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惠敏 | 我的文论之路上的领路人
专题
读书生活
我于1978—1982年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走出母校算来已有38个年头了。中文系学生可谓“万金油”，适应性很强，几乎在哪个行业发展的都有。前不久与本科同学聚会，我半是夸口也半是无奈地宣称，我从1982年毕业迄今一直在中文专业工作，而且一直在大学二年级就定下方向的文艺理论专业工作。看来这个方向还要继续耕耘下去，虽然我提过“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说，备受讨伐，但那也是在文艺理论范围内的发言。我只是不相信“纯文学”而已，只是想为文学和文论重新定性和定位罢了。年轻学子常问我是何时开始文艺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那可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说来话长啊！现在多数学生直到考研时才决定研究方向或报考专业，而我们那时几乎是一入学就想着这一生要献身哪个方向的学术了，属于“早婚型”（early wedded to），但“早育”则未必。我们在大二、大三时，系里就提倡撰写科研论文，由学科负责老师遴选往上推荐。大四时还要举行单科考试，不是常规的那种课程考试，而是综合了基本知识和学科前沿问题的考试，重点测试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入学不久我们就被告知，学术研究浩如烟海，一位学者毕其一生也只能研究很小的一个领域，能“取一瓢饮”就是了不起的“大专家”了。回想当时，我们是多么惊奇地听老师说，有人一生就研究《楚辞》《史记》或《红楼梦》《水浒传》什么的。所以限定和选定研究领域就很重要。系里鼓励同学们尽早确定研究方向，特别是那些希望考研深造的同学。一开始我的志向在文艺理论，因为中学时有过作家梦，想象着学好理论、手握法宝就可以横行文坛了。这样攻读了大约半年光景，自觉枯燥乏味，不得其门而入，且还需要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加之有同学说我年龄小，底子薄，建议我扬长避短，改学现代汉语语法。那个我倒是也有兴趣，高考前我把中师教材汉语语法就通读了，语法规则差不多都掌握了。于是我找到教我们语法课的副教授程仪先生，谈自己想跟随他学习语法的事。不承想，程老师一口就把我回绝了，理由是：你跟着张老师学文论已经一段时间了，语法研究上要做出成就也不是那么容易，不如做文论活跃、受关注什么的。程老师这就把我打回张老师处，既然语法老师不收我，那就继续我的文论吧！这个中途小插曲说重了是背叛，说轻点则是学科意志不坚定，反正不是什么光彩事，我没敢给张老师提。
张老师是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大学语文系西方文论研究名家缪灵珠先生的研究生。张老师把读研时导师发给他的油印讲义都给我读，我当时的西方文论知识一是得自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第二就是缪灵珠先生60年代的那些讲义，其中包括他翻译过来但尚未发表的文论经典。那时没有电话可用，去找张老师请教用不着预约，估摸着他在家就直接去敲门。可是张老师一次也没拒绝过我，想来他对这样的不速之客得有多大的爱心和宽容才行！教研室还有一位老师是王怀通先生，王老师作息时间不同寻常，他喜欢挑灯夜战，一般12点以后才进入工作状态，所以我经常是夜里10点多到他家找他，有时也11点多。盘点记忆吧，不管我怎么打扰两位老师，他们从来没露出过半点愠色。王怀通老师是北京大学杨晦先生的研究生，朱光潜先生给他们上过西方美学史课，所以他也是把朱先生当时的油印讲义借给我“开小灶”用。我的西方文论和美学基础就是这两位恩师帮我打下的。在他们的指导下，有两个文本我读得滚瓜烂熟，一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是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有那么一两年，谁要提到两书中的任何一个观点，我能背得出他们是如何论证的。
张豫林、王怀通是我文艺理论研读初年的引路人。张老师党性原则强，喜欢强调文艺理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王老师则是大讲形象思维、典型论以及人道主义。有不懂行的人背后说他“反马列”，他给同学们辩解过，他比那些号称“马列”的人更是马列，也更懂马列。王老师在学术上也是“狂狷之士”了，好像谁也不服。他给我们上马列文论课，我听不太懂，只记得他满口的拉萨尔、济金根、托尔斯泰，还有伦敦东头的城市姑娘什么的。至今头脑里犹能闪回其仿佛可洞穿钢板的声音、其沉醉于自思而显得目中无物的表情。王老师那时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研究兴趣很浓，写有长篇大论，他投稿时我代他誊抄过；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异化劳动与美的创造》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选定的课题，后来也自然归他指导。“手稿热”时，大概是政教系请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奇先生来河南大学做过讲座，内容都记不得了，但印象至今栩栩如生的是，坐在前排的同学一水儿穿的黑皮鞋，而且不约而同地全都跷着二郎腿，脚尖上扬，锃光瓦亮的，好像在炫耀什么似的。我没有皮鞋，不敢坐第一排。不是不想要，实在是囊中羞涩。后来痛下决心买了14元一双的猪皮鞋，这才在人场中胆壮起来。这当然是闲话了。言归正传，之前跟着张老师研读西方美学史，后来又跟着王老师读，打下了文论研究的知识基础。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是按照朱光潜先生开列的书目读，老师要我们读出心得，可我除了人家讲的，是一点儿个人见解也没有，这种令人气馁的状况一直持续到读黑格尔《美学》。1980年4月底，在王老师辅导下，我写出《论黑格尔的艺术功利观——兼与朱光潜先生商榷》。张老师、王老师欣赏我小小年纪竟有挑战大名家大权威的胆气，推荐我参加校级科研会议，文章最终得以在学校内部印行的论文集上发表。一天晚饭后，系里老师把蓝色封皮的样刊送到我的宿舍，徐徐掏出一沓纸币与我，居然还有稿酬，且没料想竟有29元之多！真是一笔巨款啊！那时每月的生活费也只需16元左右。80年代虽然没有“五唯”一说，但这两篇论文确实为我铺平了此生科研之路，它们使我在大学毕业时能够顺利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接收为专职研究人员，也使我在1984年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时引起导师吴元迈先生的注意和重视。可以说，看重发表不是现在才有的事。
对于张老师、王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付出、提携，我当时完全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觉得老师都是这样吧。直到入职河南省社科院、天天要独自面对研究对象时，我才猛然间发现两位老师是那么伟大，那么崇高，那么无私奉献。因为在专业研究机构里，大家都是同事，没有谁有时间跟你闲聊，学术交流都搬到了会议室，非常正规。我刚参加工作时曾经孤单得暗自抹泪。突然间没有了老师的随时指点，我成了学术孤儿。加上各种各样的焦虑，不久就患上了神经衰弱，整天感觉好像没睡着过觉似的，昏昏沉沉，萎靡不振，直到1985年初夏到武汉参加文艺学方法论研讨会后才算是满血复活。
数十年如一日，我之所以能够一直坚守在文艺理论领域不动摇，应当是因为张老师和王老师给了我“定海神针”的缘故吧！硕士毕业时，我也是有别的一些诱人机会的。如果说今天自己还能有一些韧劲、冲力，还能不断地在学术上有所拓展、创新，我暗自思忖，张老师和王老师当初推我一把的那个惯性力量可能还未消耗殆尽吧！如今每次见到张老师，他仍是勉励有加。带着老师期许的目光前行，我还是那位有个小五星奖励就能欢喜冲刺的小学生。时谚有谓“学以成人”，哲学上说此语并非无可挑剔，但从个人经验来看，张老师、王老师与河南大学中文系对我的学术养育之恩，对我学术人格的形塑，却是千真万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