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入门》，乔纳森·卡勒 著，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 作者：汤拥华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实际上我并不确定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Literary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是不是对我产生了最大影响的书，但它的确是我最希望自己也能写得出的书。作为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学者，恐怕很少人不会被这本书的论说风格打动，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既简洁又丰富，既清晰又深刻。比卡勒更具原创性的理论家不在少数，但卡勒是天生的理论教师，在为他人讲解理论这件事情上，很少有人能做得跟他一样好。尤为重要的是，写《文学理论入门》的卡勒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不是系统地介绍当代文学理论的某家某派（就像他在《结构主义诗学》和《论解构》两书中所做的那样），而是要“讨论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共有的主张”，这样他就可以凭借亲身的体会告诉年轻人，理论不是相互对立的研究方法或解读方法，作为一个整体，理论是有力的，也是诱人的，它可以服务于严肃的目的，但首先是令人快乐的。20年前我初读此书，便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快乐，此后时时重读，以求温故而知新。 1 《文学理论入门》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在全书首章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观。明明是“文学理论入门”，卡勒却宣称理论不是文学理论，不是对于文学的本质和文学分析方法的系统解释，理论就是理论。现在回过头看，此言一出，全书成功大半。在文学理论之外另立理论，并不完全是卡勒别出心裁，在美国学界一如在中国学界，的确会有一些人被称为“做理论的”或者“理论家”，而无须具体到“做某某理论”“某某理论家”。不过这种说法明显带有一点讽刺意味，其潜台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研究文学（或其他什么）的，只知道你是搞理论的”。20世纪中期的“理论热”席卷了西方各大学术文化机构，深刻地塑造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的样貌，在英语世界同样如此。在那之后，究竟是理论随文学姓，还是文学随理论姓，一直争议不断。1982年，著名文学研究期刊《新文学史》组织过一次调查，调查设置了三个问题：“怎么看待当前文学理论的目的和功能”“文学理论对你的教学与文学批评起了什么作用”“文学理论在当前的研究生教育中显出何种弊端”。调查对象包括英美及欧陆各大名校的教授及研究生，戴维·洛奇、斯坦利·费什、伊哈布·哈桑、特里·伊格尔顿、乔治·斯坦纳、伊瑟尔、姚斯等一大批学术名流参与其中。调查结果是两派观点针锋相对，一派以哈桑、伊格尔顿等人为代表，认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研究前提与预设的反思，是打破学科界限的研究，是对现行意识形态宰制的反抗，是干预现实的努力，如此等等；另一派则以乔治·斯坦纳为代表，坚持文学理论应该服务于文学研究，对那种缺乏经典阅读训练、脱离具体研究、自说自话而又人云亦云的文学理论不以为然。[1]不难看出，阻碍更深入讨论的一大障碍是文学理论这一命名。既然叫文学理论，就必须遵守文学研究的一般规则，如具备经典阅读的深厚基础，能够结合相关语境把握文本内容，具有对作品形式特征的分析能力等，但是，在这些方面要做到怎样的程度呢？而且，真的一定要遵守这些规则吗？这些文学研究的所谓“门槛”又是否真的是重点所在？ 卡勒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索性反话正说，把理论这一“诨号”（卡勒用了nickname一词）接过来，让理论自立门户。我们用不着拿文学的尺子度量理论，因为理论就是理论。具体说来是四点：“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理论是分析和推测，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写作，或意义，或主体的东西中包含了些什么；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2]16理论之所以能够对文学这一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恰恰因为理论可以站在文学之外。但这个内与外的想象，又不同于过去我们说“哲学基础”（类似的还有史学基础、社会学基础之类）时的想象。