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林 | 创造未来的责任与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
专题
重读
2010年，美国著名文化理论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以新著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文化研究的未来》），拉开了新一轮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大幕。时隔仅仅一年之后，2011年，美国文化研究专家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出版了基于他2006—2007学年在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主持的“Cultural Studies：The Way Ahead”（文化研究前行之路）系列讲座的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的重建》）；同一年，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开拓者之一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出版了聚焦文化研究教学的专著What’s Become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怎么啦？》）2012年，穿梭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文化研究专家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出版了关注数字媒体的力作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化前景》）。这些旨在规划和展望文化研究未来的著作的集中出现，引起了托比·米勒（Toby Miller）等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的极大关注，纷纷出手撰写评论文章，联袂造就了文化研究共同体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造就这番风景的动力何在？
相较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人，格罗斯伯格、特纳、哈特利等后生可谓是纯粹的学院中人，即他们几乎是在学院中度过职业生涯的，与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有着复杂的纠缠，在积极推动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的同时，对之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持续的反思。1990年前后，文化研究赢来了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第一次热潮，见诸一系列深度检视和反思渐成趋势的体制化、学科化的著述与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的未来》（The Future of Cultural Studies）、霍尔的《种族、文化和传播：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Rac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look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at cultural studies），以及格罗斯伯格等人1990年筹办的“文化研究的现在与未来”（Cultural Studies：Now and in the Future）大会。这些著述与活动证明文化研究体制化的风险已经引起关注，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的文化研究的发展。比如，国际文化研究协会会刊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曾在1998年发专刊讨论文化研究学科体制化的问题。所以，联系到格罗斯伯格等作者首先是大学体制内的文化研究教授，联系到他们的著作面世之际幽灵般回荡的“文化研究已经寿终正寝”等“杂音”，我们不妨大胆设问，这些原本志趣各异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理论家，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消除“杂音”的未来形塑，这是否是他们思考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的结果？
毋庸置疑，答案是肯定的。特纳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大多数地方，文化研究被视为一个合法的教学和研究领域”[2]16，呼应了霍尔之前的判断：20世纪60年代以降，文化研究以“伯明翰的中心”为起点，开始了其体制化之旅。体制化为文化研究赢得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但史密斯发现，体制化的诉求已然让文化研究变得一如幻肢。[3]245这里姑且不论有人基于“文化研究是别样政治”这一浪漫想象反对文化研究学科化、体制化，但我们既要知道英国文化研究孕育于战后成人教育运动的文学课堂，显影于作为一个实体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其发展和播散更是直接联系着“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公司型“新大学”，又要深知“倘若文化研究没有被体制化，它便已然消失，但体制化过程本身却在某种程度上让它失去了锋芒”。[4]体制化、学科化固然不是每个文化研究学者的追求，甚至也不是他们所擅长之事，但我们必须承认：一方面，体制化、学科化之于文化研究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这里的成功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问题，沉重地压在文化研究的头上，有阻碍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之虞。一旦被赋予学科合法性、获得制度性空间，文化研究便成为整个学术景观拼图的一部分；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收编行为，其间既有对文化研究作为新学科的吸纳和承认，更有对它的“规训”，让它遭遇同质化处理、被制度结构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的成功会让大学（体制）认识到其事业的正当性，获得形成新知识产品的场所和地位，最终危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地位。