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莹 |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诗意审美：来自《偶然与永恒》的启示

专题

 特约书评人 

《偶然与永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张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作者：赵莹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庚子年，世界巨变。7月，读到张晶先生的《偶然与永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以下简称《偶然与永恒》），猛然打开一道一直在摸索的门，开启后便觉豁然开朗，找寻到了解惑之密钥，眼前一片生机盎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主要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形态，且与当代西方文艺美学有着大不相同的话语体系。近代以来，文学艺术创作多以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为根基，在国际化的潮流中，中国文艺创作也逐渐向西式风格靠拢。无论在文艺创作领域还是文艺理论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渐有式微之势，且无法系统建立起与当代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联。其实，在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中，中国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艺术魅力已经在国际上独树一帜，且受到了当代国人的普遍认可，特别是在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中，中国特有的审美意境、婉约风格在国际影视圈已呈独领风骚之态。相比之下，凸显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建构却略显滞后。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命题，是对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张晶先生《偶然与永恒》就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系统研究与阐述。著作梳理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当代文艺美学的承继关联，以及对当代文艺创作的价值意义，并从哲学思想角度阐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文艺美学的建构关系，可以说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当代文艺美学进行较为完整的、深刻的、系统化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不但为中国古今文艺美学的体系融合夯实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特有的文艺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撑，注入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底色。对笔者而言，在此启发之下，为一直关注的中国特色的当代传媒艺术凝练出“诗意审美”风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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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范畴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大特点在于其中大量深刻而有趣的范畴或命题。张晶先生认为，最能集中体现中国美学的性质特征的，正是这些范畴或命题。因此，在《偶然与永恒》的第一部分，张晶先生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范畴与命题出发，阐释它们的文艺美学品质与当代价值，特别结合了当下传媒艺术进行理论拓展与价值延伸。张晶先生在著作中以感性论、偶然论、妙悟说、自得说、化境论、两极论为依托，将古代文艺理论的范畴或命题研究与文艺美学的相关理论、当代艺术创作进行关联，同时也阐释了这些范畴或命题之间的承继关系，从历史的、发展的、现代的视角对这些范畴或命题进行崭新的阐释。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范畴或命题，看似相对独立，其实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和理论关联，正是这种逻辑与关联构建起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特有的体系特征。从横向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范畴或命题也可能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某一概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或可进行互释。近年来，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中寻找灵感与启示，被越来越多的当代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所重视，经常用于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或批评、评论之中，但是鲜有内容较为完整、体系较为科学的系统之作。张晶先生的《偶然与永恒》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范畴或命题从发展与承继、与西方文艺理论的概念互释、与当代文艺形态美学理论的内在关联等角度进行较为体系化和完整的阐释，除对范畴或命题的专门研究外，重点从体系构建、关联构建角度进行研究，可以说一方面开创了新的研究视角，更为重要的是打通了研究领域的区隔，将条块分割的研究勾连成串、一通百通，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搭建了当代承继的桥梁，也为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研究找到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根基。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范畴或命题是古代文艺理论家经过常年的文艺创作或鉴赏实践，经过身、心、灵的深入感悟和思辨后提出的，很多来自诗学理论。同时，中国古典诗学对中国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形态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各门传统艺术（诗文、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不但都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而且各门传统艺术之间，往往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包含（例如，诗文、绘画中可以找到园林建筑艺术所给予的美感或园林建筑要求的美，而园林建筑艺术又受诗歌绘画的影响，具有诗情画意）。因此，各门艺术在美感特殊性方面，在审美观方面，往往可以找到许多相同之处或相通之处。”[1]比如，感性论、偶然论、妙悟说从不同的角度和审美感受对艺术创作中的“得”与“不得”做出审视，强调文艺创作过程的复杂性、文艺创作追求的理想主义以及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直觉”与“创作经验”。从诗学生发，却有着更为广泛的应用。特别在当前产业背景下的文艺创作，与商业“模式化”“类型化”的创作方式比较，强调古代文艺理论范畴或命题对当代文艺美学的价值意义更凸显了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的精品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此启发下，笔者认为，“诗意审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或命题之间，以及与中国当代审美特征的共通点之一，或可成为我国当代文艺创作独有特色的、最为重要的美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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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与哲思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始终相伴相随。中国哲学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治国理政、修身养性，在文艺作品与理论中也深深地贯穿其中。时至今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不但是我国优秀文化的精粹，也将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思想基石和智慧财富。《偶然与永恒》的第二部分，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密切结合，从哲理思辨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问题，将中国哲学发展脉络与文艺理论重要问题进行融合阐述。从古代文艺理论到古代哲学思想，进而从思想和哲学角度建立与当代文艺美学的承继与发展，更进一步地为中国特有的美学风格进行由内而外的“完形”，从而构建起打通古代与当代、中国哲学与中国美学的较为完整的“中华美学精神”思想体系。

