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幸 | 日本汉学的转轨：谈《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

专题

 著译者言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斯波六郎著，刘幸，李曌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作者：刘幸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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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1894—1959）先生的名声，在国内学术圈并不算小。早在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影印了由他主持编纂的《〈文选〉索引》。书前有一篇他的长文《〈文选〉诸本之研究》，考辨《文选》诸种版本的关系，成为日后凡研究《文选》者必定征引的名篇。尽管近些年，傅刚、小尾郊一等中日学者在《文选》版本领域后出转精，针对斯波六郎的旧说，提出了诸多新见，但仍旧非常尊重他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的贡献。所谓“日本选学第一人”的称号，到今天也站得住脚。不过，也正是因为斯波六郎在《文选》版本及校勘领域的贡献太过卓著，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止于一个文献学者，仿佛他穷尽一生只在《文选》一书上下功夫，而且下的主要都是文献学的功夫。

现在，他的一本更轻盈的小书《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被译介过来，或许可以稍稍改变人们的这一印象，让我们窥见一个更有文人性情的中国文学史家斯波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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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3月9日，斯波六郎出生在石川县凤至郡七浦村。据他回忆，那是日本能登半岛西北端的一个偏僻之所，万幸在不远处有佛教曹洞宗的大本山总持寺，仰赖于一批高僧硕学的影响，当地文风颇盛。斯波六郎的父亲也略晓汉文，在他7岁的时候，就教他吟诵了李白的“长安一片月”，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0年，斯波六郎入学石川县师范学校。1915年，作为县师范的第一名，斯波六郎升入广岛高等师范国语汉文科。在广岛高师逐渐崭露头角的斯波六郎，到1923年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业，于1926年成为研究生。在京都的数年间，斯波六郎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两位先生，并且和小他10岁的吉川幸次郎成为终生挚友。斯波六郎求学时，正是《文选集注》这一重要文献重新问世之时，狩野直喜当时就建议他从事相关研究，这直接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轨迹。

1929年，斯波六郎回到广岛母校任教。日本学制而后发生多重变化，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到广岛文理科大学，再到战后的广岛大学，称谓和性质均有变化，但学脉一以贯之。斯波六郎长年坐镇其中，实为广岛汉学研究的当家人，直到1957年退休，两年后病逝，享年65岁。

这本《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由斯波六郎在战后的几场公开演讲而来。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广岛，几如一片废墟。斯波六郎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杜甫所谓“国破山河在”，指的是山河一如往常，人类社会则生灵涂炭；而广岛之惨烈，甚至到了山河都变换原貌的地步，人类社会自不待言。当时流传的说法是，广岛在70年内都将寸草不生。人在这种境遇之下，依凭顿失，惶恐降临。斯波六郎却想和听众聊聊“孤独感”，恐怕既是这一特定时空下的自我排解，也是彼此宽慰。

斯波六郎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例子来解释孤独感，那就是在东京警视厅的调查里，中年的自杀者往往不怎么写遗书。年轻人的自杀大多出于某些单一的缘由，例如，情感；而中年人的处境往往盘根错节，很难向旁人讲明白，所以遗书也就无法可写。所谓孤独感，就是这样一种孤立于他人的感觉。

斯波六郎从《诗经》的“心之忧矣，其谁知之？”以及《左传》的“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中均能见出这样一种朴素的孤独感，而到了《离骚》那里，“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屈原的孤独感乃和一种古老的“天道与善”的信念勾连到了一起。而屈原的自杀，恐怕就和这种信念的破灭不无关系。“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用斯波六郎的翻译来讲，是“相较于过去的时代，我来迟了，而未来的时代，我也无缘看见了”。屈原的孤独，是夹在了新旧时代交替之间的一种被遗弃的孤独。如果说屈原将自己的孤独“倾诉”了出来，那么宋玉则学会了将孤独的自己“描绘”了出来，这便是“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九辩》）。汉人法宋玉之道，写下“廓抱景而独倚兮，超永思乎故乡”（《哀时命》），乃是自己怀抱着自己的影子，更将这种孤独的况味添了一层。

不过，在斯波六郎看来，写影写得最富于情味的，还是陶渊明。或如“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或如“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序》），令人不难想象，影子成为一个陶渊明可以悄声倾诉其孤独的对象。陶渊明对孤影有这般情感，他对孤鸟（“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乃至孤松（“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似乎都充满了同情之感。