就英美的情况而言，文化研究成功经受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强烈打击和猛烈攻击之后，得到了体制的深情拥抱，但它获得体制成功的那一刻恰恰是它遭遇“权力”毁灭的开始，日益为所有学科都必须面对的制度性压力所左右：教师晋升和任期的门槛越来越高、学生数量激增、师生比陡降、业绩标准不断提高、用于处理证明业绩成果的文书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每个人都在为晋升东奔西走；同行从患难与共的朋友变为狭路相逢的冤家。一如伯明翰大学以科研水平低下为名关闭文化研究专业所暗示的，既然大学需要充当利益生产的实体，而不是为社会、国家或民族提供基本服务，既然大学已在工具主义逻辑的驱使下，变为公司实体的形式，大学教师不得不受制于会计量化制度，受支配于教学效果考核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难免会遭受体制化之害，即使它是“赚钱机器”。
另外，文化研究学者大多自诩其工作具有政治维度，但事实是，随着文化研究越来越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为一门学科，其政治视域却变狭隘了。这一情势的出现部分在于文化研究的因袭的、复制的研究范式，虽然它最初的研究范式确曾帮助它开辟一隅之地，后来居上，尤其是在性别、种族、性事(sexuality)、族群、流散群体、身份认同等“前沿”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研究并未引发运作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显著变化，比如，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和其他群体依旧无权享受平等待遇，尤其是在美国。一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文学教授、《文化研究的审美》（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Studies）主编米歇尔·贝吕贝（Michael Bérubé）借《文化研究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Cultural Studies?）一文所言：
文化研究改变了人文科学诸学科吗？文化研究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手段吗？文化研究让美国大学变成了更加平等或者进步的机构吗？在我看来，这些是需要提出来的有益的问题，而一个回答它们的有益的办法是难过地说，没有。文化研究尚未产生太多影响。[5]
正如“文化转向”所暗示的，“文化研究尚未产生太多影响”这一观点是有待商榷的，但想必不会有人反对的是，这一观点的形成关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者在大学内部的位置。一如新时期以降的英国高等教育改革所证明的，国家在怀疑大学的同时，依赖大学机构来使自己存在并长盛不衰。这种情势让文化研究学者日益处于一种霍布斯主义的自由竞争境地：纯粹为保住职业和饭碗而混战不休，让他们因为自感未尽职守而怯懦畏缩，担心下一轮评估、任职到期、职称晋升、退休金和福利的积累。这样一来，一切个人的当下时刻都被延宕，去追求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才能实现的某个更大更远的目标；目标总是“将到来的”，其未来的维度既使我们得到解放，也让我们变得衰弱。我们必须以敏锐的批评眼光关注问题何以至此；或许，这就是格罗斯伯格等“学院派”学者勉力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动机之一。
众所周知，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是一项“重要和富有成效的工作”[6]。马克思主义促成了英国新左派的形成及新左运动的开展，而英国新左派及新左运动则直接联系着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基于自己在“二战”前后的“活生生的经验”、“二战”后的社会情势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有效地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和显影所不可或缺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提供了社会和政治资源。威廉斯能够实现从左翼利维斯主义者到文化主义者再到文化唯物主义者的蜕变，《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能够成为“专业历史学家圈外的一个政治灵感之源”[7]，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发现了“马克思身上的真正沉默”——价值系统及文化的作用。虽然受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化研究曾一度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美国文化研究尤其如此，但2008年金融危机有效地促成了马克思“骑马归来”，引发了如下观点的流行。
重新整合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是有某种急迫性的。一方面，研究文化不考虑政治—经济基础的影响或者文化活动的政治—经济后果，这无疑是极为天真的。这些忽视可能让人把压迫曲解为多元主义、把劝说曲解为民主、把精英主导曲解为大众自由。它们也可能需要从生活状况转移到语言或者话语的安全港，因此使得对比如社会正义的追求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政治—经济的决定因素而忽视人的意志和自由同样是有害的。否认或者贬低人的能动性等于贬损人的尊严，宿命地淡化社会改革的可能性。[8]