哲学并不从属于文学，但哲学曾经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准备，所以外就是内；理论则不同，理论虽然处处不离文学，但理论是质疑，是重新把水搅浑，所以内就是外。卡勒说，理论更像是一种活动，一种你或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虽然选择权在各人自己，但是作为理论教师，卡勒的态度再明白不过：那些被认为或者被指定为自然的事物都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只要我们敢于跳出原有学科界限的束缚，便有可能通过观念的批判实现社会干预，而这个被称为理论的新阵营将全力支持我们。 这种理论观有以简驭繁的痛快，更有舍我其谁的朝气。20年前我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读硕士研究生，正是有志于学却不得其门而入的阶段，尤其深受震动。当时，“人文精神大讨论”已偃旗息鼓，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及各种后现代意识形态理论步上前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论”范式方兴未艾，尤其随着王晓明教授主编的四大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后来重编为上下两册）陆续推出，青年学者云集景从，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格局，也直接影响了研究生教育。后来我考博士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文艺学，不但看到中国现当代专业的老师领着研究生细读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也见证了文艺学专业本身所发生的变革。以文学性尤其是审美性为中心的文艺理论受到挑战，“日常生活审美化”代替“审美自律”成为焦点话题，“文学扩容”“文艺学扩容”的呼声日益响亮，文化研究开始走上前台。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所发生的变化，与“史论”的兴起所带来的变化一样，都是当代理论强有力的介入，促成研究范式的转变。一批年轻的理论人崭露头角，他们写的文章往往兼具犀利的问题意识、开阔的学术视野、艰深的概念辨析、精细的历史考察和独具只眼的文本分析。文章总是以小见大，敢于挑战日用而不知的常识，敢于将某种隐秘的话语实践推向前台，并就认识论的“范式转换”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呼吁。在各大学术刊物上，这类文章往往吸引了更多的目光。一个理论的时代已经到来。2 我从一开始就自觉站队到理论的阵营。大学任教后，在美学课的教学中，我会特意从美学中分出一个理论的层面，它不是直接提出可用于解释某些审美现象的原理，而是对这些解释所使用的核心概念进行哲学、历史与政治等多重反省，我称之为“反思的反思”。毋庸讳言，我认为那种直接的解释是比较传统的或者说是形而上学的，作为理论的美学才是面向当下的美学。但是读书稍多，我渐渐意识到，虽然有些人做的工作未必是“关于思维的思维”，却仍然可以是有价值的理论研究，只不过它们是在各自的领域内质疑陈说，而非在跨学科的视域中进行更具普遍性的质疑。这有时会令人感到不满足，但是我们本来就只有在非常幸运的时候，才可以经由对某个文本的再解读，发现某种“认识论转向”的可能性，而只有在更加幸运的时候，才能让这类发现真正产生跨学科的影响。倘若强行提升至认识论的层次，可能会制造一些稻草人作为批判的靶子，或者貌似说了一些深刻的话，实则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随着这类体会增多，虽然我仍然赞同卡勒所谓“理论常常是常识性观点的好斗的批评家”，但是那种自认为做理论就会比他人更具问题意识的信心，一点点降了下来。在此过程中，我一直研究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慢慢地转变为一个罗蒂主义者。罗蒂虽然是英美分析哲学家中读欧陆理论最多的人之一，却不喜欢“理论”这个词，在他看来，要否认某种常识性观点，不需要先将它化约为某种有关现实、知识或者语言的本质主义的理论，再提出一个反本质主义的理论与之对抗，而应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为这种生活形式求取认识论证明意义不大，也不必假装它能够提供一种更新更好的建构认识论的方法，它就只是新的生活形式，如此而已。[3] 在罗蒂看来，理论只是哲学的另一种形式。他试图说服我们，哲学在文学系的流行只是一种风尚，并没有绝对可靠的理由说明文学系的人为什么要读哲学，而不是读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宗教学等，在这件事情上，哲学没有任何特殊地位。至于“后尼采主义”的欧洲哲学为什么首先通过文学系而非哲学系进入英语世界的大学，那也只能说是历史的偶然，英语世界的大学厌烦了“新批评”的老生常谈，而福柯和德里达来自文化的异邦，神秘而令人向往，自然一拍即合。这一说法当然不能太过当真。