的同时，亦陷入被机器取代乃至控制的深深忧虑之中；在感叹技术突变与日新月异的同时，亦感到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所预言之2045年“奇点”（singularity）间或终将来临,届时人工智能将完全超越人类智能，人类历史就此改写[3]。仿佛刹那之间，“AI”“VR”“可穿戴设备”“区块链”“比特币”等种种纷繁错乱的新媒体技术犹如潮水般涌入了人类纪，但《机器崛起》一书向我们澄清，人类对于这些技术的探求早在70年前就已通过对《控制论》的追捧而曾令其浮出历史地表，当下这些火热的新媒体技术词语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人类早在几十年前业已在理念上、行动上有了积极的探索，虽然由于算力、带宽等通信技术原因曾一度停滞不前，但人类对于这种基于“控制论”的技术想象与实践却早已有之且从未停歇。 《机器崛起》一书作者托马斯·瑞德（Thomas Rid）毕业于德国洪堡大学，目前为伦敦国王学院军事研究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赛博安全与冲突、新技术与不规则冲突、战争与媒体等，他在战争信息技术史和风险方面的研究举世闻名，曾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赛博战领域的权威”。他的这本《机器崛起》于2016年问世，2017年被译为中文出版，并以多语言版本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全书沿袭历史脉络并以人物为中心，分战争中的控制与通信、控制论、自动化、有机体、文化、空间、无政府主义、战争、机器陨落九章，从现代通信控制技术的战争起源和对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来论述这一连接今日新媒体技术的控制论历史。1媒介技术与战争：控制论的战争源起战争历来是人类技术的催化剂。1940年德军对英军的“不列颠空战”，是历史上首次一个国家仅采取空中作战的方式去摧毁另一个顽强抵抗的国家[2]3。在极为紧迫的战争条件和空中防御诉求下，“鸭子射击原理”[4]、轰炸机下方的“斯佩里炮塔”[5]、雷达、无线导弹、高射炮等技术原理及武器装备迫在眉睫的研制进程，使得技术在战争环境中急速发展。在最为紧迫的情况下，英国将自己秘密研制的“多腔磁控管”（cavity magnetron）技术交给美军，使后者在军工学联合体的助力下迅速研制出短波雷达，实现更快速探测、自动跟踪并最终摧毁目标之“降维打击”能力。至“二战”行将结束之时，德军已经开始首次使用可以跨越英吉利海峡的V-1巡航导弹，意味着人类战争进入了“一种自主性武器”对“另一种自主性武器”时代，这是“第一场机器人战争的开端”[2]32。 “控制论”便滥觞于这一为防御巡航导弹袭击，研发制导导弹的工作进程中，MIT的天才教授诺伯特·维纳加入了这项研究工作中。“二战”后期，盟军紧迫的防空任务使得大量的军事资金流向该研究领域，但维纳只获得了很少的一部分资金，并且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研究进展。虽然他的防空研究工作最终失败了，但其《控制论》一书的出版却对此后的技术和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波音公司向维纳寻求有关制导导弹机密资料时，维纳气愤地将此事曝光给《大西洋月刊》，毅然表明自己与使用反人类核武器军事工业的决裂，并因此而与大众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进而逐步成为科学界的“明星”。 1947年，维纳开始围绕“控制论”定期举办跨学科研讨会，哲学家、工程师、心理学家、数学家以及声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共聚一堂，相互讨论，其固定参与者包括有“互联网之父”之称的约瑟夫·卡尔·罗·利克莱德（J.C.R.Licklider），并日渐形成了“维纳学派”；关于自动化和人机交互的核心思想“控制”，以及“反馈”和“人类机械化”等概念不断产生并完善，更在一定意义上间或促成了互联网思想的诞生与演进。与此同时，和大众传媒关系的密切使得维纳的《控制论》在出版后声名大噪，并吸引了各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包括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Bertalanffy）、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人，他们在战后的岁月里经常召开著名的跨学科会议——“梅西会议”。借重这些学术交流与会议，维纳的控制论思想渐次渗入诸多学科领域、社会现实和学者大咖的思想脉络之中，并在冷战、越战的军事装备竞赛中延续着神话般的荣耀与地位。2控制论神话的陨落与重生：从Cybernetics到Cyber-X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1号（Sputnik 1），在美国引发极大的震惊和恐慌。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于次年成立，人类进入太空竞赛时代。太空活动给人类带来最大、最根本的挑战是如何调整人类身体，以适应外太空真空、微重力、极端温度等恶劣条件。改进人类自身机体成为征服太空的需要，科学家们试图通过注射药物、利用人机接口等手段来调节人体功能。奥地利出生的发明家和艺术家曼弗雷德·克莱因斯（Manfred Clynes）在一次空军医学研讨会上首次提出“赛博格”（cyborg）一词，暗示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有机体（organism）的结合，目标是在太空中实现无意识的自动调节行为，将宇航员从人类身体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不仅在外太空中，在高空和地面上亦是如此。战后美国空军为解决核动力轰炸机的辐射问题而委托通用电气公司（GE）制造“机械手”（Manipulator），并在越战期间委托其研制可在丛林作战的“步行机”（Pedipulator）、“行走卡车”（Walking Truck）等一系列仿生机器。 冷战中军事装备竞赛所驱动的技术革新由于公司资本主义的介入而逐步渗入社会生活领域，并产生独特的控制论宗教与文化意涵。