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追问与审美教化：西方古典美学的人学解读》，韩振江著，人民出版社，2021
【导读】《人的追问与审美教化：西方古典美学的人学解读》一书全面梳理了自古希腊至19世纪西方古典人学与美学的交织影响与演递进程，采用“人学”与“美学”的双线叙述结构，借鉴年鉴学派的“长时段”与“短时段”叙述法，通过观念史分隔“人物史”，通过“人物史”统领“问题史”，整体论述史料凿实，血肉丰满。可以说，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部人学史，而且是一部人如何成为“人”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美学史，而且是一部人如何成为“美”的历史。
【关键词】古典人学 古典美学 人的本质
韩振江教授的《人的追问与审美教化：西方古典美学的人学解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是一部通过人学追问美学、通过美学镜鉴人学的西方古典美学史专著。作为国内第一部人学视角的美学史论著，该书以史带论，论从史出，具有鲜明的“历史”写作特色。“人是什么”的问题，是现代之前西方古典哲学与美学的基本主题。从古老的斯芬克斯身体隐喻之问，到康德的知识论、价值论、审美论考量，“人是什么”的问题构成了西方精神科学的基本主题，不同的回答织就了不同的思想与艺术脉络，呈露了不同的人性与审美的因缘起落。论著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其详细分梳了“美学”与“人学”在西方古典史上的三种不同关系，从而清晰剥离了长久以来美学与人学关系的混漫状态，为人们深入理解古典美学提供了别样的视角。美学与人学的第一层关系是手段与目的关系，在此意义上，美学是通向人学的必要方式与途径。由于人的完善和德性是人学追求的目标，审美便成为通向理想人之津途，“美”与“人”的关系，便成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根据作者，“在古典时期，人的完善和德性是人学哲学的追求，审美是人完善的方式之一，美学起到了教化作用”[1]19。到了启蒙运动时期，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裂变使得美学与艺术总体上成为人性启蒙或人性教化的手段。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人不仅是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且也是美学运思的起点和终点。美学离不开人，离开人就无所谓美”[1]1。“有什么样的人学就有什么样的美学，美学是人学困境的一个解决途径。”[1]13在作者看来，“如果说西方古典人学与美学的关系是人性完善与审美教化，那么现代西方人学与美学的关系就是人的异化与审美救赎。总之，审美在人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0。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论著始终贯穿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从横向逻辑关系来讨论每一时代美学与人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从纵向历史的角度讨论美学与人学自身历史演递与反向影响关系。在作者看来，由于“西方人学对人的本质的探索直接影响了西方美学的核心思想的变化”，因此，“研究在不同的时代，西方人学如何具体地影响了西方美学的发展”“梳理出人学美学史的逻辑历程”[1]2，就理应成为本书的又一重大问题。可以说，正是通过对人学与美学复杂关系的梳理，作者才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人学命题：人的自然性、伦理性、社会性、审美性构成西方从古希腊至现代人学思想的主题，并穿梭交织构成人之本质的丰富演变历史。美学与人学的第二层关系是手段即目的关系，在此意义上，美学就是人学，人学发生于美学，人学完成于美学。作者得出这一结论的基本依据在于：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审美的独特性表现在“得鱼”而不“忘筌”，“鱼”在“筌”之中。根据作者，“古希腊人在命运束缚与理性智慧之间、在人的灵魂缺失和神灵完满之间找到了一个路径来完善自我，这就是审美。对于古希腊人而言，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都是他们的自然生活，也是他们的公共活动之一”[1]22-23。作者的言外之意是，古希腊理想时代曾经通过审美活动而催生出理想的人学与美学关系，但这一关系在后世一直处于失落状态，挽救这种失落状态，成为后世人学与美学孜孜以求的目标。到了古典时代，歌德通过一生的躬身实践，追求浮士德与海伦式的和谐、渴望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统一。“对于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作家主体与自然的关系，歌德有个精辟的概括：艺术家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奴隶。”[1]263而同期的席勒则试图通过审美教育解决人性的分裂。“美是人性的完满实现，这是席勒人学美学的核心思想。”[1]272“现代人就要通过审美活动来重塑完整的人性。”[1]275正是在席勒所希冀的审美活动中，人的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才能统一为游戏冲动，人成为审美的自由人。美学与人学的第三层关系是手段超越目的，美学本身成为人学的归宿。根据作者，中世纪时期，美为上帝所专属，它与真善合一，人在皈依上帝中静观美、体悟美，美为超越于人的外在实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通过重新发现美与艺术来重新发现人。美既是独立的存在，也是人性愿景。到了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理性主义时代，美学既是工具也是目的。“席勒在《审美书简》中明确提出了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他像先知一样预见了现代性社会中人的分裂，并试图在美学中寻找解决的途径。”