哈贝马斯认为德里达等人在美国大学文学系的风行与一种“修辞学转向”的观念密切相关，后者认为修辞学优先于逻辑学，修辞学的分析可以针对一切文本展开，哲学与文学之间几乎没有文类差别，我们可以用文学批评的手法来揭示哲学文本的本质内涵，文学批评也可以作为一种普遍的模式，“一种适用于日常话语及非日常话语的修辞性质的批评模式”，“解构方法把这种普遍化的批评用于自己的目的：针对哲学文本和科学文本的表层意义，揭示其中遭到压抑的修辞学意义”。[4]哈贝马斯本人虽然并不赞同修辞学转向，但他认为这一转向支持了长期以来美国大学文学系反对文学批评体制化的呼声。他举德里达为例，后者一方面雄辩地证明，文学艺术的审美自律只是幻象，文学批评根本不可能通过对“文学性”的客观研究获得科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赋予文学批评以新的角色：通过克服新的形而上学思想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承担起一种普世性的传教使命。 卡勒分享了德里达的这种使命感，而罗蒂对理论家的救赎者形象不以为然，两人颇有交锋。不过，在《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中，卡勒倒是郑重其事地引用了罗蒂的一段话：“从歌德、麦考利、卡莱尔和爱默生的时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著作，这些著作既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相对短长，也不是思想史，不是伦理哲学，也不是关于社会的预言，而是所有这些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体裁。”[5]卡勒说，要给这种包罗万象的体裁取个名称，最简便的就是理论。然而罗蒂原本的命名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是罗蒂用来与哲学对立的，理论则被认为与哲学一体两面。也就是说，卡勒借用了罗蒂的描述，却换上了罗蒂不喜欢的名号。不过，卡勒未必是有意激怒罗蒂，而有可能确实是从罗蒂那里得到了启发。罗蒂的说法是，黑格尔的“哲学代艺术”并没有终结艺术，而是使哲学成为艺术史的新阶段，使其摆脱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最终变成一个文学体裁（genre）；而原本作为哲学时代之基石的辩证法，则有了新的名称，那就是文学批评。[6]113罗蒂将哲学称为文学体裁，意思是哲学“不过是”一种文学体裁，而非某种与真理相关的特权话语；至于将辩证法改称为文学批评，则是因为新的辩证法不是从某个哲学体系出发，也不是从某种审美的价值标准出发，而是要从作为“他者”的对象中寻求启示的可能性。但是卡勒有理由说，这也正是理论所要做的事情，理论关心的是“那些对表面看来属于其他领域的思考提出挑战，并为其重新定向的作品”，重要的不是它们是否具备文学作品的表层特征，而是它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是否具有挑战性。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文本不受既有分类的羁绊却又彼此呼应与勾连，杰出的作者与作品层出不穷，自然有资格成为一种文学体裁。 然而，理论是如何理解挑战性的呢？在一篇论德里达的文章中，罗蒂引用了卡勒的这一说法：“对某一哲学作品的最真实的哲学读解（这种读解对该作品话语的概念和基础提出疑问），就是把该作品当作文学，当作一种虚构的修辞学构造物，其成分和秩序是由种种文本的强制要求所决定的。”[7]这正是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修辞学转向。但是这种修辞学转向并不能打动罗蒂，罗蒂虽然把哲学视为文学体裁，却不会认为从“修辞学构造物”的角度理解哲学的文学性有多大价值。不过，卡勒本人也没有将太多精力花在还原哲学文本的修辞学构造上，他所驾轻就熟的是以哲学的眼光来解读文学作品，他相信，“对文学作品的最有力的和适宜的读解，或许是把作品看成特定的哲学姿态，从作品对待支撑它们的各种哲学对立的方式中把握其内涵”[7]。我们来看这一段具体的解说：如果文学是一种脱离了语境，脱离了其他功能和目的的语言，那么它本身就构成了语境，这种语境能够促使或者引发独特的关注。例如，读者不需要假定某段言语是让他们做某些事，他们会主动注意到潜在的复杂性，并寻求隐含的意义。描述“文学”就是要分析读者处理这样的文本时所要用到的一系列假定和解读步骤。[2]26-27卡勒以理论眼光解说文学，在几个方面说得十分精彩。其一，文学是自我揭示的，可以自行呈现意义的前提与结果，既是实现，也是反省；其二，文学是以言行事，既是虚构，也是真实；其三，文学是约定俗成，以特定的注意为前提，由此形成某些特征；其四，文学既保守又激进，既是一种“文化资本”，又是制造混乱的力量。合而论之，文学是一种召唤阅读、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写作，是一种为揭露和批评自己的局限性而存在的艺术机制，它不断地试验如果用不同的方式写作会发生什么。这虽然句句都在谈文学，其实是在展示理论的辩证法。对卡勒来说，理论是这样一种智慧，它能够让我们在话语实践中理解话语实践。他举福柯和德里达为例说明。