既然“如今的情势已经大为不同。在很多领域，或许尤其是在文化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已然在经历意义重大的复兴的同时，经历了理论发展上相应的开放性和灵活性”[9]，重新思考文化研究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找回它们之间“失去的联合”，通过跨越它们之间的鸿沟而实现研究范式突围理应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必需。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格罗斯伯格回顾了他曾深度参与的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争，继而受霍尔的“耦合”概念的启发，呼吁文化研究以一种“激进语境化的价值理论”，接受并探讨经济问题，以期实现对“复杂性、偶发性、争议性和多重性”的追求。[10]54与此类似，史密斯等《文化研究的重建》的作者大多认为，文化研究忽视了劳动和经济因素，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虽然“英国文化研究是一种日渐怀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叙述”，或者说文化研究“极不愿意被视为马克思主义”。[3]252比如，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显而易见，劳动、工作和职场政治一直被人忽视”[3]252，而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对此则深表赞同。
经过30年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与基于不平等、排斥异己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罗斯所凸显的劳动问题显然是重要的。人们在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工作（或者求职），或者投票，当然还有消费；很难想象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任何有意义的文化研究项目不处理人们如何体验经济和社会等更加广泛的问题。[11]10f
或者借用马可斯·布林（Marcus Breen）的话来讲，在新自由主义盛行和资本主义危机不断的时代，对文化研究而言，“重申政治经济学的优先地位的时机已然来临，其办法是重新耦合经济与文化，而不是假装某种不确定性将魔法般地赋予文化研究可信性”[12]。由于劳动问题依然是文化研究的盲点、文化研究没有给予经济以足够的重视，加之体制化等因素的影响，当下的文化研究虽然依旧抱有“追求某种形式的政治效能的残存欲望”，但已经“日益脱离实践”，[11]10不知道“能够和应当做什么？”[13]3所以，史密斯等人认为，文化研究唯有经过重建才能拥有未来，抑或说未来文化研究的任务即“帮助文化研究重新界定身份”[13]2。
哈特利在认同文化研究正遭遇危机这一判断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耦合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的观点。哈特利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固然对文化经济学有所关注，但其方法太具挑战性，而且假定“整个体系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的”，[14]55其结果是文化研究因为“没有与经济学展开持续对话”，“在动荡的经济学变革中置身事外”，[14]35最终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开拓精神，迷失在“无限扩展的微观”之中，没有“将足够注意力放在宏观层面”。[14]28所以，哈特利指出，鉴于媒体与文化研究建基于并且总是坚持媒介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发现“日常文化实践……全方位地受制于更为隐蔽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正在同时为迥然有别的政治和企业目的而剥削寻欢作乐的消费者”[14]1，未来的文化研究应该更加重视数字媒体和以“人人都是生产者”为特征的“传播的对话模式”。
不难发现，在格罗斯伯格等人看来，当下的文化研究已处于必须重建的情势之中，而文化研究重建的不二选择则是它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结合，重新思考它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比如，格罗斯伯格宣称，文化研究需要更加认真地对待经济问题，更加有效地区隔价值概念与劳动概念，更加广义地阐释价值概念。史密斯认为，一些文化研究学者为“回避经济问题”而使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化约论”和“经济决定论”的修辞，其结果是文化研究“对研究对象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虚无主义态度”，因此走进了死胡同和危机，无力“实现其至高的智识和政治抱负”，[15]所以，“进一步重视政治经济学问题是重建文化研究的必要条件”[16]。哈特利提出了他所谓的“文化科学2.0”（Cultural Science 2.0），一个他希望可以借助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来实现的目标，旨在强调当代文化产业的价值源自大众和社交网络用户的共同创造。
当然，格罗斯伯格等人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实践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准确诊判了文化研究的危机现状，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体现出了一种创造未来的责任意识，让人看到了文化研究的一种未来图景。比如，透过《文化研究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格罗斯伯格何以通过“对令人沮丧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欧式现代性传承倾向的反叛”，有效地“创造一种足以反映和力图解析当代世界的文化研究”。[10]3在他看来，欧式现代性或者自由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美国和大部分北大西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但就像中国、南非等非欧式现代性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证明的那样，欧式现代性实则已然陷入诸多危机之中，尤其是“在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在新生的青少年文化、在女性主义和其他社会运动，以及在各种宗教运动和新保守主义的发展之中”[10]69-70，因而正遭遇各种质疑与批评，于是出现了混杂的或者可选择的现代性。然而，“可选择的现代性的理论事实上将‘现代’视为理所当然，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这种对现代的理解视为其他可能现代性的边界”[10]90，可选择的现代性不过是欧式现代性的一个补充，束缚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想象。正因如此，格罗斯伯格提出了一种走向本体论的现代性，而认识这种现代性的基础则是情势分析；情势存在于由多种要素所共同营造的瞬时性空间之中，是多种变化、接合与冲突彼此交织形成的一种暂时性平衡的结果。