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英 | 与古为新：口述历史新书过眼录

专题

书界观察

作者：王宇英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近年来，中国口述历史出版界新作频出，其中一些作品展现出口述历史摆脱实证史学影响、接纳主观性的发展趋势，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新领域的发展不能也不必猝然与传统分道扬镳，在既有基础之上的融合、扬弃与创新更符合当下的学术发展规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传统史学家在使用口述史料时尽量避免主体意识的掺入，处理口述史料时也强调保持其原有风貌，排除史学家的个人印记。现代口述史学家则公开承认口述史料中主观因素的存在。”“要求访谈者主动融入受访者的情感世界，从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1]而这种融合的观点与方法实际上更有利于处理记忆的主观性、访问者在场等带来的复杂问题。

美国女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被认为比较好地运用了口述历史方法，做到了既“依据文字记载去关注口头叙述，亦依据口头叙述去关注文字记载”，记录了比“党和国家提供的那些简单的从压迫走向解放的故事”更为多样的细节与层次，呈现了记忆中“那种感官的直接性和未言明的毁灭性”，还反思了固定的身份认同对口头叙述的影响，并标记了产生于特定情况下的每种资料所携带的印记。作者认识到口述史料的特性与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既获取到了具体的信息，也“用它们去关注叙述的结构、省略、静默、不透明之处和谎言”[2]，因而成为中文译著中将实证史学视野中的口述史料的传统价值与记忆转向发生之后的新价值结合运用的代表作品之一。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欧阳淞在强调口述历史“生动鲜活、可读性较强”，能够“使亲历者追忆细节，使见证者感悟得失，使思想者升华经验”的同时，还明确指出口述历史能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从而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方法化”。[3]这种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置于可因口述历史而得以呈现其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判断，对于我们理解口述历史兼容新旧价值的特点有所帮助。当下中国的口述历史，既需要立足于史学传统，又需要引入新理论、新方法，才能找到更广阔的发展道路。

1

兼容客观性与主观性

2010年，致力于从科技思想史领域探讨口述史料来源、收集、整理、研究等重要问题的《中国口述科技思想史料学》问世，该书以“学”冠名，旨在建立相关学术体系。在展开介绍口述科技思想史料的整理工作时，作者充分借鉴了互证法、理证法、多重证据法等传统史料考据、鉴别、校勘方法与流程，对其他领域的口述史料考证也有参考价值。在对传统历史观念与方法继承与应用的基础上，该书也认识到了“口述科技史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的特点，提出了“口述科技史料是否还有必要将客观性作为追求目标”的问题。但因成书时间较早，论述重点主要围绕口述科技史相较于其他口述历史更具备客观性展开。书中指出：“同一般口述史的受访主体不一样，由于口述科技史的受访主体主要是科学家或科技工作者，虽然口述科技史的客观性是个弹性概念，只具有量的属性，但其客观性程度比其他类型的口述史要高一些，它能更真实地反映科学技术产生、发展的历程。”[4]虽然作者所秉承的对口述史的价值认知并没有对传统的史料学框架形成挑战，但已经开启了对主观性话题的讨论。

2014年，口述历史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是七卷本《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的出版，从1991年12月到1993年8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对张学良做了60次访谈，这套多卷本口述历史著作就是在这一访谈基础上整理而来的，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辽宁大学、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温州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北大学等单位的诸多专家学者共同完成，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张学良及口述历史研究的顶尖力量。

有意思的是，在该书“出版说明”结尾处，撰写者引用了茅海建在其《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一书“导言”中的一段话：“我想，我一定会有误读，但使我心安理得的是，现代历史学理论居然已经证明，误读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于是，我便敞开来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5]“出版说明”就此戛然而止，由此也留下了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意象空间。所谓“误读”，到底是张学良对其自身经历的误读，还是访问者对于张学良讲述的误读，抑或是整理者对于访问录音的误读，或者是兼而有之？所谓因“误读也有其存在的价值”而可以“敞开来说”，并且建议“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的姿态，到底是因真实性难以保证而自我否定，还是真实性本就不可实现而不必强求？