中国的气论哲学，从老子的“道、气、象”哲学思想开始萌芽，而诗学中的“意象”论，也可追溯于此。象—易象—意象—气象—意境—境界，从象到境界的演化发展可以说贯穿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始终。直至当代，意境和境界仍然是文艺创作和鉴赏的审美追求。我国文艺创作对意境和境界的偏爱，可以说与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意境论、境界说，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儒”“释”“道”三种人生哲学的融通。“比德”，在中国文人的文艺创作中较为常见，对“道德境界”的追求，是中国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追求的起点，常常体现于诗歌和艺术作品中，造就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特别是诗学中“托物言志”“思与境偕”“情景交融”等特有美学风格；从老子的“道”“气”“象”开始，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文人都在世间百态和宦海沉浮之中思索人生的真谛，追寻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随之诞生了大批表现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文艺作品；而“空灵”“虚静”“幽远”“孤寂”则在人生状态和归宿的表达上进行艺术化的哲学思索，由此出现了“禅趣”“静谧”“顿悟”式的作品和艺术境界，“一切事物包括大自然的一切运动，都最终是导向静穆的，无论是傍晚青苔上一缕阳光，昏暗松林中的一绺清辉，在寂寞中开放而又凋落的辛夷花，还是风中鸣响的两岸枫叶，萧瑟中摇曳的参差林影，寂静中的一声鸟啼，甚至包括那在秋雨石溜水中惊起的白鹭以及在春潮急涨的野渡旁的一只寂寞孤舟……无不表现着一种闲静空寂而绝不激动的境界”[2]。这样的境界常常被列为意境中的上乘。这些意境生成的表现不同，却共同构成了中国意境审美的庞大与精深。

对艺术“意境”和“境界”的追求和体悟，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审美”层面，是一种对自我、对人生、对“天人”关系的思索和感悟。当然，这种思索和感悟是由审美活动引发的，又有着“开放”的结局，正体现了有与无、虚与实的交融与统一。这是一种触动了情感深处的审美活动，更是一种激荡于灵魂层面的思想考问。这种审美与哲思交融式的审美感受，一直贯穿于古今文艺创作的过程之中，从未间断。“万物一体”“天人合一”“鸢飞鱼跃”“中观之道”既是对文艺创作的理论升华，也是对创作者或鉴赏者人生哲学的体现和交流，更是“儒”“释”“道”人生哲学的体现。在这里，哲思即审美，审美即哲思，审美与哲思以“中华美学精神”实现了水乳交融。“中华美学精神”，一方面强调了对美的研究、对美的追求自古便有，至今没有中断，而且还会继续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中华美学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哲学的思想，能为人们带来审美的体验，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生命的本质与幸福的根源。

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密切结合，共同构建起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基石，是《偶然与永恒》的一大特点，为我国当代文艺美学体系构建厘清了哲学根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思想要求。冯友兰认为，“就大同方面看，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3]。在古今优秀的文艺作品中，创作者往往在后两者中追求与思索。不可否认，在当前的文艺创作中，不乏单纯的功利之作，但总体而言，大多数创作者、欣赏者都保持着基本的审美底线，也自觉地在审美过程中进行“人生觉悟”的探寻。基于此，笔者认为，审美与哲思的融合也是当代艺术“诗意审美”的重要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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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审美的当代表达

