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 | 学者的才情与柔情 ——兼谈《嘈嘈切切错杂弹》的史料价值
《嘈嘈切切错杂弹》，莫砺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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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在纽约访学期间，我看到“程门问学”公众号中的推送，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莫砺锋教授与妻子陶友红合著的《嘈嘈切切错杂弹》，并选了一封莫砺锋写给陶友红的情书，这封情书写得情深意切。我一气读完，对莫老师有了别样的认识，并立即转到朋友圈，转发同时加了一句“学者的才情与柔情”作为推荐，一时获得点赞无数。回国后我立即找到这本《嘈嘈切切错杂弹》，但秋季开学后事情太多，就丢在书堆里。后来又看到《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对该书的介绍，想读又找不到书在哪里。端午节早上整理茶几上堆得满满的书，发现该书后就再也没有放下手，一直到晚上读完。
此书的责编是我们出版硕士的毕业生，编完此书后她又编了《莫砺锋讲唐诗课》，后者获得了2019年的“中国好书”。读完后问了一下责编，说此书出版后印刷5000册，基本卖完了。现在一本书能销5000册属于不错的成绩了。我嘴上没说，但心中嘀咕，觉得社会仍未认识此书的价值。
莫砺锋教授是程千帆先生的高足，且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文学博士，因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誉满学界，尤长于宋代文学研究。我读书时就经常听到他的求学与苦学故事，近年来他做客央视讲坛，更是名满天下。莫老师虽与我在一个学校，但自己见他的场合，要么接受他的评审，要么坐在台下听他的报告，总给我不苟言笑的感觉。我自己也翻看过他的《江西诗派研究》《朱熹文学研究》等著作，加上他比我年长许多，印象中一直是一个严厉的长者。而陶师母曾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过，与我的几个朋友曾经共过事。机关干部也容易被人想象成“马列主义的老太太”。但书信中呈现的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温柔与善良的普通女性。
这本《嘈嘈切切错杂弹》部分内容，有的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我读过，留下过一些印象。该书此前已有若干评论，对莫老师与陶师母的文笔大加赞赏。但我认为，这本书中的两地书，是这本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将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书信因涉及个人的隐私，一般人很难看到。但又是最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因为写信的对象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往往更多的是真情的流露。不掩饰，不美化，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该书书信中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我都去过，有的地方还不止去过一次。尤其是莫老师访美时的哈佛燕京学社，我在莫老师去后的十五年后也有幸在那儿待了一年。可以说，两地书中涉及的人、地、物，我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该书的才情，当然体现在书信的内容上。读完这些书信，方知莫老师是当之无愧的才子。他写给陶师母的第一封情书，开头就是：“我本想用写信来避免面谈的窘迫，可是提笔铺纸之后，又发现笔端的枯涩丝毫无补于舌尖的笨拙。我真恨造物主为什么不赐给我音乐的天赋，好让我用节奏和旋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像司马相如在绿绮琴上弹出凤求凰，或像贝多芬用月光曲来吐露衷肠？可是不懂音乐的人偏偏也有一根心弦，如今一只神奇的手已将它拨动。下面的话就是记录这心声的音符。如果这心声在你知音的耳朵里只是一种噪声，那么就请原谅我的冒昧和鲁莽。”