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卿 | 文艺美学的立体性建构

专题

 特约书评人 

《偶然与永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张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作者：李瑞卿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偶然与永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以下简称《偶然与永恒》）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但其中蕴含与映射着的是张晶先生所建构的特色鲜明、富有时代气质、更为立体的文艺美学。之所以说“建构”，是指张晶先生的古代文艺理论的阐释，不仅是其学术生涯中的苦心孤诣之所在，而且是其生命精神面向社会历史时的文化实践；也不仅指具有比较完善的话语体系和逻辑论证，而且还指在理论上所显示的创造性与价值指向。因为脱离现实、忽视生命体验、疏远了价值寻找的理论推演必然是支离隔膜的。《偶然与永恒》中论及诸多范畴和命题，包括感兴论、偶然论、妙悟说、自得说、化境说、两极论、意境与身体、中道与师法、情志与意向、触遇与感兴、神思与辞令、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鸢飞鱼跃与审美理性、诗意意象与气论哲学、万物一体与生生之美等，但我们发现在这些醒人耳目的话题与细致入微的分析背后，寄寓着张晶先生对审美理性、审美主体的体验、审美价值的一体化思考。

毫无疑问，张晶先生对古代文艺理论作为文艺美学建构的理论资源是具有深入认识的，“中国文艺理论的范畴命题，就是产生于审美抽象的思维方式”[1]10，“审美抽象是其具有特殊性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路径，而这正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其一脉相承的关键所在”[1]10，“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并不缺乏体系性，还因为它们的哲学基因，反过来说，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体系，对文学艺术的母体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1]11。确实如此，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具有体系性且有其哲学基因，但张晶先生更青睐于以审美抽象或审美理性来概括其哲学气质，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它毕竟不同于重视形而上思考与逻辑推演的西方哲学与文论。这样的理论倾向，其实是与他对审美主体与审美体验的重视有关的，张晶先生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范畴与命题更多的不是从哲学观念出发来概括文艺现象，而是文学家或艺术家从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经验中加以升华的。它们与艺术实践的关系至为密切，而且带有非常丰富的创作信息”[1]7，“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范畴，大多数含有极高的价值体认，是艺术家对创作的高峰体验的艺术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1]9，“在创作论方面，它们概括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产生创作冲动时的感兴状态”[1]9，足见张晶先生对审美体验之重视。事实上，基于审美体验，审美主体完成的审美过程中，就不是产生抽象的美，而是一种与体验为一体的审美抽象或审美理性。进而言之，在文艺美学中，审美体验、审美主体、审美理性，这三条线索的确立是张晶先生的理论自觉。此种方法论正反映着张晶先生的文化观与哲学观，他认为存在一种历史流变性。那么，审美就不是形而上的回归，也不是步入探讨文艺与儒、道、佛哲学关系的老路，而是紧密结合文艺美学实际，直接进入审美过程之中，来观照审美主体、审美体验，以及相关的理路，从而来触及审美价值并体验圆融境界。可以说，这是文艺美学建构的一种思路，《偶然与永恒》中贯穿了这一思想，具体言之：