当美国著名的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6]还在酝酿之中时，维纳即已将这类自动化引发的精神后果进行理论化。自动化导致工人被排挤出劳动力市场并最终走向失业，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问题，维纳在1950年即曾因此而警醒世人。20世纪60年代早期，“赛博化”（cybernation）是在工业生产中非常流行和被广泛使用的词汇，用以描述使用电子计算机控制所实现的自动化。[2]86维纳的追随者数学家爱丽斯·玛丽·希尔顿（Alice MaryHilton）因此在1963年率先提出了赛博文化（cyberculture，也可称为控制文化）的想法，认为这种自动化是激进的、革命性的，能将人类从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创造性的思维将真正用于自由思考[2]87。她的诸多畅想与论述甚至让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都曾一度为之着迷，但反倒让已是明星、偶像的维纳感到一丝不满，直至他1964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逝世。维纳在1963年回给希尔顿的信中说，他不喜欢“赛博文化”这个名字，认为这一原创术语是对现代生活的诅咒，并将其喻为“有轨电车在生锈铁轨上转弯时发出的刺耳声”[2]89。 维纳认为将有机体与机器相提并论，与将上帝和人类一并而论一样，是对神灵的一种亵渎；而冯·诺依曼和爱德华·摩尔（Edward Moore）等人提出的机器“自复制理论”[7]则会给人类的道德与伦理带来更大的挑战。如前所述，控制论最汹涌的革命性力量在于改变人类自身，从机体直至大脑；激进的赛博格先驱们认为，如果人类的身体可以通过机器增强，那么通过机器增强思维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2]109。曾几何时，计算机、互联网在此思想脉络中被普遍认为是这样一种思维机器，这又在如今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话语体系下变得更为突出。控制论在当时这种拓展人类自身全方位能力的思想源流，也因此而与当下对人—机关系的论述乃至“后人类”话语形成了某种历史联结。 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被广为论道之前，虚拟空间便已经在美国空军实验室中诞生。20世纪70年代的越战促使空军在人机交互问题上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并激发其研制类似于1977年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执导《星球大战》（Star Wars）中反派达斯·维达（Darth Vader）的头盔，进而设计出一种复杂的虚拟现实系统——VCASS头盔[8]。这一头盔可实现头部运动、语音控制、触控板、手套四种人机交互方式，使得空军的工程师们开始理解计算机生成空间的含义，促进虚拟空间概念的演化。此后，大众传媒的再现与报道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于虚拟显示技术的普遍兴趣。当空军继续在实验室研究虚拟空间时，这一新鲜事物已经激发了科幻小说作家们的想象力了。在关于机器内部虚拟空间最具影响力的书中，除了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首次提出赛博空间的长篇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之外，还有弗诺·文奇（Vernor Vinge）于198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真名实姓》（True Names）。对于虚拟空间、赛博空间的种种探索与今日的VR技术、可穿戴设备和计算机内部的空间文化一脉相承，人类在现实空间以外创造了新的另类空间，并尝试在这一空间中玩游戏、冒险、谈情说爱、结婚、离婚、创业、成立教派、发动战争、发起抗议并体验自治[2]206，甚至还可以用“代币”（token）购买和出售虚拟物品。1990年，建筑学教授迈克尔·本尼迪克特（Michael Benedikt）宣称赛博空间的含义已超越虚拟现实，而法裔美国艺术家妮科尔·斯坦格（Nicole Stenger）则将其崛起与《创世记》对最初几日的描绘进行类比。赛博空间让人类既脱离了现实，又赋予其新的现实。 时至今日，维纳及其控制论已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中渐被人所忘却，但其理论、思想却因游走在机器与人的裂隙之间而令其在新的技术事实面前不断显影，并在以cyber为前缀的众多新媒介术语中屡次浮现。这种“赛博化”的话语表征与实践，在一如既往地建构人与机器的社会文化以及人类对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后人类”社会想象的同时，也在依旧不断“唤询”人与机器的主体位置，进而重塑人类的文化现实与社会现实。3新媒体之旧：隐秘的控制论文化控制论为机器与人类大脑的比较提供了工程学语言和理解路径：输入和输出、负反馈、自调节、平衡、目标和目的。这样的人—机比较方式，使得人与机器在思想与文化之间的模糊状态以及彼此相互共生的微妙互动关系得以阐释，这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创立《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杂志所秉持的理念及旧金山的反主流文化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文化的塑造中显得尤为突出，这一细微却又宏大的历史过程在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9]一书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计算机曾是高度中心化的庞然大物，而反主流文化所酝酿的返土归田、迷幻药物、嬉皮士运动……却渐次形塑了小型计算机文化，催生了在线社区，并使得控制论文化理念在WELL服务器[10]上绽放活力。 