编纂者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后留下的感受为理解口述历史的主观性敞开了空间。在推崇客观性标准的正统实证史学实践中，没有文字史料记载的人物、事件、活动很难纳入历史写作的框架中。正如游鉴明所指出的：“历史研究的先决条件是搜集史料，正统史学的标准又是非有原始史料不能写作客观的历史，因此研究妇女史的史家为向来处在社会边缘的女性写史时，常有‘无米之炊’的困扰，特别是从事下层妇女或妇女生活史研究的史家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6]而正是在这里，曾经被认为相对于档案文字史料来说是二手的、次要的口述史料成为解决因缺乏文字资料而难以开展研究的困境提供了解决办法。

随着口述史料在缺乏书写记录的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应用，传统的实证史学也随之面临越来越深刻的挑战，“史学观念(什么是历史事实?)、史学方法(如何检验史料的价值?)和历史书写(史家是否应该持有道德立场、历史叙述是否需要连贯一致?)”[7]等事关历史学本质的问题发生了很多新变化。面对活生生的人，历史学者如果仍以保持客观性而拒绝接纳其所天然具备的主观性因素，那就意味着拒绝直面人性本身，注定无法完成高水准的历史写作与研究。对欧洲口述历史理论领域发挥了奠基作用的意大利著名口述历史学家亚历山德罗·波特利指出：“访谈告诉我们的不是人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相信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现在认为自己在那时做了什么。”[8]他开诚布公地向外界宣告了口述历史的主观性特点，引发了学界对于口述历史主观性的高度重视及肯定。

虽然从强调客观性原则和史料的稳定性角度来看，口述证词常因其主观性及情感特征而缺乏文字史料的可靠性，饱受争议，但正如英国口述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所指出的：“来自人类感知的每一种历史资料来源都是主观的，但是只有口头资料来源容许我们向这一主观性提出挑战：去拆开一层层记忆，向后挖掘到记忆的深处，希望达到隐藏的真理。”[9]在这个过程中，承认和接纳个人对于自身经验和信念的批判性反思能力极为重要，同样不可否认的还有访问者在口述史料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

2

由单主体意识到双主体意识

学界曾经长期将口述历史与回忆录混为一谈。例如，在2011年出版的由严昌洪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一书中，口述历史被列入传记类史料（传记、年谱、回忆录）中的回忆录之下：“通过当事人口头回忆，由采访者记录下来，这样的回忆录西方历史学家称为‘口述历史’。”[10]这种观点并非一家之言，齐世荣先生在评价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时，举的是《启功口述历史》的例子，并且多有批评，认为启功先生在回忆多年共事的同事时也多有错误，正说明了回忆录的缺陷和局限性。[11]这种把口述历史和回忆录等量齐观的观点实际上是片面强调口述者主体地位的表现。

随着对绝对实证主义与完全客观主义的扬弃，“口述历史是访谈双方互动对话、意义诠释乃至相互妥协的竞争性合作结果”[12]229的认识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作为合作的产物，访问成为“一种人际关系的互动”[13]过程。据杨祥银介绍，“共享权威”理念就是美国口述史学界在访述双方间关系处理过程中形成的，即“通过考察与分析那些影响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与造成历史解释差异的特定因素，进而争取各自在口述历史生成过程中的话语权与解释权”，主要涉及受访者的表演性与访谈双方的解释冲突。[12]230

国内部分学者对于口述史料形成过程中的关系问题也已有明确认识，如王军在《口述历史研究》一书中将访述双方关系分为专家学者对显赫人物、专家学者对普通人物、普通采访者对显赫人物、普通采访者对普通人物四类，探讨不同类型的关系中口述史料的价值与作用。但该书除了对“以显赫人物为讲述者的口述历史”评价略高外，通篇持批评态度，如认为“口述历史本来就缺少深刻的立场，最终，讲述者的形象常常是单薄的”，“人格魅力则较少发挥作用”，“很难带给其参与者以冲击，更谈不上灵魂冲击”。[14]211-261但显而易见的是，文中对于访、述关系的分类方式并不周延，相关论断也有轻率之处，亟须将讨论继续下去。下文就以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冯骥才所著的《炼狱·天堂：韩美林口述史》为例来展开对口述史料生成过程中双主体性问题的探讨。

冯骥才先生是启动新时期以来中国口述历史事业的先驱之一。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被认为是“文革”口述史料收集的开山之作，从征集采访对象、开展访谈到口述实录性质的撰写方式以及贯穿于作品之中的忧患意识、反思精神，对此后“文革”口述史工作的开展都发挥了实质性的影响。近年来组织收集、整理、编写的“传承人口述史”系列访谈录及相关研究著作，更是中国口述历史界的大事。