时至今日，文艺创作、理论研究不断面临新的形势和环境变化。由工业化和技术发展催生的“传媒艺术”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佼佼者。笔者认为，当代传媒艺术虽然在艺术创作媒介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有着较大的差别，但是“诗意审美”依然是其重要的审美特点，具体来说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得以实现：

第一，内容创作上追求极致。中国诗学理论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从范畴命题到哲学思想，无不体现着中国特有的美学风格和智慧光辉。当代文艺创作，无论呈现的样态如何，从内容创作都应追求极致、崇尚完美，具体可体现为：感于真情、迁想妙得、物我两忘，抒发至极致。真情实感始终是创作的原点，也是文艺创作的原动力，满含难以抑制的情感才能“应物斯感”“有感而发”。抒发至极致，要求艺术创作的理想主义和精品意识，将“极致”即“至情至真”作为创作的目标，达到“极骇人之事”用“极近人之笔”、“形容一事，一事毕真”[4]的创作目的。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迁想妙得”要求创作者充满艺术想象力，在众多的艺术想象中选取最为适合、最为贴切的表达方式，搜象于心，神会于物，中得心源。“物我两忘”则是一种构思、创作过程中的全神贯注、追求极致的心理状态，无我、无他、无物，只有作品的情感生发与逻辑走向，更不能考虑与创作无关的其他影响因素。内容上追求极致，态度上专注而忘我，是一种艺术创作的理想主义，也是诗意审美的精神内涵之一。

第二，艺术表达上充满意境。传媒艺术是声与画的艺术，其“意境”生成由一个个场景进行传达与烘托，通过“意象”和“气韵”两个层面进行共同的构建。传媒艺术的“意象”构建，在一个场景中可呈现多种形式，声效和画面都可参与“意象”的创造。这种“有意之象”“象外之象”“化景物为情思”的审美效果，正体现了中国传媒艺术特有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5]的含蓄之美。但一个场景中，浓墨重彩的重点“意象”不宜过多，才能够重点突出场景的主要功能和意境生成的方向与意义。“气韵”主要体现在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象”与“意象”、“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过渡。在“关联”和“运动”中生成。由此可见，传媒艺术的“意境”营造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意境说”的理论延伸和内涵创新，是“意境说”在当代技术环境下的新表达，但“动静结合”“虚实结合”“有无统一”的美学思想实质并未改变，也正是这种承继，使得中国的传媒艺术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表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对不同类型的诗歌意境进行了分类：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这些不同风格的“意境”大多也能在当代传媒艺术作品中找到对应之作。可见，古今文艺的相通与相融。

第三，思想精神上富含哲思。《毛诗大序》中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诗歌诞生之始，就有着深刻的情志体现和哲理内涵。其后，司空图提出“思与境偕”，孔颖达的“情、志、诗”之论，叶燮的“理、事、情”之论等，都是对诗歌创作的思想性进行关注和研究。当代传媒艺术，虽然其中不乏为单纯的娱乐之用，但还有一大批创作者、理论者不断在倡议和践行着更为深邃的传媒艺术创作。备受好评的文化类节目自不必说，本身就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学和思想的展现与传承。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也不乏思想深刻、境界高远的上乘之作，体现了我国特有的哲学思想，表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从而构建起“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阐释。

诗意的审美，可以说贯穿了我国古今的文艺创作，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内涵。张晶先生的《偶然与永恒》以诗学为研究起点，通过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范畴命题研究，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进行体系化的勾勒，并灌注以中国哲学思想的底色，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当代文艺美学的体系关联，凝练出“中华美学精神”的脉络与精髓，也为当代传媒艺术的“诗意审美”奠定了学理基础，激发了更多的思想火花，值得笔者进行不断的深入研究。

注释

[1]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9.

[2]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20.

[3]冯友兰.新原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5.

[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67-368.

[5]（唐）司空图,（清）袁枚.二十四诗品续诗品[M].陈玉兰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52.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0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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