时至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借重新自由主义和加州意识形态[11]，新兴互联网公司得以快速发展；美国政府也在此背景下于60年来首次更新了电信法——《1996年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但其中部分试图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定引发巨大争议。从反主流文化一路走来的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乐队成员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对此十分愤慨，向全世界宣布“赛博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孕育了网络空间的无政府主义。吊诡之处在于，冷战结束所昭示的自由市场经济胜利和互联网隐喻的开放、民主并没有给西方世界带来乐土，“赛博空间独立宣言”思想背后的基础反而是密码学技术与密码朋克政治理念[12]。1991年6月，非对称加密（又称“公钥加密”）技术公布并面向公众使用。当自由加密技术遇上计算机地下世界，“加密无政府主义”（cryptoanarchy）出现了[2]223，并产生了以此为基础的“数字现金”。依据“大素数”而来的非对称加密技术推动了密码朋克运动的乌托邦观念：大素数惊人的数学能力保证了这一现在可被安全地进行“殖民化”的浩瀚新空间结构的持久稳固。拥有一个特殊的“赛博空间区域块”，即意味着可在特定的机器和网络上运行软件，并且这类虚拟财产的拥有者可以制定其区域内的运行规则[2]242。此番种种，与今日热火朝天之“区块链”技术和“比特币”风潮不谋而合，遥相呼应。加密无政府主义此后在西方世界不断蔓延，密码朋克运动者们也在不断求索，他们尝试构建完全匿名、没有物理地址且故意不遵守道德标准的“黑网”（Black Net），甚至一度前往英国北部北海一个生锈钻井平台的西兰公国（ThePrincipality of Sealand）上去寻找不受任何政府管制独立主权个体的可能。 人类的政治活动就此开始全面走向赛博空间，战争也不例外。赛博战争中的战士和武器是计算机，信息科技彻底改变了战场，导致战争范式的革命。网络攻击、黑客行动使得战争充满了后现代色彩。在本书作者花了近一年时间调查的“月光迷案”（Moonlight Maze）中，美国政府遭到有预谋的规模巨大的网络间谍活动。科罗拉多矿业大学、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空军基地等多个部门的计算机系统遭受资料窃取，数字侦探们起初怀疑攻击来自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然而紧接着发现那不过是一个中转站，虽然最终怀疑是俄罗斯并开展了严密的调查，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网络入侵仍在继续并且变得更为隐蔽。控制论就这般始于战争，又最终归于战争；从工业战、冷战，再到赛博战；它先是唤起了人们的希望，然后崛起，最后迎来了机器的陨落[2]314。 控制论的历史使得人类获得了三个阶段的神话：使用人类的心智来思考机器、根据机器的形象重塑人类、独立的控制论空间；而这些神话又给人类带来五种发展模式：精神方面的、紧张和矛盾的、不断超越的科技、新兴语言、讽刺的。表面上似乎过时的控制论，却激荡着长达70年之久的技术发展、社会文化和思想演进史。就全书而言，不可谓不气势恢宏，缠绕在其中的历史细节如此之多，又如此有趣。无论如何，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我们可以记住历史；站在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通过厘清这段控制论历史枝节，人类或许才能拥有进一步发掘美好未来的技术想象力。注释[1]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48.[2][德]托马斯·瑞德．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M]．王晓，郑心湖，王飞跃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3][美]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M]．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4]猎人在射击飞行的野鸭时，通过眼睛预测其飞行轨迹，再通过大脑计算合适的射击位置；这一系统性原理启发了维纳的控制论思想。[5]悬置于轰炸机下方，一名炮手躺在其中攻击敌机，形象描绘了人机合一、机械化人类之未来图景。[6]即MIT的SAGE项目，意欲实现防空自动化；该系统直接构造了利克莱德关于互联网的早期思想，在此之前他借其说明了自动化的局限性，认为人机共生更为理想。[7]认为机器能像生物体那样，拥有自我复制的决定性特征。[8]全称为“视觉耦合机载系统模拟器”（Visually Coupled Airborne Systems Simulator），是美国空军实验室于1976年提出的一种头盔式瞄准器方案。[9][美]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M]．张行舟，王芳，叶富华，余倩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10]由斯图亚特·布兰德和计算机创业家拉里·布里林特（Larry Brilliant）创建的一个远程会议系统，用户可通过中央计算机以异步或实时会话方式互发信息，传承了《全球概览》的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和人际网络。[11]以美国《连线》（Wired）杂志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反主流文化美学、技术乌托邦价值观之融合。[12]一种对政府试图监管密码进行抵抗的政治思想。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9期。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本刊用稿范围包括关于中外优秀图书的评论投稿邮箱：chinabookrevie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