所以，情势分析，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激进语境化，不仅能够在理论的层面上让我们看到复杂情势之中的多重现代性，而且可以在现实的层面上促成人们更加有效地认知文化经济之类的新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这些著作孕育期间发生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年初暴发、至今没有消退迹象的全球新冠疫情，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关系、无保障的劳动和失业已然构成当下社会，尤其是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贫富悬殊、工资水平与利润的差距、工作时长与失业人数之间的反差，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节节攀升。所以，对旨在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文化研究而言，关乎文化生产的经济问题理应从背景中显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加汉姆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加汉姆于1990年指出，虽然不乏媒体与文化研究学者致力于分析和考察媒体大亨及其公司，但“令人愕然的是，有关文化生产者的个人背景却是匮乏的”[17]。然而，在10年之后的2000年，加汉姆发现这一问题依然如故：“因为普遍的语言学转向以及与之相伴的所谓的作者之死，在近年的媒体与文化研究中——实际上在所有社会理论中，媒体生产者的问题是被忽视的。倘若作者并不存在或者完全没有意图力量（intentional power），为什么要研究她或者他呢？”[18]所以，当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再次成为热点的时候，《文化研究的重建》的作者之一、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痛陈“劳动依旧是传播和文化研究的盲点”的同时，大声疾呼“在文化研究创建的议事日程或者规划中，劳动需要被优先考虑”。[19]
诚然，这一情势近年来有所好转：一如富克斯等批评家所注意到的那样，劳动尤其是数字劳动已然成为若干批评性研究的主题，集中见诸媒体与传播研究之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凸显了出来，被作为理论资源挪用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之中。这既是因为马克思第一个把劳动概念的历史性视作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也是因为他迄今最为详尽地分析了何为工作与劳动，可以有效地启发人们对经济和文化构成因素的理解。比如，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分析的钢琴制作和钢琴演奏的区别而言，当下最为重要的不再是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而是到底是什么构成了经济和文化。倘若经济与文化是彼此分离的，那么制作钢琴就是劳动，因而是经济的一部分，而演奏钢琴则不是劳动，因而只属于文化。但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同意演奏钢琴是在生产使用价值的，它因为满足人类的耳朵而成为一种形式的劳动。所以，音乐的生产一如钢琴的生产，是一种经济活动。[20]
众所周知，数字媒介已然构成当下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日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比如，学者、专家、企业家和政治家；他们虽然选取了不尽相同的视角，但大多都认为脸书、推特和视频网站等社交媒体的兴起意味着民主经济和参与式经济的兴起，并大加赞美，因为在这些平台上，用户可以操控传播手段和知识产品，消费者可以自主和有创造性地形塑经济。但是，从一种动态的劳动价值论来看，企业型社交媒体实际上是对用户无偿劳动的剥削：首先记录并分析用户在平台上的时间，然后据此制造出数据商品卖给广告商，而广告商则基于这些数据，制造针对特定用户的定向广告；用户的劳动是无偿的，其劳动力的价格为零，资本因此获得了利润最大化的可能。在当下这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因为世界工厂的出现、全球性劳动者的出现，基于这样一种劳动价值论的认知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它可以促成我们认识到互联网用户被剥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计算机网络这一庞大价值链的一部分：非洲的奴隶开采原材料，发展中国家的无偿劳动者组装硬件，欧美的高薪工程师开发软件，各地客服中心的不稳定劳动者提供技术支持。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让人看到资本主义的价值是降低人的地位的价值，让人成为附属在机器上的一个只能受剥削的无声的齿轮，虽然他们自以为一直在发声，但实际上他们的声音并不产生任何效用。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可以达成消解经济价值的目的，让它不再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道德价值。
结语
特纳指出，如今的文化研究已然从一个政治项目演变为一种“仅仅是自我服务”的“学术表演流派”。[2]128这一情势的主要诱因包括文化研究的学科体制化，以及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威廉斯、汤普森、霍尔同是文化主义者，但威廉斯和汤普森更多是受所谓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霍尔则喜欢自由地穿梭在马克思主义内外。所以，文化研究学者有必要、有责任借助文化研究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结合来实现对文化研究的重建，从而完善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所表征的不仅是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重申与拓展，而且是基于一种创造未来的责任描绘一份承诺；文化研究是否会寿终正寝不是取决于未来的缺失，而是缺失的未来，以某种方式诞生于此时此刻的未来。所以，我们需要在未来这个问题上很坚定，而不是犹豫不决。因为我们本身注入到了它之中，我们自己对它将走的方向的感受，将构成所产生之物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部分。因为一种规划与一种构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决定性的；文化研究的重点恰恰在于它要与这“二者”打交道，而不是把它本身限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21]