就福柯而言，他将自己的工作称为“系谱式”的批评，他要揭露“性”是如何通过话语实践而产生的，其结论是，是人类的求真之志将“性”作为人类本质的秘密创造出来的。卡勒马上指出，福柯此处所提出的理论的确是由分析得出的，但我们无法举例证明它就是关于性行为的正确假设，它在本质上是猜测性的，虽然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他的解释有道理，却没有能起决定作用的检验方法去证实它。它的价值是帮助我们问出这一问题：性会不会是专家的话语的产物？会不会是一种与知识话语相联系的实践的产物？至于德里达，卡勒从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得到启发：我们通常认为真实即存在的事物，以及原物即曾经存在的事物这些常识性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经验总要经过符号的中介，而“原物”也总是因符号即补充物的作用而产生。这并不意味着在场与不在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也不是说“真实”的事件与虚构的事件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而是说在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不在场，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卡勒总结道，福柯解释了知识的话语具有多大的创造性，德里达则说明了文学作品多么富有理论性。我们可以合而论之，并非理论强行给出一个本质性的论断，断言哲学其实是文学或者文学其实是文学，而是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已经造就了今天的学术文化语境，要在这样的语境中畅行无阻并有所收获，不妨借助理论的指引。我们或许希望理论最终能够通达真理，但是当卡勒拿福柯和德里达作为理论家的典范时，首先想说的是：理论可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啊！3 2013年我在美国访学，读到了《文学理论入门》的2011年新版。卡勒在此新版中增加了《伦理学与美学》一章，这让我大感兴趣，因为罗蒂正是文学批评伦理转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甚至提出，说一部作品具有文学性，应该是它“有可能具有道德相关性——有可能转变一个人对何谓可能和何谓重要的看法”[6]117。卡勒虽然没有正面回应这一看法，但他在新增的这一章中讨论了一个罗蒂曾讨论过的案例，即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著名情节，费恩发现逃跑的黑奴吉姆，纠结要不要向他的主人报告。卡勒把这个问题放在道德与伦理的区分下讨论，道德强调普遍原则，实际上却总是受制于阶级利益、历史环境、文化传统和个人好恶，而伦理则要向其他的可能性敞开，有价值的伦理时刻往往是现成的道德原则失效的时刻。罗蒂的解释则是，费恩之所以没有告发吉姆，不是因为他对什么是道德、正义有独立的、成熟的思考，而是他想象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或许有理由因为对朋友的忠诚而摆脱对法律和习俗的义务。[8]两人的说法大可相互阐发。 卡勒和罗蒂都对文学的可能性怀有强烈的热情，这种热情既是伦理性的，也是美学性的。对于2011年的卡勒来说，这首先是因为文学展示了生活本身的可能性。卡勒不再满足于怀疑的、祛魅式的阅读，转而支持伊芙·塞奇威克的修补式阅读，后者认为文学的目的不是揭露我们本来就明白的政治的愤怒，而是要展示觉醒后的人们如何重建一种可持续的人生；文学承认人生的脆弱性，却又以其叙事上的成就，显示人生可以有不同的样子。[9]其次，卡勒认为对文学的阅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伦理，因为阅读必须向意外敞开：不寻常的表达，隐喻，幻想的意象，如此等等。虽然阅读总要确定一个意义，但这与其说是终点毋宁说是起点。最后，我们总是有必要重新认识审美。作品如何实现其独一无二性？如何通过其形式作用于我们的情感或感触？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评价一度被贬低的快乐？怎样的美学范畴才适合描述跨文类、跨媒介的审美经验？卡勒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曾经因理论的强势而被边缘化的问题，在新的语境中（他特别提到了“后人类”）又重新变得重要起来。 我喜欢看到这一面的卡勒。必须承认，卡勒一直警惕那种“前反思”的审美主义态度，他甚至批评罗兰·巴特后期的唯美倾向，呼吁我们从作家罗兰·巴特回到前期理论家罗兰·巴特[10]，而他自己作为理论家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但是，我不认为卡勒对理论家的想象中真能排除掉作家的成分，因为对理论的悟性已经让他养成了一种文学的敏感，这一敏感尤其可以从他有关“述行语言”的讨论中体现出来。卡勒认为，“述行语言”概念集中了一系列对于“理论”至关重要的议题。首先，如何认识语言的塑造功能：我们是力图把它限定为某些具体行为呢，还是力图去揣摩语言更广泛的效果？