韩美林是成功的艺术家，经历丰富，才华横溢。二人于1983年前后结识，此后从未中断交往，事业领域也有很多交集。《炼狱·天堂：韩美林口述史》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为“炼狱”，下半部分为“天堂”。“炼狱”是韩美林人生经历及其本人的感知，“主要是他的受难史”；“天堂”则通过对艺术家心灵的解析，探讨韩美林的艺术世界。

这种内容安排，并不是口述者韩美林主动提出的要求，而是访问者冯骥才的问题意识。一方面，冯认为艺术家“用心灵想象，用心灵创造”[15]，只有深入探察艺术家的心灵史，才能反映出其艺术世界“独特与深层的本质”。另一方面，冯先生一直在回望自己的经历，并始终抱持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推动对时代的反思。冯骥才想要深入解释韩美林身上这种“命运与艺术的关系，黑暗与光明的关系”，以及苦难与艺术的关系，并以韩美林的个体经历为中心，去关注大历史。

韩美林认同了冯骥才的问题意识，在口述访问的过程中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从“四清”到“文革”，从前途似锦的青年画家到被下放到瓷器厂劳动改造，去做“粗活、苦活、最重最吃力的活”，从13岁参军到被确认为“内定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韩美林在众叛亲离中很快陷入“炼狱”的经历成为书中第一部分的主体内容。访述双方一起叹息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陷入苦难的知识分子因言论获罪的历史处境，抨击“文革”时期法律的缺失，感慨各种“运动”中如草芥一样的命运。围绕着韩美林的狱中生活，他们直指对于人权与人性的践踏。在讲述最无耻、最下流、最底层、最黑暗的东西时，更着力探讨画家精神生活的顽强及精神力量的升华，去帮助冯骥才寻找韩美林创作的动力。

口述历史强调将口述者的叙事议程放在访谈者的议程之前，但并非放弃访问者的叙事议程，特别是在访问者有能力使口述者尽可能敞开心扉的情况下，访问者的创造性是被鼓励的。冯先生善于提出问题，更善于回应问题，并不断得到口述者“对了”“太对了”“太棒了”的类似回应。这不仅使得口述者讲述更加流畅，而且挖掘了很多令人深思的历史细节。冯骥才既能做到及时回应韩美林在情感上的共鸣需要，还能在追问中去讨论口述者性格中的弱点，特别是时代所赋予的“愚忠”色彩及所谓生存之道，从而去分辨人性、反思历史，探究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将个体生命史与向时代深处拷问融为一体。在书中第一部分的最后，冯骥才还问了一个有关怀旧的问题，说明他意识到口述历史容易出现的美化过往的“回忆增长率”特点。

当然，在口述史料的生成过程中，访问者的主体性绝不可以一概而论，对话与合作的程度受制于多种因素，也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结果。很多口述史实践都显示，针对同一位口述者，不同的访问者在不同的时间，乃至不同的地点，有可能会生成不同的口述史料。正如上野千鹤子等学者反思的：“听者这一主体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存在，其既可能解放受害者的心声，也可能榨取受害者的言说。所以作为访问者与整理者，要特别注意。”口述史料的生成有赖于访问者的前期策划与访问过程中的提问，如果访问者过于执着于自己并不恰当的问题意识，很有可能造成压制口述者、窄化口述史料多样性的后果，甚至会使口述者本来应该发出的声音缺席。[16]

相应地，在收集口述史料特别是带有创伤特征的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口述者的心理保护是个重要问题。但如果从双重主体的视野来看，访问者的自我保护与心理疏导问题非常重要。在阅读《韩美林口述史》一书的对话中，经常会发现冯骥才不得不暂时转移话题或暂停对话的情景：如韩美林讲到在看守所中吃虫子、吃蛤蟆，吃长毛的饭，吃烟头，吃孩子扔在地上的包子皮儿，吃狗盆子里的狗食，吃呕吐物等的过程中，冯先生曾两次叫停；再比如，韩美林谈到自己被孤立监视及批斗殴打时，冯先生也几度转移话题。这一方面说明访问者在努力控制访谈节奏，避免口述者情绪过于激动，引发身体及心理问题；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创伤口述史过程中的访问者也需要心理保护与自我疏导。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比较偏重对于口述者二次创伤的规避，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访问者有可能因口述采访遭遇的心理创伤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对访问者的主体地位认识不够的表现。