格罗斯伯格等学者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努力毋庸置疑将有助于文化研究重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文化研究，但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一些观点依然有待商榷。比如，按照哈特利的“文化科学2.0”，文化研究的“批评性”将演化为“非批评性”，而他对互联网作为“民主的自组织网络”的分析，则暗示他不但没有考虑到并非人人都可以进入这个“民主的自组织网络”，而且缺乏对被抛弃者、被遗忘者起码的同情。所以，格罗斯伯格等学者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努力所能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与其说是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观点，哪怕是令人信服的观点，毋宁说是一种创造未来的责任意识。
注释
[1]专题文章《文化研究的未来：和格罗斯伯格对话》.周宪，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3辑[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05-339；郎静.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访谈[J].中国图书评论，2017（7）；“特约书评人专栏”——“我们所面对的文化研究”[J].中国图书评论，2018（12）：9-53.
[2]Graeme Turner.What’s Become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11.
[3]Andrew Ross and Paul Smith.“Cultural Studies:A Conversation”,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45.
[4]Colin McCabe.“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Critical Quarterly,50 (1-2),2007:12-42,28.
[5]Michael Bérubé.“What’s the Matter with Cultural studies?The Popular Discipline Loses Its Bearing”,in The Chronicle Review,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September 14,2009:1.
[6]Colin Sparks.“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in David Morley and Chen Kuan-Hsing,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2]1996:98.
[7]R.Smauel and G.Stedman Jones,eds.Culture,Ideology and Politics:Essays for Eric Hobsbawn.London:Routledge,1982:378.
[8]Robert E.Babe.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Toward a New Integration.Lanham:Lexington Books,2010:5.
[9]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978:1.
[10]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11]Nick Couldry.“The Project of Cultural Studies:Heretical Doubts,New Horisons”,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
[12]Marcus Breen.“Do the Math”,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08.
[13]Paul Smith.“Introduction”,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
[14]John Hartley.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Oxford:Wiley-Blackwell,2012.
[15]Paul Smith.“Looking Backwards and Forwards at Cultural Studies”,in Toby Miller,ed.,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Malden.MA:Blackwell,2006:338-339.
[16]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6.
[17]Nicholas Garnham.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London:Sage,1990:12.
[18]Nicholas Garnham.Emancipation,the Media,and Moder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84.
[19]Vincent Mosco.“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Labour”,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P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30.
[20]Christian Fuchs.“Karl Marx and the Study of Media and Culture Today”,in Culture Unbound,2014(6):64.
[21]Raymond Williams.Politics of Moderni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 2007: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