首先，关于审美理性的体认。在理论方法上，张晶先生超越了经验性的感悟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分析，转而体认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审美理性，这是对古代审美传统的回望，也是以敏感的艺术与理性之触角来重新唤醒历史现实中的审美智慧与审美自由。而当这种审美智慧的掘发离开传统的文化解读或范式性描述、直面当代文艺现实与理论创构时，就变得过程艰难而意义不凡。谈及感兴论，张晶先生讨论了感兴论和艺术媒介论的内在关联，突出感兴论中文学、音乐、绘画的媒介感及其审美构形能力。他说：“诗人是凭借着长期艺术训练而获得的媒介感与外界事物相触遇，从而在头脑中产生了具有内在视象性质的画面，而这恰恰是已经用词语和韵律等媒介进行内在构形了。”[1]111即试图探讨艺术赋形中存在的形式化因素，这既是对审美理性的探求，也是将“感兴”当作一个艺术生命产生的过程来看待。在《神思与辞令》中进一步论述了诗歌语言的媒介功能，他认为“诗歌语言（‘辞令’）是开启整个创作过程、形成完整意象链条的基本要素”[1]297，“诗歌语言具有连接创作从内在思维到外在表现的唯一的媒介功能”[1]304；同时，论述了“诗歌语言具有特殊的‘体物’功能”，[1]309进而凸显诗歌语言如何表现物的特征及如何通过物象唤起人们的情感。而在《“鸢飞鱼跃”与审美理性》一节中，专门讨论“诗中之理”，并探讨创作过程中诗中之理的形成。《偶然论的文艺美学品质及其价值》一节，则讨论了偶然论在中国诗学中的普遍存在，这一观念，以“偶然”“偶尔”“猝然”“忽然”“触”“遇”“会”“不经意”“天机”为名，但这个“偶然”未尝不与必然关联。正如张晶先生所说，“偶然不是刻意，没有硬性的规定，而是一种自由，是超越了必然的”[1]127。其超越所依赖的基础，正是审美中所触遇激发出来的不同于“灵感”的审美价值。《中道与诗法》中，则追溯佛教“中道”哲学，考察“中道”作为一种方法论在古典诗意中的存在。书中关于审美理性的描述与解析触目皆是，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审美理性分别存在于历代理论家那里，各有其哲学与诗学的逻辑，在其历史时空中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以不言自明，但它们如何能跨越时空在当下也合理存在呢？张晶先生显然没有过多地单独论证这些审美理性的自身逻辑，而是容纳在对审美主体之审美体验的观照中。

其次，重视主体的审美体验。不难发现张晶先生对于审美主体性是颇为关注的，并且做了专门的理论阐释与建构，发表过《审美主体:感兴论的价值生成前提》《人民是文艺审美的主体——对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美学理解》《叶燮感兴论的审美主体建构》《中国诗学所呈现出的审美交互主体性》等文章。这种理论用心，基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实际，同时也是主动的、自觉的当代理论言说。当然这种言说有的附着于对古代文艺理论的阐释，试图从古人的主体性中汲取文化精神与美学营养；有的则体现了当代理论的主体性，承担着当代文艺美学的现实诉求，成为当代美学中心性论、人性论的一部分。张晶先生的审美主体，具有交互主体性色彩，也称为主体间性，是与天地宇宙相往还的，同时，这个审美主体也是投身于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因而这一主体具有着实践主体的物质。我们从张晶先生的审美主体中可以看到丰富的蕴涵。《“自得说”的文艺美学品质及其价值》一节，专门讨论了“自得说”对审美关系中主体价值的标举，认为“自得”观念在艺术创作中突出的是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从物我之间的审美关系来讲，“自得”可用“我向性来理解”，“创作中的‘自得’，是一种脱略前人的某宗某派的束缚，充满主体精神和创造精神的自由状态”。[1]173在此，强调审美主体就是高扬审美中的自由和创造性。《情志和意向》一节可谓审美主体之专论，目的在于以情志为一体，揭示诗歌创作中的意向性特征，也即从现象学角度阐释主体意识的意向性。张晶先生认为，情志并非以理性的形态出现在诗中，作为诗歌的发生动力要素，情志有颇为充沛的感性意志的能量。张晶先生避开了意识形态的理解，从诗歌动力学的意义上将情志阐释为一种蓄势待发的矢量。这是一种超越道德论、意识形态、抽象人性论的解读与建构，它内指于审美机制与价值系统之内。张晶先生对于主体性的高扬，有其自身逻辑，隐藏着传统、现代、当代的文化基因，应当属于当代文艺思想史上“心性”思考中的一个环节。[2]广义地看，张晶先生的文艺美学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范围，他对于主体性的重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形成鲜明对比。[3]