其次，如何理解社会程式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再次，怎样认识语言说什么和做什么之间的关系？最后，在后现代的时代里，该怎样认识事件？[2]112这四个议题构成了特定的理论领域，而它们所包含的对辩证性的要求，也使它们成为测量理论之“质地”的指标。倘若理论能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得到发展，最终会落实为智慧的增长和语言的更新。在卡勒这里，这首先意味着将多元主义从立场推进到方法。他强调，理论问题不会有和谐的答案，每当理论试图结束一个论题时，它所面对的仍然是各种因素、各种视角或者不同思路的争论之间的张力。所以，理论人必须深入研究每一种因素，在各种不会得出任何综合结论的要素之间变换视角。对卡勒来说，这并不是要打造一种缠绕、晦涩的论说语言，而是以循循善诱的姿态，达到“叩其两端而执其中”的效果，不是玩弄空洞的“辩证统一”，而是始终抓住读者的理论兴奋点，形成层层推进的思考。这种论说技巧的养成，正是理论本身的成功。 我或许太急于让卡勒靠拢罗蒂了，或者说得更直接些，太急于让自己向卡勒靠拢了。我所向往的是罗蒂最为中意的角色——“苏格拉底式的调解人”，而作为理论教师的卡勒也是这一角色的典范。卡勒另有一点可以与罗蒂同气相求。他一方面认为，理论是要挑战我们认为自己早就明白了的东西，因此理论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另一方面又相信，理论的质疑可以为新思想的出现开阔视野，理论不仅仅是无限的、充满挑战的和令人着迷的著作大全，也是一个不断前进的事业。一贯追求“没有本质主义的希望”的罗蒂应该会赞同他所描绘的图景，只不过也许会将主语由理论转换为文学。但是反复品味《文学理论入门》中那种快乐的情绪，又觉得卡勒本人已经为这样的转换做好了铺垫，尤其是他说，对理论的敌对情绪大部分源于这一事实，即“如果承认了理论的重要性就等于要让自己处于一个要不断地了解、学习重要的新东西的状态之下，然而，生活本身的情况不正是如此吗？”[2]17将理论视野的更新与生活本身的延续联系起来，这是让理论说出了文学的语言。尤其需要考虑这一点：当我们揭示他人的盲视时，所依据的是某种被遮蔽的真相；但是在揭示自身的盲视时，我们的依据或许只是一种对陈词滥调的敏感，一种对生活有可能陷入僵化的审美性的不悦。这种不悦既无须升华为“语言无法抵达现实”“文本之外无物存在”之类宏大的感慨，也无须落实为能让研究者自身抽离出来的论说策略，重要的是认识到，理论人正如文学人，不管拥有如何完备的叙事技术，都需要遭逢真正的事件，才能使他的生活再一次呈现为生气勃勃的整体。当苏格拉底说“一种未经反思的生活就不是生活时”，他或许不是说反思如何使生活摆脱了私人性，而是说反思本是私人生活的固有向度，它应该带着生涩的刺激，一次次汇入经验本身。隔着20年的时光回想最初读《文学理论入门》时的惊喜，我意识到理论教师要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东西，甚至不是理论如何能让我们享受到思考的乐趣，而是理论如何与生活相反相成。此处仍然用得上那句话，“成熟就是一切”；而这句话的另一面，正是天生的理论教师卡勒以一种文学人的乐观精神所写下的：理论没有终结。[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实用主义文论研究”（批准号：18BZW011）前期成果。]注释[1]Literary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A Survey,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14, No.2, On Convention: Ⅱ (Winter, 1983), pp.409-451.[2][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3]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p.155-156.[4][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23-224.[5]文学理论入门[M].2008:3.罗蒂原文见于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142.[6][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04.参照英文原作有改动。[8][美]理查德·罗蒂.哲学的场景[M].王俊，陆月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1.[9]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1, p.122, p.124.[10]Jonathan Culler, “Barthes: Theorist”,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Volume 14, Number 2, Fall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