这封信的结尾是“我决定向你奉献我唯一的财产：一颗忠诚的心。这曾经是一颗骄傲的心，它自诩为铁石一样的坚硬，即使是丘比特的金箭也难以把它射穿。可是现在它明白了：它低估了丘比特的力量。丘比特久久地弯弓作势之后，终于射出了他的金箭。它被射中了，射穿了，它鲜血直淌，它在颤抖。它现在急于想知道的是：这支神矢是不是同时也穿透了另外一颗心？长着双翅的小神箭手从来都是一箭叠双的，但愿他这一次也没有发生意外……”那个时候，有一句嘲笑知识分子的话是：“穷得像个教授，傻得像个博士。”陶师母愿意在他既无住房又无光环的情况下嫁给他，我想这封情书应是其中原因之一。莫老师远赴美国哈佛担任访问学者、赴韩国担任汉语教师时，写给陶师母的信中，也是才华横溢，佳句迭出。1997年3月23日莫老师在《致陶友红莫杞之十六》中说，“其实离别也是人生的宝贵经验，终日厮守着的人不知此中滋味，未必是幸事。江淹别赋中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也是在怨春天，但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之名句，正说明别离是使人‘销魂’的。况且这种有一定日期的暂别，后期有望，剪烛西窗指日可待，更不须伤感也。”书中所收的莫老师《结婚三十年赠内十首》，更是莫老师专业水准的情书。
两地书中，更多地体现了莫老师的柔情，就像“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有“怜子如何不丈夫”的温柔。莫老师赴美时，女儿说通过月亮唱歌给爸爸听。所以莫老师的回信中就有：“她托月亮传来的歌我都听见了，唱得很好，以后要多唱一些。”（1986年9月24日《致陶友红之三》）陶师母告诉莫老师女儿喜欢上课做小动作，莫老师的信中说：“上课做小动作活像是我，我可以自豪地说‘真吾女也’。”同一封信中还说：“你听《梁祝》为什么能与我联在一起？是不是因为大提琴低沉深厚的声音颇似我的‘忠厚’天性？”（1987年1月21日《致陶友红之十》）在美寄回的一些信中，有时用“亲爱的妈妈、友红”打头，随处可见孝子之心。1996年，莫老师到韩国一年，这时女儿已经大了，两地书中的称呼就变成了“友红、莫杞”。而每封信的最后，那句“吻你”“吻你们”，也让我刷新了对莫老师的认知。
我觉得，该书最重要的价值，是保留了许多当代中国社会史的资料。常人的书信往往不知道保存，尤其是百年之后，要么被销毁，要么流落废品市场。近年的收集家书等活动，便是意识到了书信的价值。而莫老师夫妇愿意公开他们的书信，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襟怀，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史的影子，也验证了中国的崛起与进步。
中国的崛起，首先是物质上的丰富与技术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中美之间的差距犹如鸿沟。莫老师于1986年去美国，与家里通话不便，只能依赖于蜗牛般的信件，且还有路上丢失的风险。“美国人虽然一家人往往分居各地，但临睡前通个电话极方便，家家有电话，又都是直拨的，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都装上直拨的电话机就好了。”（1987年3月5日《致陶友红之十四》）家书中有数封提到了约时间等电话又等不到的苦恼。到了莫老师去韩国时，家中终于装了一部电话，但还时时克制，因为话费昂贵。而今，人人都有手机了，随时随地都可以联系上，而且不只可以通话，还可进行视频聊天。我特别注意到莫老师从美国回国时，利用出国指标买了彩电、录像机，还有一大件指标准备用来买音响（1987年6月16日《致陶友红之十九》）。15年后的2004年，当我从美国回国时，这些指标我一件也没要，而且就根本没有想过此事！因为彩电、录像机、音响，在国内早已普及了。
中国的进步，同样源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而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教师工资的提高、对教授的尊重。莫老师的导师程千帆先生被南大聘用、回南大发挥余热是一个典型，莫老师没能读完本科就直接读研究生也算一个案例。但教师待遇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教师的收入上，书中也有若干的披露。我知道20多年来，中文系为了改善教师的生活，让一些教师去韩国教中文，以此弥补收入的不足。我一开始以为莫老师去韩国，不至于也是为了挣点生活费。但1996年10月23日的《致陶友红莫杞之四》中说：“有的事如非必需就省掉一些，要量力而行，可以花钱解决的尽量花钱请人干，要不我出国就毫无意义了。”