杜甫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陶渊明的放大，因为这个已经感知到“江上形容吾独老”的杜甫，却仿佛对世间种种都有了一种体恤的胸怀。“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其一》），本就不多的一点食物，却想要分给溪中游鱼。杜甫之前的人，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更动不了这样的心思。又或者说，正是因世间冷暖而体会到了巨大的孤独感，杜甫才越发能将哀怜之心推及万物。中日两国一般都是“李杜”并举，李白在前，杜甫在后。不过斯波六郎在这本书里却是先谈了杜甫，再在终章回述李白。“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箜篌谣》），写下这个句子的李白同样感知到了人情之不可靠以及人类的孤独性，然而，李白的孤独更多地来自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和怀才不遇的落差之间，由此引发了对那些不识自己才华的俗人的鄙薄（“流俗多错误，岂知玉与珉”）。李白是自高于世人的，但在杜甫那里很难见到这样一种高自标置的心态。大概，对于刚刚亲历战争之惨烈的斯波六郎及讲台下的听众而言，杜甫更会让他们有一种贴己的感觉吧！

全书体量不大，但斯波六郎以精妙的心思和丰富的体验，借着“孤独感”这条主线，其实是勾勒了中国文学的观念、手法、题材、体裁从早期到李杜时代的演进史，是一部见功力也见眼光的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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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波六郎这一生其实作品很少。除了这本由讲稿而来的《中国文学中的独孤感》，另一本有很强札记性质的《陶渊明诗译注》，以及为获得博士荣誉衔而撰写的《〈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之外，就只剩一些零散论文了。而且，如果更细致地观察，他一生只有一次短暂的中国之旅，终身未学汉语（在这一点上与老友吉川幸次郎截然相反），只以最传统的日本训读方法与汉籍文献耳鬓厮磨。饶宗颐拜访他的时候，讶异于这位日本“选学第一人”原来只能以笔谈的方式与自己交流。那光景，其实和明治时代中日两国学人的笔谈没什么差别。

斯波六郎所承续的，确实是那种典型的日本传统汉学。这种汉学传统由来已久，以汉籍为中心，以训读为途径，以学问为指归。这样的日本人虽然未必精通汉语，却可以以日语语法的形式将汉文典籍一章章背诵下来。其中浅易者，如《论语》，就拥有不可胜数的日本读者；而繁难者，尤其像《文选》，则往往是学者们长年累月嗜好、玩味的对象。对斯波六郎这一辈的日本学者而言，汉籍不完全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而是他们从小记诵、出口即来的观念和学问的底色所在。抽绎这本《中国文学中的独孤感》，我们甚至不难发现几处诗题记载混淆，或字句讹误。其实这不能完全推诿于所谓手民之误，斯波六郎引述种种，太自傲于自己的记忆了。这基本上不是一本照着资料写出来的书，而是靠着头脑里比对材料，玩味出来的文学史。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斯波六郎在“后记”里戏言这本书有些“鸡肋”。他毕生心许的学问，是日夜涵泳于《文选》之中，校勘诸本，甚至愿意为之耗费巨大精力编纂索引。反倒是这类带着专题研究性质的东西，不是他特别在意的学问。倘若不是恰好遭逢了原子弹爆炸后几场“孤独感”心绪很重的讲座，倘若不是当日的年轻学者横田俊辉费心做了笔录，这本书里的内容恐怕很容易就随风消散了。事实上，这几场讲座后不久，斯波六郎确实又一头扎回了《文选》和《文心雕龙》的世界，好些东西据说想写，但也没有在辞世前写出来，尤其他想要对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进行全面的补订，可惜天不假年。

不过不难看到的是，斯波六郎本人不太措意的这本书，确实开启了战后日本汉学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脉络。他在书中几次谈及中国文学对自然的感知，譬如《九辩》中所呈现的中国人的季节感等，实则启发了弟子小尾郊一日后撰写其成名作《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这既是一种题目上的启发，更是一种方法上的启发。以一个话题为圆心，竭泽而渔网罗材料，再循序排比，最后得出一个稳妥的结论。我们常常赞叹日本学者做得“精致”“材料功夫好”，其源头或许在此。今天的日本汉学家也基本是这一方法的受益者，但恐怕少有人还会觉得，倘若做中古文学，必须先把《文选》从头到尾温熟一遍了。尤其随着检索工具的进步，今天整个的古典学问都在越发地“客观化”。传统典籍，其实成为一种随时等待检索的资料库，我们从里面拣出几条能用得上的材料，便想忙不迭地抽身出来了。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几次和日本汉学界健在的老先生们谈起斯波六郎。他们大多会有相似的感叹，“今天的日本，恐怕既没有这样的学问，也没有这样做学问的人了”。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0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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