可见，口述史料所涉及的问题，绝大多数是少数的亲历者与多数的非亲历者共同合作去回忆、讲述与呈现的问题。与此同时，不管是亲眼看到，还是亲身体验，都主要依靠“‘记忆’的形式重新构建”[17]，因而，访述双方的主体性作用也应围绕记忆展开。

3

从强调史实到以记忆为核心

19世纪以来，兰克学派兴起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档案史料、客观原则成为史学界的价值标准，口述历史最早能够被史学书写所接纳，也是源于在经过互证、理证、多重证据法等考据之后，成为符合真实性标准的史料。但随着记忆研究的勃兴，口述史料不再仅仅指向历史真实，而口述者想做什么、相信自己在做什么、现在认为自己在那时做了什么等强调对早先体验的后期加工及对后来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成为呈现重点。

美国口述历史大家唐纳德·里奇在其名著《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回答“什么是口述历史”问题时开宗明义地指出：“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历史的意义从记忆里被提取和保存。”[18]在后续的展开中，他主要关注了记忆的易错性、怀旧增长率以及如何在口述访谈过程中做好处理等相关问题。中国学者王军也曾主要从讲述者身份、现实对记忆的影响以及遗忘与记忆的关系等角度对口述历史与记忆的相关问题有所涉及。[14]133-150可见，借助口述历史，记忆在形成与再现过程中的诸多面相得以展现：当下的限定与再建构，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文化传统的规训、口述者与访问者的关系、遗忘的发生与影响等，对于我们考察历史与记忆的关系极有益。

德国历史与传记写作学者亚历山大·冯·普拉托（Alexander vonPlato）在《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一书中为口述史条目撰写的说明中提道：“这种立足于访谈的研究主要不是关于对历史事件与进程的准确回忆，而是关于历史的加工、早先体验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一种‘集体记忆’的产生、社会局限性(Maurice Halbwachs，1925)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意义。这些是‘口述史’的主要领域。”[19]普拉托所提到的涉及“准确回忆”的问题已在前文中有所论述，此处主要就口述历史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以及此后衍生出来的公共记忆、文化记忆等）之间相互影响、互为作用的过程展开探究。

在记忆研究领域，哈布瓦赫是记忆的社会属性最早的系统研究者。他认为：一个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长大的人是没有记忆的，尽管拥有记忆的仍然是个人，但即便是最私人的回忆也只能产生于社会团体内部的交流与互动。“大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20]在哈布瓦赫的论述中，记忆永远只是属于某个具体的集体，每个人物、每个历史事实在进入这个记忆时就已然被转变成了道理、概念、象征，并由此获得意义。

集体记忆理论为记忆社会属性的研究开创了方向，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遭遇了批评。记忆研究著名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他“没有超越群体层面，没有考虑将其记忆理论扩展到文化理论领域，现代口述历史尚未兴起”[21]。现代口述历史的兴起对于集体记忆理论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方面：首先是集体记忆概念难以涵盖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难以充分展示记忆形成过程，更为重要的是，集体记忆理论完全否定个体记忆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并遮盖了个体记忆形成过程中的差异性。学者们发现记忆研究“急需一套更精确的概念词汇”，在这个背景下，“有更大的连贯性和有效性”的“公共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自传式记忆”等新概念应运而生[22]91，为我们思考口述历史的记忆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撑。

借助口述历史方法，公共记忆对能够讲述并公开发表出来的个体记忆的压制作用也极为明显，但口述历史方法本质上是对人类个体记忆的一种收集与呈现，它为“更好地按照对象的条件理解研究对象”提供了很多可能，“公共话语压制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力量很容易被夸大”，“个人对于过去的理解不是仅仅由公共记忆、公共历史、制度和媒体传播构成，或是简单建立在其基础上”，影响个人的历史记忆与讲述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家庭、同事和朋友间的集体记忆”[23]390，比如个体独立的个性、人格、经历等因素。