“在美学中，康德体现了人学之主体的伟大。”[1]244康德将美作为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拱顶石，其终极指向为自由，美与艺术超越工具手段而通向终极目的。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则视美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将实体等同于主体，划定了绝对精神与美学的本质和现象关系，美与艺术虽不为至高目的，却处于实体的主体之上。不唯如此，作者还指出，西方美学“直到叔本华、尼采、马克思等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出现之后，才侧重于从人的本质思考美的本质”，在这之前，一直陷入外在观念论的、形式论的美学思考。[1]1-2但是，由于“哲学中的人学或者人学哲学才是影响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构成的重要要素”[1]1，故而重新讨论人学与美学的手段超越目的关系就具有重要的观念史意义。论著的第二大创新之处，在于它运用历史的与批判的眼光钩沉史料，甄别问题，从而使西方古典美学史与人学史的叙述既渊源有自，又交错并行。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曾指出，哲学史写作的目的在于：“（1）准确地证实从各个哲学家的生活环境、智力发展和学说的可靠资料中可以推导出什么东西来；（2）从这些事实，重建出创始的发展过程，以便就每个哲学家来说，我们可能了解他的学说哪些来自前人的学说，哪些来自时代的一般观念，哪些来自他自己的性格和所受教育；（3）从考虑全局出发来估计，这样创立的、根据根源来阐述的这些理论对于哲学史总的成果说来，具有多大价值。”[2]可以说，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立场，作者才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问题入手，详细分梳了西方古典时期人学与美学交互影响与独立发展的历程，其中既有史料的丰赡，又有问题的提炼与思想的撷英，堪称一部书写西方古典时代人的审美教化与救赎的简明历史，构成了与国内经典西方美学史写作的显著不同。比较一下国内几本以古典美学为核心的西方美学史专著写作，可以发现，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是以西方哲学史自身的转嬗统摄美学问题的自然发展，它强调了人类心灵的丰富性及其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内在关联，突出人类艺术心灵表现的丰富性是其典型特征。李醒尘的《西方美学史教程》以西方哲学流派为线索，以代表性人物的美学思想为中心，通过以线串点的方式，编织了西方美学史的整个结构网络，突出不同美学家之间的区别是其典型特征。朱立元的《西方美学史》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将不同历史阶段的西方美学思想、审美心理、艺术表现有机结合在一起，突出不同美学观念之间的谱系与承继关系是其典型特征。汝信主编《西方美学史》详细阐述了西方美学思想与艺术的产生、发展、演变、交融背后复杂的哲学史、社会史、文化史背景，突出西方美学内部复杂的关联及其原因是其典型特征。而本书则采用“人学”与“美学”的双线叙述结构，先按历史哲学“长时段”分析框架，分“古希腊罗马人学与美学”“中世纪至17世纪人学与美学”“18世纪启蒙主义人学与美学”“19世纪理性主义人学与美学”四大阶段进行大历史叙述；在每一具体的小历史阶段，又以代表性人物为“纲”，以其“生平与著作”“人学思想”“美学思想”为“目”，通过“人物史”统领“问题史”，使整个论述显得血肉丰满。这种叙述的好处在于它有效消解了人学与美学互文叙述的张力，使整部著作成为一种互为目的与手段的有机整体，表现在内容上，就是使整部著作不仅成为一部人学史，而且成为一部人如何成为“人”的历史，不仅成为一部美学史，而且成为人如何成为“美”的历史。当然，这种互文式写作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那就是：一旦将人学与美学相比，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美学与审美活动自律性的消解，冲击现代美学来之不易的果实。美国哲学家梯利曾指出：“评价一种思想体系，必须着眼于它本身的目的和历史背景，着眼于同它直接的前身和后继的体系相比较，着眼于它的前因后果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发展。因此，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和批判的。”[3]因此，当舍弃人学与美学本身内在的演递逻辑，会带来一个不可克服的理论困难：我们用什么标准评价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学观念或美学观念的先进与否？因为一旦我们将人学观念与美学观念互文叙述，极有可能会出现用人学观念评判美学观念、再用美学观念评判人学观念的循环论证怪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种基于人学与美学之上的更高的哲学史观。当然，一个合理的辩护就是：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标准的开放性。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人性经验，都无法证明单纯的感性之乐、理性之乐、信仰之乐就是对完满人性的肢解。因此，我们必须反对人为地设定某一人性极端为理想人性，必须反对以某一人学或美学标准压制人性诸端，反对将单一的人学或美学形式视为通达理想人性之不二津途的做法。[1]韩振江.人的追问与审美教化：西方古典美学的人学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5.[3][美]梯利.西方哲学史（上）[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10.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12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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