那一年莫杞面临中考，要不是生活的压力，莫老师大概不会有这个选择。所以1996年12月30日莫老师在《致陶友红莫杞之十》中，说到韩国教授的生活，便有“真使人叹息生在中国当教授是何等不幸”之语。因为在韩国，饮食不适应，莫老师自己称之为“硬”“都是难以咬动的，大概他们都是牙如钢刀”（1997年3月23日《致陶友红莫杞之十六》）；上的课，也是基础汉语等，对莫老师这位大学者而言，真是大材小用。1996年11月4日《致陶友红莫杞之五》，因前信中有陶师母买肉的困惑，莫老师扬扬自得地传授他的买肉经验，说：“到市场买肉，先要巡视一周，挑选一处质量最好的（现在的价钱没什么区别），凡有白色筋或颗粒的千万别买，看准了先问价，再按你所需量的70%叫他砍，砍下来就差不多了。”“也应买点鱼，挑身条较瘦长的活青鱼买，让他杀好，回家切好即可腌制，不要大肚子的。”一个堂堂大学教授如果不是因为经济窘迫、手边拮据，大概不会在市场上如此考虑、有失斯文的。那个时候，冰箱仍属奢侈品。现在有了冰箱，大家都知道腌制的东西不健康，也就很少再腌青鱼了。如今，虽然一些教授对自己的收入还谈不上满意，但现在已成为南大资深教授的莫老师，大概再也不会有那种当教授不幸之语了。1996年9月21日《致莫砺锋之一》中，陶师母告诉莫老师他走后去了系里三次：“一次是要我交你的代表作和获奖证书复印件去系里，一次是叫我到系里去看家中房子的售价——哦，还去了一次，去领你教师节的奖金两百元、核心期刊发论文学校奖励的两百元和肉联厂送给博导过教师节的小包装肉制品。”在当年，200元是个让人心动的数字。我1997年破格被评上副教授，印象中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大约是400元。而莫老师当年分到的房子，80平方米左右；房价呢，书中说是24700余元。这在当年是笔大数字。而今，24年间，中国房价不知翻了多少倍。在今天的同一位置，这笔钱连一平方米都买不到了。当时，陶师母在机关没分到房子，心里不畅，莫老师在信中开导说：“文凭、文学在大学里还不能成正比地起作用，在官场当然就等于零了。”（1987年4月3日《致陶友红之十六》）但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有大批的官员开始热衷于读硕士、博士，提升了学历的价值。因此，这些两地书中留下的记录，为后人了解中国当代社会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记录。
莫老师的爱女莫杞，在书中也有若干书信。严格意义上说，这本书是这一家夫妻、女儿三人的书信集。那个文从字顺、聪明可爱的女孩，大学读了什么专业，也是我好奇的地方。书信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颇深。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的著作《节奏的美学》出版后寄给了莫老师，但因为初版本“印刷错误之处颇多”，重版一一改过后再次寄给莫老师，并希望将“前本丢弃”。那时莫老师在韩国任教，陶师母收到书后“正疑惑并未收到初版本”，可莫老师的女儿说见过，并走到书橱前去找，不一会儿便找出来了。陶师母因而在信中感叹“真不知此书橱竟是谁人之书橱”（1997年3月9日《致莫砺锋之十五》）。可见，这个小丫头应该是经常在莫老师的书架上翻书，否则不至于如此熟悉。南大好几个著名文史哲教授的子女都没有继承父辈的专业，转而学了金融、管理、计算机等热门专业。男人需要养家，情有可原。相比而言，女性压力稍轻些。但当最后我看到莫老师家这个从小受到人文熏陶的女儿，本科选择了南大计算机系，后又出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硅谷周边工作并在附近定居时，也只能同情地理解，因为这是全球人文社会科学普遍不景气的一个缩影。
读此书的两地书，我忽然想起古人说的“祸福相依”。我是2003年第一次赴美，到的也是哈佛燕京学社，但那时网络已经开始普及了，国内可以通过电话拨号上网，微软的MSN（在线通信软件）开始流行，所以不必再等鸿雁传书，自然也就没有了手写的书信。如今回头细看，留在MSN的留言，随着MSN退出舞台，那些文字也烟消云散。书中莫老师访台时的书简就明显短了许多。早年时因为国际信件邮费很贵，加上路途遥远，所以尽可能多写。但电子邮件可随时书写，瞬间可到，且不用担心邮费问题，所以就短了许多。现在过渡到了微信时代。有事留个言，时间合适时就打个视频电话，更使书信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若干年后，你要回想某事时，这些记录或已删除，或无法打开，也就无法留下岁月的痕迹。看完此书，我唯有长叹：这，是幸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