张晶先生的审美主体当然并不仅仅停留在意志、意识层面，而是进一步落实在了身体层面。《意境与身体》一节中认为，旧题王昌龄《诗格》的意境论贯穿着身体维度、拓展了新的思考方向。文章写道：“‘若诗中无身，即诗从何有？指出了‘身’作为诗人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才是诗所以赖以存在的根本。而这个‘身’，并非只是与心灵或精神二元分离的肉体，而恰恰是与心灵并无间离的主体。”[1]220张晶先生将对审美的体认引向了生活与实践的真实之中，因而在对《诗格》的解读中，就着力揭示从身体从气息到闻见知觉的运动过程谈“意”的奥秘。其固然在理论上借鉴了梅洛—庞蒂“身体意向学”，但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本质性彰显与创构。

最后，寻找审美价值。既然重视身心合一的审美体验和主体意识，那么，张晶先生对审美价值寻找就不仅是对审美形式的体察建构，也不仅是对审美趣味的认同与赏鉴，而是对生命精神与境界的确认与回归。《中道与诗法》中，探讨“中道”观念使中国诗学产生了哪些美的价值，具体而言，“中道”观首先使诗人作为审美主体的把握对象方式，由个别、局部把握变为整体性的把握，进而形成了创造浑然圆整之审美境界的能力；其次，般若中观假有性空的观念，对中国诗学的渗透，使意象和意象创造有着明显的幻象特征，等等。这是借助佛家的“中道”观念及相关语言论来探求审美价值的生成可能。在讨论自得时，张晶先生则明确指出，“由‘自得’而产生的创作风貌，并非止于主体的价值生成感，而是一种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它也是审美的至高境界”[1]176。这就是说，自得一方面作为审美方法论，另一方面也是境界说。而在《万物一体与生生之美》中，则讨论万物一体观念与中国美学独特气质之关系，文中说：“一是‘万物一体’的观念使中国人在艺术创作的审美关系上呈现特殊的样态，审美主客体的关系在更多的时候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审美对象呈现为有机性的完整的场域；二是由艺术家审美活动而创造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有着元气淋漓的生命感；三是审美活动的主客体呈现了普遍的主体间性；四是审美主体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对万象的映射中凸显其主体地位的。”[1]372-373这段文字非常深入和清晰地讨论了万物一体观念对于审美主体、审美方式的重要影响，也回答了审美价值生成的先天机制，以及何以具备“生命感”“有机性”这些民族性特质。凡是论及审美活动与审美主体，必然论及价值，在此不一一具述。审美价值就是在审美活动中，而审美活动直接是主体的审美体验。

张晶先生之文艺美学研究涉及古今中外之学，儒道佛耶之教、诗书琴画之艺，包罗众多，浩瀚磅礴，但都围绕着美的相关问题，在回望传统、接纳新知的过程中，完成了艺术与美及人生体验的互相阐释，建构了颇为系统的文艺美学体系，拓展了宏远的人生境界。张晶先生承认有一种审美理性存在，承认生生之美，承认在审美中的浩茫境界，并去证明和解读，在开放的现实与文化环境中吸纳、修正、创造这一传统。因而，无论是学术精神还是学术成果总是常新的，这从张晶先生的语言论中可见一斑。一方面，认同“中观”论中对语言名相的消解，他说“中观的‘无分别’与‘不二法门’对语言名相的消解，使诗论进一步形成了超越于语言之上的审美价值系统。”[1]258另一方面，突出语言在审美体物中的媒介与功能作用，“诗歌语言是开启整个创作过程、形成完整意象链条的基本要素”[1]297；再一方面，也体认并解析“如在目前”“见于言外”的语言构形论。张晶先生追求超越语言的审美境界，但他也专注于作为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枢纽的语言，这正是审美中触及“偶然”与“永恒”的媒介与关键，这样的语言论呈现了兼容中外古今的新气象，也是界定张晶先生文艺美学的一道富有意味又犀利明晰的线条。

注释

[1]张晶.偶然与永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2]尤西林在《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讨论了心体与审美的历史进程和不同样态。

[3]李春青指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那里，从来不会涉及作为‘个体主体’的气质秉性、创造性以及其他属于个性方面的因素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见李春青.新传统之创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学术轨迹与文化逻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39.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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