记忆的复杂性提示着我们：“没有一个通用的标签能阻止分析或解释记忆的过程，而不去打开这个记忆。”[22]91而口述历史恰恰是因为深深植根于个体记忆的独特性，并注重收集记忆形成过程的细节与多样化因素而成为打开个体记忆之门的最佳途径之一。个体并非只是去被动接受的“类似机器装置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一系列别人没有的记忆”，口述史学研究者关注到了“那些自身具有自觉的反思性的”，“并能显示人类意识之中继承和评论之间的矛盾的记忆”。因为“大部分当代社会的个人都受矛盾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信念的影响”。[22]90,93而口述史方法的与众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可以更深入地探究其中的复杂之处。

余论：开创一种新文体

在《口述历史研究》一书中，王军先生对口述历史的总体评价不高。从其书后开列的参考文献来看，恐怕这与其对口述历史作品阅读数量不多有一定关系，但确实也与当前口述历史作品的写作方式密切相关。在进行有关口述者与访问者关系的论述中，该书主要引用的仍是唐德刚先生留下的文字，也并非单纯地受制于阅读量与视野，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要感谢唐德刚所做的大量注释带来的信息。如果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访谈那样简单的文字，没有对访谈情况中情况的介绍，读者就不好把握该过程中二者的能动性是如何体现的。”[14]224的确如此，现有的口述史料出版物虽然有不少都采取了一问一答的形式呈现访问现场，但在体例上还是缺乏尽最大可能如实记录讲述原貌的意识。既缺乏能体现访问者工作内容、感受的如访问手记之类的相关介绍，也缺乏能展示出改动之处的注释、说明，看不出口述历史作品的独特之处，也非常不利于后续研究的开展。

前文提到的《炼狱·天堂：韩美林口述史》一书就有这样的特点。从阅读体验上来看，该书文字优美、流畅，结构清晰、完整，思想深刻、引人入胜。从呈现方式上看，一问一答的形式体现了口述史料收集过程中访述双方的对话特征。但内容根据作者写作需要被重新编辑调整的状况也很明显，而且并没有明确标注出哪些属于口述者原话，哪些属于整理者加工。口述者原有的语言特征不突出，整理者的所有资料工作也无迹可查。

文体的问题，反映的其实是对口述历史的理解问题。一方面，口述历史强调访述双方的关系对于史料生成的影响与作用，口述史料的文本中应该尽可能标记出二者的不同角色，绝不能混为一谈。冯骥才先生于2016年出版的另一本以“口述史”冠名的作品是《无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但该书只有“自我”口述，没有他者访问，就不能列入口述历史作品加以讨论。另一方面，口述史料在进行文本呈现的时候，没有必要追求文字的优美、流畅，甚至可以放弃文通字顺的标准，而应该秉持“能不改就不改”的原则。实际上，当口述者的“语言不清楚、不完整、不稳定、支支吾吾，最终难以被记录成整齐的书面文字”之时，也许不是因为“在遣词用句表达上出了问题”，而恰恰可能是其“在回想一个没有现成的叙事框架的过去时遇到了困难”。[23]391如果能够在访问及整理时，将其所蕴含的信息进行进一步挖掘与如实呈现，口述历史介于个体经历与大历史之间的独特价值也将随之显现。

口述史料被整理成文字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压缩信息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信息损耗。不仅访述双方的面部表情、身体语言不能尽数记录，复杂的心理活动、双方之间的微妙感觉更容易在文字转写的过程中被忽略。这就要求编撰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其中的复杂之处，尽可能采取可以体现口述史料价值的文字呈现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电影资料馆陈墨研究员主张将历史书和口述历史书当作“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文本”，口述历史书“要保留口述人的口述原貌，包括口述中的记忆错误和表述错误，也包括编纂者的考证和标注”[24]256，也就是说，口述原貌要与编纂者加工分开呈现。

陈墨团队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但他们的电影人口述史项目在中国口述历史界很有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其访问成果丰富，更是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理论反思意识和能力：从系统、全面的工作制度与流程，到围绕着“心灵考古”的问题模型、访问方式，再到在文本编纂过程中强调“清晰地标注出生活事实、心理事实、言语事实的复杂边界，让人们知道其中的差异”，陈墨及其同事们为怎样能充分体现口述历史价值做出了很多颇具示范性的工作。

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每一篇采访后都附有访问者的采访手（杂）记。如果说工作流程与规范展示的是团队工作的统一性与共同性，那采访手（杂）记就是极具个性特征的分析。如在《长春影事：东北卷》的采访手记中，我们读到了“长春口述组重点寻找的采集目标之一”是“自己的声音较少被主流舆论与历史陈述所关注的那一部分人群”，但这类人也会发生忽视“自己历史陈述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优势”而“向主流历史陈述靠拢”的情况，还看到了访问者对自己访问提纲的反思、对影像记录手段的肯定、对口述访谈对话性的认可，访问者根据口述者的不同情况所做的常规工作之外的努力更令人印象深刻。[25]

很多时候，采访手（杂）记中的寥寥数语可能会成为阅读体验中的点睛之笔：当你读到一位被评价为“不肯多说一句话，甚至不肯多说一分话”的口述者的访问记录时，就不会对其中的内敛与欲言又止太感失望；当你读到“×老师对这里发表的内容做了很多修改，与最初的采访内容有所差别”时，就能意识到对这份史料进行口语性分析时要保持警惕；当你读到以前与访问者有所接触的一位口述者提供了“无论是氛围、时间长度，还是触及历史与记忆的深度和质量”[26]都大大超出预期的口述史料时，很可能禁不住会心一笑。

来自编纂者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有感性的收获，当口述者能给予访问者（编撰者）足够的信任与接纳，当编撰者有足够的思考与写作能力，这份文字展示的也可能是一个研究过程。陈墨在给自己的老师陈俊涛编写的口述历史作品中，每个独立的访谈内容后都有“采访人杂记”，其中涉及了很多意味深长的问题与现象，包括心理学的无意识、作家访谈与口述历史、社会角色冲突等[27]，用陈墨自己的话来总结，就是“有的说口述历史，有的说历史，有的说文学，有的说社会，有的说政治，有的说智力，有的说个性，有的说精神分析”[24]258。对自己的老师的口述材料，陈墨没有停留于表面，而是结合文献资料去深入探究行为的内在动机及性格特点的形成过程。

当然，访述双方的关系不尽相同，出版环境与政策也有诸多限制，口述史料在进行文本化呈现时不得不做诸多删改、调整，有些信息还要借助春秋笔法。但每一位口述史事业的参与者可能都应该相信：我们的目标是“创建既尊重历史又尊重记忆的永久档案”[28]，在处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时，既要观照事实，更要探究事实如（为）何被记忆、如（为）何被讲述以及那些未被讲述的内容及其原因，因为人类历史与记忆的复杂性，我们也应该让“复杂的事物就这么复杂地讲述出来”[16]。

注释

[1]张宜.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64.

[2][美]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M].张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20,32,52.

[3]刘荣刚.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1卷）[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序言.

[4]李涛.中国口述科技思想史料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9,13.

[5]《张学良口述历史》编委会.张学良口述历史[M].张学良口述.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27.

[6]游鉴明.她们的声音：从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谈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47.

[7]王晴佳.口述证言能否成为历史证据？——情感史研究对近现代史学的三大挑战[J].社会科学战线，2020(5).

[8]转引自[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3版)[M].邱霞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14.

[9][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84.

[10]严昌洪.中国近代史史料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8.

[11]齐世荣.史料五讲（外一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52.

[12]杨祥银.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3]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2.

[14]王军.口述历史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15]冯骥才.炼狱·天堂：韩美林口述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235.

[16]［日］上野千鹤子,兰信三,平井和子.迈向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J].陆薇薇译.妇女研究论丛,2019(6).

[17][日]山田朗.日本战争责任论的当下与今后课题——从战争“记忆”继承观点出发[J].李彬译校.万健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8).

[18][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邱霞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1.

[19][德]约尔丹.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孟钟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1.

[20]［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9.

[21]［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9.

[22][英]安娜·格林.记忆可以是集体的吗？[A].[美]唐纳德·里奇.牛津口述史手册[C].宋平明,左玉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3][英]格雷厄姆·史密斯.面向公共口述史[A].[美]唐纳德·里奇.牛津口述史手册[C].宋平明,左玉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4]陈墨.口述史学与心灵考古——论文与演讲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5]张锦.长春影事：东北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69,170,290.

[26]边静.影业春秋：事业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15,169,281.

[27]陈骏涛.陈骏涛口述历史[M].陈墨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8][美]玛丽·马歇尔·克拉克.案例研究：灾难现场记录：对“9·11”事件口述史记忆和叙事项目的反思[A].[美]唐纳德·里奇.牛津口述史手册[C].宋平明,左玉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6.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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